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农民生活


　　　　　　　　　　　　　　 第七节 农民生活
　　清朝末年，各地贫苦农民纷纷流入此地垦荒落户。嗣后，其中少部分人成了小商贩和自食其力的自耕农，余者皆沦为地主之长工或佃农，出卖劳动力。终年苦作，收入至微，勉强养家糊口。民国初年，因地主间互相争夺劳力垦荒，工价上涨，其时，农民可多挣一些钱，年吃年用，亦无余资。1932年，日本侵略者侵占本县后，特务、官绅、地主横征暴敛，敲骨吸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贫苦农民备受欺凌，生活更趋窘迫。康德五年(1938年)实行归屯并户，零散住户尽被胁迫驱赶“归屯并户”，原有之田园房屋，尽数毁弃。伪满洲国依其所谓《米谷管理法》、《主要粮谷统制法》、《小麦、面粉统制法》等，强征“出荷粮”，不论丰歉，一律按数缴出荷。并明令限定：中国人不许吃大米、白面，违者即定为“经济犯”去蹲监坐牢。康德五年(1938年)始，日本侵略者到处抓劳工、“浮浪”。康德七年(1940)又强征“国兵”，未被征者称为“国兵漏子”，编成“勤劳奉仕队”。劳工、“浮浪”、勤劳奉仕队均被解往外地从事抬石头、挖土方等繁重苦役，生无归期、死无葬地。吃的是黄豆煮高粱、橡子面、野菜；穿的是“更生布”、洋灰袋，衣不蔽体。许多劳工经不住折磨，病死累死于异乡他域，侥幸回归者也大多身获疾残，有的亦不久身亡。
　　日伪的残酷压榨、剥削，使民生凋蔽、农事发展受阻。当时农民所需全部生活用品，诸如：火柴、肥皂、食盐、粮食、烟、布匹等均实行“配给”，且数量不足。许多人家缺东少西，家徒四壁，食不果腹，夜间合家共用一衾，母女一衣，出门者穿之，这样人家屡见不鲜。倘逢灾荒、瘟疫，更是缺医少药，啼饥号寒，哀声充于室，饿殍见于野，景状之惨，无以复加。旧时集贤镇经常有因饥、病死于街头者，俗称“路倒”，警察便令“花子房”(乞丐组织)将其拽到野外，充狗狼之食。大部分农民家遭丧事，买不起棺木，常以破柜或“狗碰儿” (杂木薄板制成的简易棺木，意经狗一碰即坏)成殓死者，赤贫者更以破席裹尸掩埋。
　　本县集贤公社永发大队社员孙宝树一家在旧社会的遭遇就是一例。
　　1910年，孙的祖父、祖母和孙的父亲，从热河朝阳沿途乞讨来到八家子屯。初来时，唯靠其爷爷一人出苦力。后家里人口渐多，生活日益困苦。1936年，其爷爷、妈妈皆因病、饿相继死去。其母死时，因没钱买棺，只好从邻居家讨来半领炕席将其卷着掩埋。到伪满洲国时，日子更加困苦，其父因没裤子穿，只好拣来一条死狗，将狗皮扒下，围在腰间以避风寒。从此，其父“孙大狗皮”的外号就传开了。
　　康德六年(1939年)，孙家老少三代五口人，挤住在地主何梦麟家炮台里的一小屋里，此屋又黑又狭，又湿又脏。没有被盖，只好以麦秸取暖。其父给地主打短工，哥哥给地主扛“半拉子”，孙与其弟给地主家放猪，地主光管饭，不给工钱。一日晚，炮台着火，孙家弟兄三人跑回炮台时，屋子已经烧落架，只从火堆里找出其祖母和父亲的两具烧焦的尸体。这一家就是旧社会千百万农民痛苦生活的缩影。
　　建县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砸碎了封建枷锁。建国后，又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业和多种经营生产的发展，家庭副业收入大幅度增加，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更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生活日益提高。
　　1958年人均收入为76元，到1980年增加到125元。
　　农民的口粮除1960～1962年偏紧外，食足有余。近年细粮比例亦加大。
　　居住条件亦有很大改善。建国后，绝大多数农民盖起新房，有的近年还盖了砖瓦房，人均住宅面积9平方米，是城镇住宅面积的2.7倍。冬不御寒，夏不遮雨的危房在农村已很难见到。
　　衣着的改善更为突出。建县初期的“家织布”已见不到，六十年代初，质地较好的卡叽、花达呢等还被视为紧俏商品，难得买到，现早已凭票敞开。现在随化纤织物不断降价，大部分农民穿涤卡、的确良等化纤服装，样式美观大方，经久耐穿。年轻妇女、小孩的着装，款式尤为新颖，色泽鲜艳夺目；每遇集会或结伴上城时，远望犹如花团锦簇。
　　全县除 3个新建边远生产队外，全部电灯照明，旧式煤油灯1958年后已陆续淘汰。“五大件”(收音机、手表、坐挂钟、缝纫机、自行车)基本普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出现洗衣机、电视机、摩托车、照像机新四大件。大队对年老而无依靠的老人实行“五保”，公社成立敬老院，大部分大队有卫生所。文化生活更是今非昔比。大队有政治文化室，大部分大队有电影放映机，不出屯即可看到电影。有线广播直通各家，坐在家里可闻全社、全县、全国乃至天下大事。广大农民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深感今日生活无比幸福，前途无限光明。
　　　　　　　　　　　　 社 员 收 益 分 配 表




　　　　　　　　　　　　　　农 业 总 产 值 表
　　　　　　　　　　　　　　　　 　　　　　　　　　　　　　　　　　　　 单位：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