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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修《饶河县志》有三难。
　　一是饶河自古无志，此次修志，不属续修，必须把志书所列项目，从古到今勾勒一番，以使后人明了各方面的沿革梗概。尽管详今略古是现代修志的原则之一，但对于“古”无论怎样“略”，也须句句有来历，事事有根据。要想把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间的事情简明扼要地叙述清楚，谈何易哉！
　　二是饶河境内，自古向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从周秦的肃慎到近世的赫哲等，大都以渔猎为主，尚武轻文，故而文字资料几不可考。自清中叶以来，屡遭俄患，烟匪横行，致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特别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始．又遭日寇蹂躏，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原有典籍，也将荡然无存，何况原本即无呢？信实是修志的第一要义。信实来源于资料。有了资料，才能进而辨别真伪。但编修饶河县志，必须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保证志书达到信实，对此，即使左丘明、太史公再世，他们也许会说：不亦难乎！
　　三是我国历来有修史修志的良好传统，对从事史志编修的人员也极为重视，要求很高。自从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为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以后，历代都奉为圭臬。如明代学者范蒿曾说：“志与史体虽稍殊，而作史者每于志采录焉。则志是亦史也。昔人谓作史有三长，而志亦不可缺一。则志岂易言哉”(见《重修建宁府志序》)？然而，无论何代，具备才、学、识三长的人都是不多的。尽管如此，为了保证志书的质量，历代对修志人员的身份、学识都很讲究。特别是明、清时期，修志常常由进士或举人担任。而一九八〇年饶河县志办成立时调进和后来陆续调进的人员中，当时无一人具备大专学历，大都是抄写、打字等工作人员。真正能够独挡一面，负起某卷或全书编写责任的，除姚中

同志外，别无他人。后来县志办人员最多时，也不过五人。很多年只是二、三人或三、四人而已。以如此单薄之人力，完成如此艰巨之任务，其中艰难，可想而知。
　　尽管面临许多困难，但历时十年，百余万言的县志全部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洋洋巨著，自始至终，全部出自姚中

同志一人之手。按年度平均计算，大约每年完成十三、四万字。这不但在饶河县是一个奇迹，即使在历代修志史上，也是不多见的。饶河县志出版以后，将会有许多人读到。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见《孟子·万章下》)？如果我们稍微地了解一下姚中

同志的简要情况，就不难理解，这部县志为什么会在很困难的情况下顺利脱稿。
　　说到姚中

同志，我感到他有三大特点。
　　熟悉饶河、热爱饶河是姚中

同志的显著特点。他在饶河长大，在饶河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来，他的工作单位始终没有离开饶河。这使他熟悉了饶河，热爱了饶河。在熟悉中加深了热爱，而在热爱中又进一步地加深了熟悉。
　　早年务农时，他从未想到会由他编写县志；一九四七年，十七岁的姚中

投身革命，参加土改工作团时，也没想到会由他编写县志；后来，他在担任农工部副部长、乡长、分场副场长、林业科副科长、县联社副主任、县科协主席等职的漫长岁月里，他也从未想到过是为了编写县志而从事这些工作。跟普通干部一样，也许他想的是希望自己的职务不断地提升。但是，历史要求和命运之神却力图把他锻炼成一个修志者。在农工部、乡政府和分场工作，他跑遍了饶河的所有村屯。由于他待人和蔼，平易近人，大家都愿意和他交往，因而，在每个村屯他都有一大批熟人。借此便利条件，他搜集了大量的口碑资料，虽然根本不是为了修志。如果没有这些经历，他在县志中记述村屯、志述人物，就不会写得那样丰富。在林业科工作，他登临了饶河境内的绝大多数山水。素描的爱好，使他描摹下了这些山峰河流的形势。长期跟山林打交道，他能辨认饶河一带的四百余种草，木本植物。其中的许多特殊品种，他都搜集过标本或画过图形，并且写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如果没有这些经历，他撰写县志时记述山水，记述物产资源，就不会进行得那样顺利。上上下下的几十年，使他熟悉自一九四七年以来饶河县政府、县委等机构的主要人员变化，熟悉饶河数十年来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主要演进变化情况，这实际上为他撰写县志的历史沿革、政治，文教、卫生、科学、计量、产业等部分，提供了方便。他在县联社做过经济工作，这也在实际上为他撰写财贸金融部分提供了便利。如果他不是自幼就生活在饶河，也很难写出人文部分中的民俗、宗教，庙宇等。姚中

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每当他执笔写作时，饶河的山川、物产，人物……都不断地在眼前浮现。看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经使他把饶河的一切，都装进了脑海。如果不是深深地眷恋着这块土地，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勤奋和探索的密切结合，也是姚中

同志的一大特点。勤奋，主要表现为孜孜不倦地学习；探索，主要表现为长期地坚持研究。学习促进了研究，而研究又加速了学习。
　　他早年只读过两年私塾和四年小学，文化程度不能算高。但现在达到什么水平了呢？我不必介绍他学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也不必详细地叙述他的刻苦与专心，读者只要看一看下列情况，就会一目了然。
　　从一九五六年起，他先后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文艺》、《黑龙江林业》、《北大荒》、《嫩江》、 《人民日报>、《诗刊》、《科学普及》、《植物》、《淡水渔业》、《环境>、《科学与生活》……等几十种报刊杂志上， 发表了各类文章、诗歌及其它作品数百篇。最近他的专著《原始森林的植树者》已由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收入该书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他长期业余研究、写作的成果。最近，他的长篇小说 《东大山传>、诗集《乌苏里江放歌》(与王吉厚合著)也将要在某出版社问世。由于成果卓著，他本人先后被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全国国土经济学会，黑龙江科普创作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六个学术团体接纳为会员。在漫长的写作与研究过程中，他从未想到这是在为写县志做准备。也许他想的是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或诗人。是的，这个理想实现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随着学习与研究的深入，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学识，增长了才干，这实际上成为他编写县志所需要的才、学、识的重要形成阶段。两相比较，在我看来，作为作家或诗人的姚中

，远没有作为编修县志的姚中

重要。
　　吃苦耐劳和主人翁精神，更是姚中

同志的突出特点。
　　他参加革命四十余年，而今已年过花甲，但仍旧住在他父亲留下的几间低矮的草房里。家中的陈设也是简陋到不能再简陋。有一年冬天，我跟陈景胜先生一起到他家中去访问，见他正坐着小板凳，趴在炕沿上挥笔疾书。炕上摆满了文稿和各种资料，旁边还有一个放大镜，显然是为查阅印刷字体较小的资料用的。许多跟他资历差不多甚至不如他的人，早已小房换大房，大房换好房了，而他这个常年跟文字打交道的史志编修，名正言顺的副编审，家中竟连一个写字台都没有。可是，他没有怨言。
　　为了编写县志，他常常需要到外地查考资料或走访当事人。饶河距两个火车站，一个几百里，一个近千里。许多比他年轻得多而握有所谓实权的干部，不论职务比他低，比他高，或者和他相同，外出都有小车到火车站接送，常常有人给联系好卧铺票。而他，只能挤公共汽车长途奔波。到达火车站以后，能够买上一张有座席号的硬座车票，就已经心满意足。如果买不到座席号，就一站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小时。在外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为了给单位节省几个复印费，他常常一抄就是一整天。中午吃着自带的干粮，能从工作人员那儿讨一杯热水喝，也就心满意足。他还是没有怨言。
　　为了编写县志，他常常到野外考察。我曾先后五次，随他到野外查找抗联七军密营遗址和联络点，搜寻抗联遗物。曾攀登过饶河县境内的暴马顶子、大顶子、花砬子、骆驼砬子、托窑山等著名山峰。趟着塔头甸子里没膝深的浮着水锈的凉水，扯开灌木丛中左缠右绕的藤蔓，攀上怪石嶙峋的山崖，他看到我累得满头大汗，口喘粗气，就停下来陪我休息一会儿，并且对我说：“抗联当年该多艰苦！”有一次，他到百里外的地方去考察，那儿不通公共汽车，自己单位没车，求别人的车也不容易，于是，他就先坐一段公共汽车，然后步行十余里，才到达考察地点。当他考察完毕返回时，因错过了时间，没赶上公共汽车。不巧，天又下起了雨。他只好冒着雨，拖着疲惫的双脚，在泥泞的路上独自往回赶。理想的考察收获，使他满怀兴奋。他依旧没有怨言。
　　没有人要求、也没有人督促姚中

同志这样做。他的这些事情，也鲜为人知。他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因为他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那是因为他有高度的主人翁的责任感。
　　校订县志时，每当看着这厚厚的志稿，我的心中时常泛起一丝苦涩。这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汗水、心血。然而，我们的社会，为他、为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提供了些什么？
　　县志办成立之前，姚中

同志曾萌发过编写县志的想法。关于这种想法产生的原因，我一直未得便与其细谈，所以不得而知。但据情理推测，我看有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对于自己所具备的史才已经隐约地感到了；二是他有可能读了清代学者李兆洛的《养一文集》。该书卷十八有《凤台上事与绅士书》一篇，其中说：“志书宜修也。志书为一县文献所寄，犹家之有谱牒也。为子孙而不知先代谱牒世系，无不羞之。为邑中人士之望，而于一邑文献不能数述，独非耻乎？”饶河自古无志，盖因未得知耻之士。姚中

同志欲以个人之力而编修县志，其欲雪此耻乎？时代对于人的命运的安排，有时是公道的。他已被铸造为饶河境内最合格的修志人，而这个重担也恰好落在他的肩上。自姚中

同志起，此耻雪矣。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庄子·逍遥游》)。 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姚中

同志撰修县志，以每年十三、四万字左右的速度脱稿，这正是他长期“厚积”的结果。有彼“厚积”，方有此多发。这种成绩，不是每个具备才、学、识三才的人都能取得的。清代桐城派大师姚鼐在《惜抱轩集·滇系序》中认为，边陲方志，与内地不同： “方志为史家之一体，非具史才者，为之不能善也。……然不得生其土地，具史才者论定之，犹患不能善也。”而姚中

同志除了具备史才以外，恰好又具备“生其土地”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饶河修志工作的一大幸事。
　　饶河县志全稿在付印前，我曾仔细拜读过多遍。我不认为这部志书已经是无可挑剔，已经是尽善尽美的了。某些方面的缺点或不足，肯定是有的。见仁见智，有白纸黑字在，社会自有公论，勿须我来饶舌。但我深深地感到，姚中

同志在撰写时，确实是坚持了清代学者蒋士铨提出的修志原则“公心若石，直笔如山”(见《忠雅堂集》卷十二《南昌志局约言》)的。整部志书是成功的。一些人读了志书以后，有些不同看法，也属正常。即使有的意见未必正确，姚中

同志也是会欢迎的。我们深信，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都掩饰不了它的真正价值和历史光辉的。
　　我和姚中

同志虽同在桑梓，但相识时间不长。一九八五年一月二日，经老朋友陈景胜先生介绍，始与姚中

同志相识，畅谈了半个晚上。记得当时我写了一首题为《老友景胜先生相邀识姚中培同志》的小诗来纪念此事。诗云：“幸会姚公快我心，茫茫人世几知音？陈兄雅意浓如酒，畅叙不知夜已深。”第二天，他把已打印好的四本志稿送给了我。现在屈指一算，不觉五年已过。五年来，我们仅是如水之交。互相从未求办过任何私事。事实上，他一个两袖清风的无权派，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都不会也不可能帮上对方什么忙。只是他每打印出一本志稿，则必送我一本。而我对志稿有些什么看法，也常常写下来供他参考。如此而已。我佩服他的兢兢业业做实事的精神，更敬仰他的人品学问。这就是我跟他的全部交往。
　　志书全部脱稿以后，姚中

同志曾先后两次嘱我写点意见，我乐意接受。这决不是因为我跟他有上述交往，而是因为他完成了《饶河县志》的编写工作。撰写出这部县志，是饶河县的一件大事。这标志着饶河无志的时代已经结束，有志的时代已经开始。这也是国家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从此，中国又减少了一个无志的县，而增加了一个有志的县。这部县志，对于我县，对于我省，乃至对于我国，都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历时愈久，作用愈大。姚中

同志的这个贡献，是无法否认的，是不可磨灭的。每个有识之士，都应该看到这一点。
　　在县志修改过程中，姚中

同志邀请我担任校订工作。我自知读书不广，才疏学浅，孤陋寡闻，难当此任。但力辞而不获，只好勉为其难。虽先后校读几遍，也向姚中

同志提出了不少意见，但由于县志征引资料极为广博，限于学识与条件，对所引资料，难以逐一校核；又由于县志卷帙浩繁，加以时间短促，因而对词语文句也未能逐一推敲，至于对全书的体例、观点等方面，也因水平所限，很少能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此外，县志中某些专业性很强的内容，我不懂，完全是外行，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校订，因而，县志如有因校订粗疏而导致的缺误，则请姚中

同志谅解，并望海内达人予以匡正。
　　是为后序。
　　　　　　　　　　　　　　　　　　　　　　　　 青州后学于洪江序于塞外淡泊书屋
　　　　　　　　　　　　　　　　　　　　　　　　　　　　　　 一九九〇年七月八日写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