第五节 日伪在饶政治结构之演变及社会经济状况


　　　　　　　　　　 第五节 日伪在饶政治结构之演变及社会经济状况
　　日本侵占饶河至伪康德五年清乡并屯时，县城共有大、小商店60余家，饭店20余处。清乡并屯后全县农民生产生活遭很大破坏。虽然并成20余处村屯——集团部落，但人口大减，生产力下降。耕地荒废，只得凭镐头刨垦新荒，加以差役负担过重，无力耕耘，产量极低。且由于山禽野猪之为害，许多农户忙碌一年，尚不足糊口。甚或竟至颗粒不收，只得以山菜嫩草充饥，购买力下降。使县城百余户商家，失去顾主，断绝财力来源，尤其鸦片生产中断，一时全县年减少收入鸦片120万两至150万两，折合伪国币 250万元，国民收入减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一贫如洗。许多商号手工业，不得不被迫关闭。中小商号倒闭后，有的将手中本钱买成蜜蜂，改作养蜂；或被迫改行务农，少数一举成为“配给店”之老板。
　　至伪康德八年(1941)末，全县商号关闭百分之九十。很多商品实行配给制，统一控制火柴、豆油、日用百货供应，以原茶庄鞋店商行“东生泰”为主体组成“小卖联盟”，吸收部分原商号掌柜参加。不久小卖联盟转为“配给店”。至伪康德九年，县内布匹、茶食、制酒、榨油、书店、印刷……全由“东生泰”一家控制。粮食供应，日本在此成立三泰公司，专门经营粮食(包括粮食配给)及煤炭。烟酒早在康德六年即设置专卖局，统一掌管销售。清乡并屯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济日趋困难，烟、酒类除军需外，市面已绝迹。火柴、石油、食盐以人按月配给。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
　　清乡并屯后，县城涌入大批无业游民，既无地可耕，又无工可做，更无栖身之所。强壮者或越江去往苏联，或返回内地。无能走动之独身汉，靠拉小爬犁到二十多里外之西南岔、小北沟等地为商号或官吏运木袢糊口。有时晚归城门关闭，因饥饿疲惫，冻死在城外者并非少数。老弱残疾者，被迫流落街头沦为乞丐。伪康德五年满洲拓植会社，将地主手中多余之土地，收归国有(买回)配给无地农民耕种。然近地、好地多为权势之家所得，一般贫民，只能领到一点远地、’薄地。并屯前，本地以种植鸦片为生活来源。清乡并屯后，生产遭受极大破坏，农民无力恢复生产。伪康德五年伪三江省下拨本县一笔“罂粟更生贷款”约计10万元。用以资助无力经营之农民，添置畜力绳套、种子等。但到了农民手中则所剩无几，多为权势大户掳占。其后自康德七年至康德十年，伪县公署曾几次派人去海拉尔购买马匹约200匹，牛300头，羊1 000只。但强壮者，亦多为大户买去，一般农民买到耕畜，未及使役，便已死去。且日伪连年围剿抗联， 农业劳力被派去背给养，修路、修飞机场， 为日本驻军服劳役，缴纳繁多之捐税，如“飞机献纳金”、“所得税”、“禁烟税”、“卫生税”、“门户费”、储蓄……之类农民几无以应对。伪康德九年(1942)成立县“兴农合作社”，以打粮食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交纳“出荷”。因生产力低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无耕畜，用镐头所刨土地有限，加以野兽为害及水旱灾害，所收粮食不足糊口，但催要出荷粮时，警察将农民的石磨、石碾贴上封条，违者非打即骂，严重者以抵抗“出荷”罪，随即逮捕。即是丰年，大多农户去了“出荷粮”尚须赖窝瓜土豆充饥。
　　与此同时，渔业生产也被控制。自伪康德七年始，将所有渔民全部归入“渔业组合”，其后“渔业组合”统归“兴农合作社”领导。捕渔钩具网线，统由“渔业组合”配给。捕得鱼产(主要是大吗哈鱼)由渔业组合包购，除供应日本驻军及少数上层官吏食用外，大部调往内地。伪康德八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边境控制日紧，凡江上捕鱼之民，必须经过审查，有“通苏”、“通匪”(指抗联)嫌疑者，概不准下江。大多渔业主都持有特务机关证明，并交以情报任务。
　　至伪康德十年以降，全县百分之五十以上居民无被褥，很多农民炕上只有一摊破棉花套子或破麻袋片。山沟里孩子长到十几岁尚赤身裸体。全靠多烧木柈取暖，聊以过冬。四排村竟至达到男子夏季在地里劳作，浑身涂些泥巴，腰间围破麻袋片遮体。朝鲜族家庭，炕上唯有几张稻草帘子，算是夜间遮身铺盖。除伪公职人员，每二年可配给一套协和服或制服外，一般贫民只得靠“更生布”(用破旧棉布更新之一种粗纬细经麻袋式布，穿不三五日即破)遮体。且收入低，买不起履具，多用盐腌渍生猪皮、鱼皮、草鞋裹足。县城北有一专为50余名乞丐搭盖之草房，其中有名叫徐大汉者，专门靠扒坟揭墓，扒死人衣服出卖过活，尚且买不到手。人民褴褛之状不堪忍睹。伪康德六年，全县流行伤寒、虎痢拉传染病，染疾死亡者近百人。伪康德九年穆棱河泛滥成灾，密山、虎林一带粮食大歉，本县亦因雨涝歉产。伪康德十年(1943)，大馑，伪警察官吏，配给粮不足以饱肚，只得四处买黄豆煮食。一般农民买豆饼、挖野菜、稻糠、红松树皮充饥，且须负担繁重的差役，修路，修飞机场，“勤劳俸仕”等。本年早春，全县又一次瘟疫流行，染疾者千余人，死亡 200余人。最严重者为县城及西林子等地，人们述及可怖情景，有诗为证：
　　昨日城外出官差，今天死了要人抬，
　　活的又为死的哭，死的却把活的埋 (指人死亡较多之意)。
　　有抬葬死人者，路上忽然得病，及至回到家中便一命呜呼。时县城西门外，死尸横仰卧匍，不堪一睹。伪县公署虽采取对患灾疫家庭实行隔离消毒，也不顶用。直至六月草木争荣之时，瘟疫才告息止。
　　伪康德十一年(1944)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局失利，原来作为日本后方之“伪满洲国”，因欧洲战场德国节节溃退，日本大本营已知苏日战争之不可避免，因此日本凭借当时尚存之实力，开始部署对苏作战准备(梅本舍三著《关东军总司令部》)。作为满洲国境线——饶河，情势更加紧张。伪康德十一年秋，经日本当局部署，于县城西北隋家山(今一棵树)西一公里处，修十字形飞机场一处，到十二年(1945年)春，尚未最后完工。同年春，伪县协和会青年训练所，征集50余名“国兵漏”组成“勤劳俸仕队”到大带河及石场以西修筑公路。七月，利用县城小学暑假，组织50余名12至16岁男性学生及70余名民工，到关门嘴子及小南河等山区采集山葡萄茎叶，熬制酒石酸，为其作战需要，并由吉林师范大学派来 4名大学生前来掌握具体操作技术。虽则如此，为应付太平洋战场，日本当局仍不得不将东北关东军一批批调走，至伪康德十二年春，留驻本县之关东军守备队山崎部队(原为一团兵力)撤走，剩下不足 150人，加上日本籍警察，总数不过 200人左右，日本行政官吏，开拓团员也不断被征调入伍。本年夏季往来于虎头——饶河——佳木斯——哈尔滨之轮船也大为减少。街面上日本人寥寥无几。五月欧洲德国战败投降。在满日本人心情十分恐慌，知其末日将临，社会上人们暗地里议论纷纷，谣传四起。其中一个谣传说：在牡丹江一带，一产妇生一对孪生儿，一个脖短，一个脖长。两个婴儿落草就会讲话，短脖郎说：“别看我生来脖子短，到秋不受日本鬼子管”。长脖郎道：“别看我生来脖子长，到秋不拿出荷粮”。民众对此谣传视为珍奇，到处传闻。人们冀期日本帝国主义之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