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右派斗争


　　　　　　　　　　　　　　　　第三节　反右派斗争
　　由于农民手中粮食减少，牧业直接受到影响，因此，市面禽蛋肉类大为减少，县内省内乃至全国各地均出现类此情况。过去市场肉禽鱼类充斥，高级合作化后，猪迅速减少，许多饭馆只卖牛肉，且不经常。粮食统销，定量限额，凭票证购粮买食品，主食副食，均很紧张。由此而引起之人心浮动。1956年十二月，匈牙利事件之出现，对世界各国，尤其对我国也有一定影响。舆论中“合作化搞快了”，“合作化搞糟了”，“今不如昔”等议论，历历出现，社会上不满情绪有所滋长。1957年三月，中央决定党内开始整风，请各民主党派帮党整风。党外人士以诚恳态度，开诚相见，提出各种有益批评和建议。也有少数人借此机会，进行攻击。北京有人提出：共产党未取得政权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掌握政权以后，即不代表人民利益等等。有人提出要效法西方资本主义两党轮流执政办法。各大学有人鼓动游行，演讲示威，提出专家办学，外行不应领导内行……面对此种情况，有人主张采取武力压服，毛主席否定了这种作法。早在本年二月下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即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敌我矛盾才能用压服或专政的办法解决。也就是说，要辨别香花和毒草。毒草是客观存在，不让它生发不行，必须让它生发出来之后，让人们提高识别香花毒草之能力，然后再发动群众把它除掉。并提出识别香花毒草之六条标准：“第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第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第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第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第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第六，有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主席提出，对待一切“乱子”，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坏事也能转变成好事。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的指示》。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自此，大规模地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中央领导同志讲，我们要把拳头收回来，然后再伸出去，打得更有力量，全国性之大辩论，反右派斗争开始。
　　本县遵照上级指示，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会议，首先在干部阶层中，进行辩论。有人面对事实，提出合作化把农民搞穷了，粮食吃不饱肚子等等。和平村村长张殿芳讲：“过去一匹马，一年留马料一千多斤，现在只留几百斤，牛长得象蛋一样，一挑子能担俩”……另有人提出：“合作化粮食不如过去多了，吃不饱肚子”等等。与此同时，城镇职工供应量，由每月30斤，降到27斤，发动机关干部职工讨论粮食是否够吃？县政府农业科科长贲向荣，说：“如果说国家有困难，让我们节约几斤粮，是可以做到的。如让说实话，就是不够吃的，怎么可以昧着良心说谎呢？”对此，他被当作典型在群众大会上受到了严厉批判。结论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公开污蔑。另对一些散布今不如昔论点的人也进行了批判。同年十一月，在全县农村，进一步开展以粮食为中心的大辩论。凡是提出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存在问题的，均遭严厉批评。并通过算细帐，证明粮食生产是在逐年提高，今不如昔之论点，遭到驳斥。在农村并开展了正面阶级教育。用刘介梅忘本回头事例，教育农村基本群众 (刘介梅是湖北省某地贫农出身之供销社工作人员，他也跟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散布今不如昔，合作化搞糟了等论点，通过批判帮助，他开始觉悟回头)。
　　在东安镇，开展大辩论中，有名叫孙其开之农民，提出今不如昔论据，遭受了三个夜晚之批判。其子责其父说：“你少说话不行吗？他们说鸡蛋长在树上，你说还长了把呢，就行了呗，哪能惹出这么多的罗乱！”
　　通过农村的大辩论，大多数干部职工明辨了应该坚持的是非标准，对问题应该怎样看法。有些人虽然对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有看法，也不敢多言了。
　　1958年二月，县直机关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各机关普遍建立了反右核心领导小组，培养了骨干。具体步骤分为三阶段。第一步为发动与鸣放阶段，进行约半个月时间；第二步为梳辫子，大辩论阶段——即分清是非，用六条标准做尺子，进行辨别香花毒草，共半个月时间；第三步，处理阶段，十天时间。
　　整风开始，县委书记张福裕进行了全面的动员，中心思想是，要关心党的事业，帮党去掉污垢，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本着关心党的事业的态度，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任何人不准打击报复，有什么要说什么……经过一阵启发诱导之后，一些人便毫无顾忌地提出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有在会议中大鸣大放的，同时，提倡用大张旧报纸，写出自已的意见和看法，名叫“大字报”。县委、县政府、学校等各机关事企业单位的走廊、墙壁上，被大字报贴满。
　　反右斗争，在县委直接领导下，下设县委、政府、公检法机关、学校、财贸等五个核心领导小组，对鸣放的意见、性质、逐条摘录梳理。三月十八日，对重点人的鸣放意见，以六条标准为尺度，开展大辨论。
　　四月五日，县委县人委公检法及文教财贸等系统，同时开会，宣布陈永久、元一舜、韩益友、那杰、穆威、张耀权、朴斌 (银行)、傅雨田、乔秀山、杨素媛、林基东 (商业)、王庆祺(商业)、宋成奎(商业)、朱根增、郝坤、李文生等十六人为右派分子。刘学才(邮电)、李宝山(银行)为坏分子。并将那杰宣布为极右分子，当场予以逮捕法办。凡划为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之党员，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清除干部队伍，取消工资，下放劳动改造，每月只付给23元生活费。
　　余县内尚有16名中右分子，未予公布，只在档案里注明，组织内部掌握。但中右以下，基本全部下放劳动改造(1979年全部平反，见后)。
　　为实行国民经济“大跃进”，提倡干部深入基层，下乡上山，参加劳动，于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同时，另有以县人委办公室主任王宪章为领队的自愿报名，经县委批准，戴光荣花，敲锣打鼓，欢送下乡，接受劳动锻炼之干部24人，分赴小南河、西林子、关门嘴子、大带河等村。
　　同时提出机关办公桌搬到乡下去之口号，干部参加农村劳动之风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