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乡建制，城镇企业体制改革


　　　　　　 第三节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乡建制，城镇企业体制改革
　　1982年，实行专业承包前，本县农村生产，一律实行大帮哄的办法，全队生产只靠一两个人(支书、队长)指挥动脑筋，多数人处于听喝，等靠的局面，群众智慧和劳动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农村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因此，农村生产长时期上不去，造成收入低，同时有五十个新建村，长期处于吃返销粮的局面。其中有十几个新建队建点八年，粮食仍不能自给，国家每年都得返销。且由于农村干部管理水平不同，生产收入也自不同。领导力量强，管理水平高之生产队，收入高，社员情绪亦高，因此其领导班子也较稳固。领导力量差，领导偏私，管理水平且差，不仅生产上不去，且社员之间、干群之间关系紧张，以致造成很多生产队领导班子年年到结分期间撩挑子不干，有五分之一的生产队年年换干部，年年生产搞不上去。于是县社两级领导不得不组织大批人力组成工作组，深入生产队进行组织整顿，已成合作化以来的惯例。有的一年得整顿几次，有的还派蹲点干部，长期包干也无济于事。
　　此前，县内对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虽有所贯彻，如开放自由市场，确定自留地，开展集市贸易等，但对于农村双包责任制承包土地，实行专业经营方针，仍认识不足，且有阻力。有的认为是拆散社会主义，不敢大踏步向前。
　　1982年芦源公社第一次对长期吃返销粮的村，实行了分田到户，建立双包责任制，当年自给有余，副业收入大有增加。与此同时，县内并实行了部分专业承包。本年县内出现了各种养殖专业户98个。其中养猪54户，养牛六户，养羊13户，养貉13户，养鸡14户，养兔二户。同时出现重点户230多户。这些专业户及重点户，收入万元的一户，5 000元以上者20户。由于养殖户的发展，1982年冬，第一次敞开销售鸡蛋。于此同时，根据中央加强文明建设的指示，农村开展文化教育、思想建设、科学技术、计划生育等，开展五讲四美 (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秩序、讲卫生、环境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 全县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本年全地区东北部各县进行联评时，本县评为第一名，全省联评为第二名。
　　1983年前县长刘超继任县委书记，根据中央1983年一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在短短的二、三个月的时间里，有组织有行动有计划地进行了一场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全县126个生产队，有113个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五。其余13个队也因地制宜，由群众自已选择认为合适之责任制形式。全年粮食总产普遍获得大丰收，亩单产达到283斤。粮食总产达到9 954万斤，是历史上前所未有。上交商品粮5 100万斤(包括议购 700万斤)，比1980年增加百分之二百七十一。人均交粮1 510斤。其中有22个大队(村)人均交粮万斤以上。交售万斤粮户计有2 120户，交三万斤以上的有 21户，交四万斤的有三户。其中山里公社山里大队刘盼所一户交粮53 000斤。西林子公社四排大队尤双喜家庭农场交售粮食62万斤。
　　1982年，毗连村屯之浅山区次生林林权下放，人分一至二亩林。由于联产承包，按人分得土地农业机械，由承包改为作价购买，专门承担代耕任务，不仅机车完好率和效率提高，个人收入也有所增加。畜牧业发展更快。1980年前每头牛价格只有 70元至200元之间。由于实行生产责任承包，牛价上升到300～700元，养牛养马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到1983年，全县养牛4 561头(超过历史最高纪录，不包括农场，林场)，猪 8 700头，养水貂全县正在普及，到1984年，全县养貂总数达1 000余只，养貉5 000余只。养貉每对年产仔六～十五只，每对售价200～300元，1972年上升到300～400元，计每对年可收入800至2 000元不等。最高收入为大佳河公社桦林大队张修文，年平均产仔貉 60至100只，收入一万元以上。农田管理，自1980年以来，逐步普及化肥化和农药化。麦田播种，普遍采取二铵拌种，大豆及水稻改人工除草为化学药剂灭草，效果显著，成本降低。
　　1983年，全县人均收入488元，比1982年的181元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九，比1980 年的217元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其中饶河镇人均收入580元，大佳河公社人均收入500元，芦源公社人均收入550元，小佳河大队人均收入1 200元，富饶大队910元。据统计全县有 85个年收入万元户(不包括农场)，较困难的鹿山大队人均收入也在160元以上。
　　由于机械之承包，代耕中也产生偏亲向友，有疏有亲的现象。有少数机械承包户不精心服务的情形间或有之。
　　1984年三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改人民公社为乡人民政府，实行政企分开。为精简机构，发挥政权职能作用，县直进行了机构改革，改科为局，原经济系统之科室，改为各所属系统之公司或厂等(见卷六《政治》)。
　　进一步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联产承包，不但是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而且是整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事。中央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对于促进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本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有着巨大的意义。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申明一些政策性规定。即土地承包期应维持15年不变，以利于农民在承包的土地上投资，提高自已的地力。生产周期性长，开发性承包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承包，还应该长一些。县委二十七日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议，指出；为了贯彻中央这一精神，应即行着手，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过充分商量，搞好土地调整，签定15年合同。个别承包指标，群众有要求，每五年可作个别调整。
　　县委提出开发性承包，将县内八万亩宜林荒山(包括次生林五万亩)，宜牧草原五万亩，宜垦荒原六万亩，宜渔水面二万亩，开始实行开发性承包。逐步全部承包到户，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
　　提出集体经营之农业机械逐步办成经营企业化，技术专业化，服务社会化的经济实体，要求农机自营户，严格遵守管理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做到统一安排作业，统一作业质量标准，统一作业价码。不准擅自提高价格，增加农民负担。对提留的公积、公益金，须严格管理使用，对农村教育、卫生、交通等须遵照中央一号文件规定执行的，由乡人民代表大会定项限额。提出预算，并报县批准实行。
　　由于农村普遍实行专业承包，执行中，掌管机械承包人员收入大增，较之普通农民高出三～四倍，因其按亩计酬，旱涝保收。有一部分拖拉机承包户，擅自提高代耕价格，要挟农民。由于森林采伐承包， 1983年以前，县内森工超计划采伐已成为普遍， 将大材截成短材，名为“等外材”或 “次加工”，在国家调拔外自行出售。至1984 年全县私人经营木材加工业达37家，并出现大批倒买倒卖木材现象，转卖私人加工，每立方米赚利150到300元。
　　国营农场方面，自1982年以来，相继开展承包，有的已办家庭农场，或专项承包。但由于国营农场上层管理机构庞大，农工负担较重，每亩田承包者需交20元以上之管理费和税金，较乡村农民高出一倍，承包户得益甚少，歉收时，且拉亏空，因此不愿承包，有实际承包者，也有的名义承包，实际分大组统一经营。
　　工商企业，自1982年开始，实行承包。1983年商业供销实行了上缴税金、管理费的大包干。收入利润分成，并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制度，有的工厂、个人承包或联办，改变官办制。权力下放，提出企业松绑，发挥企业的自主权。此项工作正在摸索当中，有的企业找不到活做。在停发工资的前提下，允许工人自谋生计出路。
　　通过以上各项改革措施，本县工农业体制正在改变。广大群众生产积极性提高，发明创造大量出现，县内生产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但同时在社会上也产生一切向钱看，巧立名目，乱发奖金或贪污、行贿受贿的情况；有的实业单位，领导干部年终多得奖金 (各下属单位年终得奖金，均送领导一份，即所谓“小红包”)。 请客送礼，铺张浪费，少数干部营私舞弊，玩忽国家政策法令，破坏国家资源等情况均有发生，即所谓不正之风。1984年以来，全国各地开始党内整风，本县1985年五月开始整党，对党员：于部共产主义信念、纪律、工作进行普遍的教育，清除各种不正之风，但不正之风实难清除。
　　本县1984年经县人民政府具报请示，并经中央劳动人事部及省人民政府批准，职工每月增加12元高寒补助。
　　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高知识分子生活待遇，1983年经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决定，对大中专毕业生及科技人员实行技术津贴补助(详见卷八科学)。
　　1985年七月，原县委书记刘超上调，县长李荣春继任书记，王吉武为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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