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八五九农场时期1960年之灾荒与饥馑
八五九农场时期1960年之灾荒与饥馑


　　　　　　　　　　 第七章　八五九农场时期1960年之灾荒与饥馑
　　为庆祝饶河与农场合并，于1958年十二月廿四日，原饶河县科局以上干部，各人民公社及生产队支书队长，同八五九农场场部及所属分场之连队干部，共计 520余人，齐聚饶河开会，街道上张贴着大幅标语，悬挂过街旗，张灯结彩，各分场、公社写了大量贺词，全部悬挂在工人俱乐部大会场内。以公社生产队为单位，进献肥猪冻鱼、大米、蜂蜜等。为大会聚餐之用。会议由农场书记兼场长赵明高及原饶河县委书记张福裕共同主持。会议议题有以下几项：
　　第一，传达中央国务院关于撤销虎林、饶河二县，合并成立虎饶县建制，并与牡丹江农垦局合一办公之决定。关于批准虎饶地区人民公社与国营农场合并之决定；
　　第二，农场组织机构区划及人选任命；
　　第三，关于合并农场后，农村社员转为国营农场职工，待遇等级划分规定；
　　第四，关于冬季伐木大会战之初步安排等。
　　会议共历时五天，至十二月廿八日结束，集合千余人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夜间，扭秧歌，举行灯火联欢。
　　会议决定，原八五九农场场部，由东安镇迁至饶河。
　　宣布合并八五农场后之机构及分场设置等(见卷二建置)。
　　合并后之八五九农场组织机构如下：
　　农场党委设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乌苏里江报社、机关党委，行政场部下设办公室(与党委办合一)、供销科、粮食科、计财科、劳资科、医院、林业科、畜牧科、工副业科、科委、生产办公室、农业大学、基建大队、农业科学试验站等，总计行政编制125人。
　　合并八五九农场之人民公社生产队干部社员，共计3 259名，其中男劳力2 455名，女劳力及老弱半劳力 794名，凡全家赖以生存之主要劳力，及参加集体劳动在一百天以上之妇女及半劳动力，均纳为农场职工。分别评为以下五个等级。即月工资23元，27元、32元、38元、42元。一般妇女及老弱半劳力评为23元，年轻能干之妇女，最高评为27元。一般男劳力多评为32元，较强壮能干，或担负排(小队)连(队)职务者，被评为38元。最高为42元，多是生产大队队长，支书，会计或具有特殊技能人员。
　　农场为压缩开支，经反复动员，并做思想酝酿工作，提出，有鉴于自1959年一月分实行工资制，对1958年各社队年终分配金额，一律停止分配，全部扣留作为农场发展生产基金。社员生活，自起薪之后，靠工资营理。尽管大部分农村干部，思想不通，但经县委一再动员教育说服，加以先行发动积极分子，领先表态，大多数与会者，迫于“大跃进”形势，加以憧憬农场之美好前景，遂一致表决通过。
　　本年全县农业生产，为土地改革以来产量最高的一年。平均亩单产高达260斤，全县67 663亩耕地，粮食总产量为16 753 000余斤，价值150余万元。加以副业收入45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百分之兰十)，共计全年总收入 195万元。 除去税收、生产费、公共积累，社员分配总额，为975 000元 (占百分之五十)，无偿平调归公。自此全场生活集体化，凡正式男女职工，全部到集体堂食入伙。每月固定伙食费六元，饮食水平，定量37斤粮食，每餐一饭一菜(或汤)，节日略有改善，或领回家吃。
　　由于农场人员之增加，支出之扩大，加之，自 1957年以来，至1958年，共计开荒633 330亩农田，因土地生冷或违误农时，1958年平均亩单产只有20斤。因此，财经支绌，无以弥补。与地方合并后，虽带进近百万元社员分配基金，渔、副业生产有所增加，然全场 8 000多名职工庞大开销，实难以应付。
　　基于此种情况，根据农垦部指示及牡丹江农垦局之具体布署， 必须借助那丹哈达拉岭(完达山东北支脉)山区之林木资源，作到以木养农。1958年，计划采伐原木 1O万立方米，由农场成立总指挥部下领伐木一团(秦琼沟)、伐木二团(小佳河——小庙子)、伐木三团(五林洞)，共计2 200多人，深入山场主要采伐红松 (二团伐杨木)。同时，以分场为单位，各自就地采伐杨、柞、桦、水曲柳、黄檗罗等杂木，作为纱锭木或制做家具，由农场自销。与各地交换所需要之机器及物资，弥补农场开支之不足。上层欲图加速开发进度，要求过急，加以缺乏经验，致强迫命令，瞎指挥风，浮夸说谎等情况屡屡发生，给工作造成严重损失。
　　同期，早在本年九月份，为响应毛主席全民大办钢铁之号召，已抽出 300多人，分别在大鼎子山前万福砬子一带建房立点，修砌高炉，冶炼钢铁；在永幸村东之孔雀岭老牛圈地方，打石开采铜矿，历时四个多月，两地伐木盖房，采石砌炉，机器运输，物资设备及人员开支，共耗损经费13万多元。因毫无成效，不得不于1959年二月份告停。
　　采伐中，伐木职工，迎风冒雪，日夜奋战，倍甚艰辛。指挥部为夺取高产、超产，山场掀起竞赛。石场、花砬子、秦琼沟内，凡是采伐工棚所在，则必插起红旗，因将秦琼沟改为红旗沟，提倡夺高产，争超产。每组伐木人员，自选场地，以多伐为“放卫星”。每人日间伐木，晚上收工时，自报成绩。其时，有一人报日伐木 210立方米者。由于大多数转业官兵无伐木知识，既无技术训练，不懂伐木规程，打、伐、造、通、调、清六道工序脱节，只管伐，不虑及道路运输，有直伐到石砬山顶。运不下山，只得任凭其腐朽困山。经过三个月，共伐红松原木30万立方米(实际只有17万立方米，其余皆为虚报数)。集到楞场，或流送至码头者，不过五万立方米，大部分均滞留山场。
　　进山运木之牛马套子，共计450多付，其中牛420头，马 380余匹。由于主事人不懂生产，凭主观臆断指挥运输，将生产队原来搭配之双马套子(或双牛套)拆散，强令一匹马(或牛)拉一张爬犁，名之曰“以一当二”“挖掘潜力”，用人帮拉。实际上仍是牲畜独拉。由于牲畜过度劳累，加以喂饮不上，天寒露宿，三个月时间，共死亡马匹122，牛230余头。上山耕畜，死掉百分之五十。幸存者，也瘦弱不堪，一时使各生产队畜力大为削减。同天津纺织厂签订采5 000立方米白桦纱管木，由于木材未及时集运码头交货，困腐山场者数近千立方米。同年，伐木一团所伐六万立方米木材，流送下来的只不过二万立方米，余皆困山。此批木材，直至1964年冬，经东北林业总局拨给附近各军垦农场免费自运自用，才将所困木材打扫完毕，但大部已半腐，仅剩有百分之五十利用率。
　　同时，在大佳河东之半截河沟里采伐三万余立方米杨木(实际只有二万立方米)，通过挠力河流送东安镇装船外运，不过七千立方米，其余大部朽烂成泥。
　　与此同期，其余劳力，全部集中积肥排水。新开荒分场，无肥可积，有将所翻筏片，归积成堆，焚草熏烟，名之谓“熏肥”，结果满地冻土累累，翌年春季又须派人为之散开，徒有形式，而无实效。畜牧场竟有日平均人积 230立方米粪肥之放卫星者，广播站予以大力宣传。东安分场书记，依实具报日排水四立方米，受到严厉批评。
　　1959年，经农垦部部署，于饶河城北大带河桥头西侧。盖三层楼房砖瓦结构之养鸡场一处，总建筑面积七千余平方米，计划养鸡100万只，共投资 65万余元。由于粮食不足，未等竣工，即成丘墟。这所房建投资无处支付，经农场决定，将全场职工省规定百分之十地区律贴取消，每月节省48 000余元，全年共为576 000余元，刚好弥补。
　　1959年，新开荒地17万亩，因开荒迟早不一，播种多不及时，新建六分场，直至六月下旬尚点播大豆。熟悉农务者建议切莫误时播种，与分场及连队主事者发生争执，以此竟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大帽子，给予无情批判斗争。结果浪费了种子、人工、毫无所获。
　　同年合并到农场之原人民公社67 000亩熟地，加上农场新垦，共计播种面积 798 000亩，当年粮豆总产41 179 000斤，平均亩产45斤。虽渔、狩猎、副业收入有所增加，木材收入应付年中开销，但本年九月，又从山东海阳、乳山二县招募支边青年 2 698人，全场近万名职工，开支紧张，为压缩农场财务支出，自本年十二月份起，对全场妇女半劳力职工进行大裁减，对原农村并入农场之女职工，凡怀孕或已生产，或在哺乳期妇女，五十岁以上之半劳力老弱职工，进行裁减，总数 920余人，相当于新进场青年的三分之一。被裁减之职工，即取消正式农工身份，不发给退职金，其后参加集体劳动，按临时用工待遇。同时，为了压缩开支，自1959年十月开始，对国家规定之每个职工，每人每年发给35元(1965年后饶河增为42元)取暖煤津贴补助取消。
　　1959年五月，下放原地方干部与部队转业干部共计67名。同时，农场内部开始整风反右，对开发边疆，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或有散布不满情绪者，或与领导顶撞，散布怨言或有消极怠工者，依其言行轻重，均梳理之，给以批判斗争，并经农场党委批准划定右派分子46名，其中有38名集中在五分场十二连监督劳动改造。此批人，直至1965年才全部平反。同年春，农垦局于密山云山水库召开所谓“插红旗、拔白旗”现场会，交流经验，要求各场予以推广。之后，全场自上而下，掀起拔白旗运动。对思想不振奋，散布牢骚怪话，劳动不积极或稍有怠工现象之连队转业官兵，即予以批判，以自旗拔而除之，就地监督劳动改造。
　　1959年元月，开展水利大会战，全场共调动职工 1 100多人，前往大楞、西通、新兴洞、芡实湖等沿江河地带，挖排水渠道，共计完成50余万土方，由于衣食不加，野宿川泽，许多知识青年想家，有聚伙逃走者，有被追回者，亦有冻坏手脚或少数因饥寒迷路死于道途中。畜牧场开挖大楞干渠，隆冬数九，每人每天只九两粮食，刨挖冻土块，每人日定额为六立方米，多完不成。为争夺全场红旗，分场书记李某命监工人员，要发挥日以继夜战斗精神，提出实战七昼夜不准入居室。有老年人鞋中所絮靰鞡草冻了，尚不允进工棚里抖一抖，强使要坚持到底。有的老年人流着泪苦诉：“我活了六十岁，还没遇上此等情形”。许多人得了哮喘病，多数知识青年患了关节炎。
　　本年全场共新开荒地19万亩，新建村点23处，机械设备进一步增多。
　　1959年秋八月，场长赵明高调回新疆，副书记张一千相继调农垦局，续由政治部主任翟雪桥任书记，王连长任场长。经过二年艰苦创业，交通、住食条件稍有好转。其时由于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遵照局县指示，建立纯无产阶级化之国营农场，不允职工种自留菜地。少有种者，即予收回归公，名为“割除资本主义尾巴。为反对右倾，于本年冬，在全场开展一次逐户清查存粮活动。总场在饶河召开全场三级干部会议，对随意火毁过雨倒伏小麦之八分场山里屯队队长杨玉林、畜牧场三连浪费粮食之连队干部，当场予以逮捕法办。同时在全场范围内，不论偷摸或余存之粮食，进行全面逐户搜查，对户中存粮，均视为不合法，予以没收归公。居民有将粮食埋入地窖或藏之于坑洞中者。
　　1960年春节，畜牧场宣布要过革命化春节，职工仍夜战脱谷场内。正月初一，总场机关干部，亦出动爬犁刨粪送粪。
　　同年夏，以实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树立集体观念，全场普遍实行食堂化。职工干部必到食堂就餐。猪禽一律集体饲喂，居民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一律收归集体。家属所需蔬菜，一律到集体购买。收回之零星小块菜地，公家又无暇经营，全部遗弃荒芜。
　　本年虽春季稍涝，但无大自然灾害。因共产风与浮夸风波及，粮食产量受到影响，但全场仍收粮 1 784万斤。如提早设法度荒，采野菜，采草籽等，不至于出现问题。由于当时国家未有引起重视，直到九月份，中央粮食工作会议，才将粮食紧急情况通知全国。因措手不及，当时应急办法，便是压缩粮食定量。自九月开始，职工由月36斤，30斤，分别压缩到29，26斤，家属压缩到24、22斤。至十二月份，职工定量量压缩到24斤，家属压缩到18斤。同时农场无小麦玉米粮谷供应，百分之八十是豆饼面。严冬腊月，人们吃不饱，只得上山剥榆树皮，拨开深雪，搂取椴树叶煮食。有的生产队，用石灰泡玉米壳，使之成粉煮食，有的则炒谷瘪子、豆秸、荞麦秸，磨粉煮食。最严重者为畜牧场，粮食严重不足，开始推行多掺水的所谓“增量法”充饥。无济于事，便炒制豆秸拌食。由于代食品内毫无营养成分，职工及家属百分之六十发生浮肿。身体强壮，饭量大者，尤其严重。有人在山场采伐，收工时，竟死于道途之上。体弱者由于营养严重不足，患一点小病，三两日便奄奄死去。更因管理伙食人员亦有克扣职工粮食现象，职工摄取热量少中益少，许多人处于无以自持之境地。畜牧场一队职工于东海已六十七岁，由于营养缺乏，生产队长即以其怠工扣发应得之口粮，被迫拖着病躯用小爬犁到田野收弄荞麦秸，用刀剁碎炒之，然后用磨磨粉煮食，未及六天即饿毙于炕上。本年冬全场因饥寒冻馁而死者达300余人。以六分场为最严重，其次为畜牧场，其他分场次之。
　　1961年三月，农垦部部长王震来虎林视察工作，得悉此况，特拨出大豆，按人供应豆浆、豆渣，加以天气转暖，浮肿病方告消失，然职工及居民体质，仍不能立即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