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经营管理


　　　　　　　　　　　　　　 第五节 经营管理
　　农业经济的管理，包括劳动、财务、民主、计划管理四个方面。建县后在农业经济的管理中，劳动和财务管理是农业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农业劳动管理办法和财务管理体制、制度都随所有制的频繁变动，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复杂的变化过程。各时期经济效益明显各异。
　　1946年～1949年基本上是分散的个体经济，1948年开始出现的劳动群众的生产互助组织到1952年已经全面铺开，互助组在劳动组织上是自愿互利，换工插犋，人合心，马合套，三大硬角五合手(即扶犁、点种、赶套的为三大硬角，外加踩格子和扶拉子的为五合手)。1952年至1955年上半年开始组建，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生产合作社，属劳动群众的合作经济，集体劳动。土地、主要生产工具折算股份，按股分红，实行“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1956年随“一化三改”运动的深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发展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主要生产工具，作为生产投资，归集体所有，规定投资限额，超限额部分3～5年内由集体还清。计酬上实行“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作业队内评工记分，多劳多得。1958年8、9两个月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公社化后，1958～1959年上半年实行统一管理，公社统一核算。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为管理区(大队)和公社两级核算。1961年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其间，1969年至1971年搞了一段“穷过渡”，四分之一的队又强行过渡到大队为核算单位。1972年得到纠正。
　　从人民公社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虽然在分配上提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但多年来并未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一些责任办法，统被视为资产阶级对群众的管、卡、压而被废止。劳动中不分劳力强弱、技术高低、数量多少，“劳动一窝蜂，干活大帮哄，出勤划一道，到点就收工”。“老八分、少八分、不老不少也八分”。在“学大寨”过程中，“评大寨分”，群众叫“大概工分”，甚至一度曾评过“政治分”、“路线分”、“忠心分”、“纪律分”、“开会分”等等。老实能干的吃亏，拈轻怕重、油腔滑调的沾光，出工不出力、出勤不出活的现象相当普遍。
　　财务管理上，初、高级社是以农业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抵偿消耗，自负盈亏；合作社间及合作社与其它单位间，财产、物资及资金往来，都在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进行，不存在任何单位的无偿平调和摊派。农业生产合作社严格实行经济核算，面向生产，面向群众，人人关心经济效果，会计核算制度也逐步统一和健全。人民公社化初期，财务管理混乱，已经形成的一套管理办法几乎一风吹。1962年以后，财务管理制度和办法开始恢复和健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许多管理制度和办法被废止，不讲究经济核算，不注重经济效果，财务管理混乱，平调和摊派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开始实行了统一经营分组作业，联产承包；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小段包工，定额计酬，“扶贫田”，“口粮田” (赤贫户划少量土地自种，不缴公共积累，解决部分口粮和增加收入 )，专业承包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因而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弊端，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加速了农业发展。
　　在财务管理上重新恢复了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根据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一实际情况，实行“费用定额包干的财务管理办法和财务人员岗位责任制”，讲究核算，加强管理，降低消耗。从1952～1958年 7月的初、高级社阶段，是本县农业经济效益最佳时期之一。“人民公社化”后，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表现在农业经济效益上的问题很突出：粮食商品率不高，劳动生产率低，生产费用加大，投资效果小，集体积累超支，生产资金不足。每劳力向国家提供商品量，每年以2.9%的速度递降，“二五”期间粮食商品率 51.6%，至“五五”期间，降到 36.3%；劳动生产率降低，1949年至1980年，每劳力生产粮食由8,103斤降至5,448斤，每年以 1.25%以次递降；生产费加大，投资效果变小。“三五”期间到“五五”期间，农业生产费用占收入平均比重，由26.9%增加到31.4%；农业生产费总支出，由951万元增加到1,278万元。平均亩农业支出，由10.68元增加到14.89元；平均亩农业收入，由35.54元增加到39.29元。支出的增长比例大于收入增长比例。斤粮成本(物资费用)由4.16分增加到5.90分。每年以1.9%速度递增。平均元投资效益(产投比)由3.43元下降到2.70元。除少数队外，大部分队积累超支，生产费用不足。1975年开始，全县生产队公积金开始入不抵出，吃老本。1981年末384个队(占总队数76%) 积累超支计957万元；396个队(占总数的78.5%)生产资金不足，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亦有困难；445个队(占88.2%)共欠国家贷款1,000万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在管理上开始了重大变革，但责任制尚不尽完善，初时亦没有普遍实行，加之连年遭重灾，多年来遗留下的问题很多，积重难返，所以只有少数责任制搞得较好的社队，收到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其间1980年政策对、人努力、天帮忙，主要经济效益指标都达历史较高水平，是建县以来经济效益最佳年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