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场县合并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场县合并


　　　　　　　　　　 第六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场县合并
　　全国由于反右派斗争的震慑，一些对合作化，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的议论，从此消声匿迹。即正常之批评建议，亦少有慷慨陈词者。农村地主富农、伪警宪特，有人虽已摘掉帽子(解除政治管制)，但通过粮食大辩论，又一次对其敲了警钟：“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因此，事事时时畏惧小心，唯命是从，惟恐惹出是非。加以广大群众经过二年多合作化集体生活之锻炼，集体观念已经加强，集体生活业已习惯，于是一种听凭党之召唤，一任领导指派之风气形成。
　　1958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报纸电台舆论界接着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赶英超美”等口号。在此种思想气氛指导下，自上而下，从省到县，在落实1958年生产计划指标时，层层加码，提出粮食产量，两年上纲要 (亩产400斤)，五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即1958～1962年)过黄河(亩产600斤)。 县委在部署全年农业生产任务及征购粮指标时，有以为太高者，完不成，永幸乡新任总支书记一马当先提出：“在大跃进的年代，就是要按总路线精神办事，不能按常规走路。”并声称：“我们乡今年保证完成五铲五趟，粮食产量要保证达到亩产 380斤”。有一提出能完成者，其他人则鸦鹊无声，整个计划单产指标，随之提了上去。于是以“片”(相当原来区范围)为单位，开展乡与乡，村与村之间的争红旗，插黑旗评比竞赛运动。浮夸之风就此兴起。
　　为争夺粮食丰产高产，自干部至群众，从一开春即刨粪送粪。村村社社连续夜战，有时通宵，即所谓“连轴转”。拂晓即发动社员开展 “五有三勤”(五有即家家有便所、灰仓、猪有圈、鸡鸭有窝、牛马有栏。三勤为：勤起、勤垫、勤打扫)。 白天在田野劳作，晚上抓麻雀、灭苍蝇，除四害、讲卫生。
　　由于狠抓群众之发动，妇女老人，半劳力，均需下田劳作，用人拉爬犁送粪。本年全县施肥面积达到占旱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二，单位施肥量，较1957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以上，而各乡实际上报施肥面积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有百分之三十是虚假。全县新修加盖便所1935个，占总户数百分之九十二。灰仓1 520个。占总户百分之七十。儿童每人消灭麻雀 50只。以交麻雀腿报成绩。三义乡朝鲜族学生朴山鹤，一人抓麻雀 1 200只，被评为除“四害”能手，出席省、地表彰大会。至1958年秋，全县麻雀大减，零星残余雀类，见人即飞，已成惊弓之鸟。
　　春耕夏锄之交， 全县第一轮乡级红旗赛联评，红旗被永幸乡夺去。 永幸乡条件是：施肥“百分之百”，截止六月十五日，各乡头遍铲趟刚刚完成或接近完成，而永幸乡“已完成了三铲三趟”。经过现场参观，永幸社员背地里咒骂乡党总支书记为“扒皮”！有人说：“为个人往脸上抹粉，不惜牺牲群众”。原来永幸乡所谓已完成三铲三趟，是在乡总支书记部署下，每队打制二副耘锄或购买二台铲趟机，苗未出齐，即行趟之。每耘一遍，即上报完成一铲一趟。来人参观时，令将地头50米之内，以人工锄之，以示其田洁苗净。同时，将社员划为四个类别。即劳动好者，左胸间缝一红布条；中农或略不听从指挥，劳动较好者，左胸间缀一蓝布条；挑皮者或劳动差池者缝一黑布条；地富及戴帽管制人员，左胸缝一白布条，以示有别。除地主富农外，各色布条，可依据表现，随时变换。
　　永幸乡经验，虽未在全县推广，但浮夸吹牛之风，已自肇始，强迫命令，干部随意扣减社员工分，扣发社员口粮，践踏社员人格作法，已成见惯。
　　随着全国高级合作化之实现及生产事业之发展，现行高级合作社三五十户已感到规模较小，许多地方，为开发水利工程，改良土壤，建筑集体设施等，一个社，劳力太少，必采取联办，合作完成，这本是一种好办法，几个社联成一个大社，成为形势发展之必然。是年八月，毛主席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一些农村。九月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此前，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时，手题“人民公社好”五个大字。八月十七日到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确定了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及钢铁翻番。并作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是全国各地，组建人民公社和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随之掀起。有些地方，由联办合办，相互协作，演化成无偿平调劳力，已经成风。1958年七月，本县由各山区社队，抽出劳力支援三义、岭南、大佳河、小佳河、西林子等村，进行水田除草，共抽调劳力 250余名，以所谓发挥“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只给吃饭，不给报酬，历时半月，3 750个劳动日无偿平调。
　　1958年九月以来，全省各县相继实现人民公社化，本县24个高级合作社归并成立四个人民公社。即：饶河镇、西林子、小佳河、东安镇等人民公社。原来的乡镇干部，转为人民公社干部，‘政权与生产(包括事企业)合一。原高级社，改为人民公社所属之大队或小队。社主任、支书、会计，即为大队支书、队长、会计等 (各人民公社所属大小队范围，均见《县志卷二第三章建置)。
　　人民公社为党政经济生产一体组织，然当时仅为党及行政领导机构，相当于原区级范围。生产及所有制，仍由原高级社(改为大队或小队)所有。生产与分配，仍以原来之基础范围进行。与过去所不同者，是村级政权取消。至此，基层再无专人掌管国家政策法令之贯彻，生产队虽属兼管，但注意力只着眼于生产和分配，其他则无暇以顾。同时县及公社也以抓生产为主体。政权职能渐次失灵。关心政策法令之气氛，逐渐淡薄，产生了“只要为集体，昨干都有理”的说法。有以集体利益为名，破坏国家资源，拒不执行国家政策法令，主管者均默然置之。以能完成生产任务为能事。此为二十余年来，国家政令不能很好贯彻执行之肇由。
　　早在1954年铁道兵部队，即在虎林密山间进行军垦(大部分为劳改队)，建立了八五〇等农场。1956年夏，农垦部部长王震，由佳木斯乘轮船来饶河，考察乌苏里江沿我国边境一带之荒原。九月，由虎头之八五〇九部队(又称农场)，派姜兴泉，王其超二人来本县，在县乡干部配合下，去东安、二龙、民主一带踏查了一部分荒原，为开荒布点，作一些准备工作。十一月，先头部队进入本县，共 200人左右，进驻和平、民主、胜利、二龙、四平等村，以孙培君为场长，张鸣山为书记，正式建立八五〇九农场(后简称八五九农场)，场部临时设在饶河，后迁往东安镇。后续队伍及拖拉机、汽车、农具等机械设备相继运入。1957年于四平(今平东村)屯之西建一分场(今八五九农场)，又于胜利屯(今大孤山屯)之西南山建立第二分场部(今胜利农场)，开始布点开荒。1957年末，由新疆农建二师调来副师长赵明高为该场党委书记兼场长，张鸣山及孙培君为副职。1958年十万官兵开发建设北大荒，前来我县之转业官兵，共计 3 200余人，分赴以上二个分场各点，极少数插入老队(1957年所建点)，大部在荒原上平地起家，建设新居民点。其时，饶河县委为支援军垦事业，在第一书记张福裕主持下，将县管一棵树农场，移交给八五九农场，改为八五九农场第三分场，其周围所垦之荒原，亦同时划归该分场。就此，约有400名转业官兵，进入一棵树所属各开荒点。
　　面对“大跃进”形势，农场机械开荒，发展迅速，当地干部群众，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农场机械化生产之优越与地方之牛马犁具之小农业，形成鲜明对照。早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县内各乡村干部群众，即有与八五九农场合并之愿望，惟恐拒纳。进而变成社会舆论。至同年九十月间，已有几个乡村，联名向县写信，请愿加入国营农场。据此，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均一致向往合并。于是经县委书记张福裕，县长窦忠，与八五九农场书记兼场长赵明高磋商，赵极力表示欢迎。与此同期，虎林县境内农村，与国营农场毗连地区，亦有此种请求。经农场请示铁道兵牡丹江农垦局并转呈农垦部同意后，经国务院核准，作出了撤销虎林、饶河二县建制决定，合并成立虎饶县并与牡丹江农垦局合一。原虎林县内一部份人民公社，合并所在国营农场，饶河境内四个人民公社，全部并入八五九农场。
　　饶河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除县长窦忠调往省某科学研究所外，县委书记张福裕，副县长宋连璧，组织部部长韩山，财贸部部长王树基，县联社主任胡铭朴，粮食科长金德全等10余人调往虎饶县(在虎林，即牡丹江农垦局)，充任局县领导及各部科长领导，余尽为农场统一分配。刘纯德任命为八五九农场副场长(兼虎饶县副县长)，蔡春延为副书记。原县武装部部长郅顺贵转业任命为组织部副部长，原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国财，任农场办公室副主任，余均依其职级分配在总场或分场任科长，分场书记或场长或干事，或生产连队任连长或指导员。合并八五九农场后，原饶河县辖境，统归八五九农场所属范围，行政为一区级单位，即虎饶县饶河区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