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和统治
第一节 日军侵入集贤

　　　
　　　　　　　　　　　　　　第一节 日军侵入集贤
　　1932年11月27日，日本江防舰队小滨司令率日军侵入集贤镇，网罗当地豪绅、汉奸拼凑自卫团，“维持地方治安”。其后建立集贤保，下设九个甲，配团丁320人，枪320支，用以弹压地面。从此，集贤人民陷入灾难深重的深渊。
　　1936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和进行血醒统治，乃废除保甲制，实行街、村制，在集贤地区建立集贤街公所和十个村公所，还在集贤、三道岗、太平三地分别建警察署，8个分驻所，自上而下实行残酷的警察统治。警察暑长正职由中国人担任， 副职兼指导官均由日本人担任，掌握实权，监督执政。警察特务严密监视群众和在职人员的思想动向，尤其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更为戒惧，日夜惕厉，此外还监视宗教团体、检查信件和出版的刊物，不断在民间征兵拉夫。此地爱国志士不甘做亡国奴，不断奋起抗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展开游击战争，到处打击日本侵略者。并建立以夹信子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当时群众称为“红地盘”。日本侵略者为了割断老百姓同抗日联军的联系，于1938年强制人民“归屯并户”，把分散居住的民户，限期归并到指定地点，逾期不并者，即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靠近完达山余脉的张宝丰屯有几十户人家，没有按期搬迁，被日伪军烧了七十多座房屋。一姓郭的老汉，因腿脚有病，不能行走，被活活烧死。当时集贤地区烧毁民房1,420多栋，3,000多间，使1,000 多户家破人亡。日本侵略者还派军队驻扎在集贤、太平、柳树河子、升昌、沙岗靠近山区、集镇和交通要道等地方，对群众密切监视，严加防范。驻扎在太平的日本渡边部队，在“望水楼”上发现从东庙岭下来六个采药的人，怀疑是抗联人员，立即派马队追捕，带到日军大营，按“反满抗日分子”杀死在太平南门外。并屯后，又强迫人民修围墙、筑炮楼、挖城壕；四门设岗对来往行人昼夜盘查，凡无居民证明书者，即按“反满抗日”处罪。康德五年(1938年)的仲秋节，日军去南山里搜查，发现一老人领个十多岁的孩子无居民证明书，也以“通匪”的罪名，将老人和孩子用刺刀挑死在河沿的大树下。
　　日本帝国主义还在集贤设立了宪兵分队和特务分室，实行“治安、肃正”政策，派大批特务打入群众中，开展所谓“大检举”运动。1938年 3月15日的大逮捕中，有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人民惨遭杀害。对此连驻集贤镇的伪满洲国军队中的爱国者也深恶痛绝。1941年伪满洲国军杨德海等十余名爱国志士毅然起义，参加抗日联军。从此日本帝国主义的宪兵、警察、特务等，对伪满洲国军也开始严加防范。1941年又实行“保安矫正制度”，每隔七天进行一次“防范周”活动，在街、村公所驻地的大街小巷大肆捕捉“可疑的人”——“浮浪”。凡认为有政治嫌疑者，都要送交“矫正院”进行“思想矫正”，多数惨遭杀害；一般“浮浪”送往矿山当劳工。仅1942年一年就抓“浮浪” 300多人。“保安矫正制度”实行后，人民的言论更加受到限制。到处张贴着：“守口如瓶，莫谈国事”的醒目标语。警察、特务昼夜乱窜，窃听人民的谈话，发现谈论国事者，即逮捕按“国事犯”处罪，如1942年从佳木斯来一赶车青年夜宿柳树河子(现丰乐太华大队)的詹家大车店内，因与他人谈论佳木斯抓“浮浪”一事，被特务窃听去密告，此青年遂被抓去在警察署内打死。又如，柴家店(现丰乐公社驻地)的许连锋对屯长说几句牢骚话，被屯长诬告为“反满抗日分子”抓到守备队，被日本侵略军当拼刺刀的“活人靶子”挑死。
　　日本侵略者为了补充“大东亚圣战”的兵源，于康德六年(1939年)颁发“国兵法”，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规定19周岁到24周岁男青年，都得依法受检应征。合格者服役 3年，不合格者出“勤劳俸仕”3 年(群众把不合格的称为“国兵漏”)。此地从1940～1945年被强征入伍的“国兵”400多人，均被开赴前线充当侵略者的炮灰。不合格的“国兵漏”有871人，被编入”勤劳俸仕队”，强迫送往各地，从事繁重苦难的劳役，住席棚，吃橡子面，过着非人的生活，冻死饿死或残废者不计其数。同年，又颁发《劳动统制法》，规定凡年满14～50岁的男性国民，均属“劳动统制”对象，皆有出劳工的义务。每年都逐级下达劳工任务数，按“劳动统制”对象进行摊派。有钱的人家摊到劳工可以通过行贿兔役或雇用顶替；一般出劳工的都是贫苦农民。这些劳工都被送到矿山、森林或军事工程要地去背煤、打石头、架桥梁、修公路、修飞机场等。康德十年此地出劳工992人，死者和不知下落者有333人。当时流传一首民谣：“提起出劳工，人人脑袋疼，披星又戴月，劳役极繁重，吃的橡子面，住的草席棚，生病无人管，带气往出扔，父母盼儿归，梦里才相逢”。一字一泪的控诉着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描绘了当时劳工的悲惨情景，表达了人民反满抗日盼望解放的迫切心情。
　　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亦进行疯狂掠夺。康德四年(1937年)公布了《主要粮谷统制法》、《米谷管理法》、《小麦面粉统制法》、《豆油、豆饼统制法》等，各种法中都规定不准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如发现吃大米、白面者，即以“经济犯”治罪。如长发屯 (丰乐公社太乐大队) 韩举的父亲年迈有病，糠菜难下，韩举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托人买几斤大米，为其父熬粥喝，被朱警尉发现，韩举父子均被毒打，后请人说情，才没有打成“经济犯”，将大米夺走。日伪统治者要出荷粮也一年比一年增加，搜粮一年甚似一年。每到秋后，警察、特务和村公所职员都下屯封碾封磨翻粮搜粮。以今本县永安公社为例，1943年强征出荷粮 3,000吨，到1944年虽遭严重水灾，出荷粮数额仍增加到 3,200吨，最后挖尽搜光只逼出一半。农民种一年地吃不到粮食，以糠菜充饥度日，许多人因冻饿而死。如新利屯刘孔林家仅剩半升小米，被警察搜去后，一家五口人，饿死四口。1943年仅30多户的守英屯(今永安公社东升大队)饿死80多人，此种情况不胜枚举。
　　1933年伪满洲国公布了《鸦片专卖法》，在东北大量种植鸦片，由各地专卖局、所统一贩卖。虽然在名义上各地设立“管烟所”管制吸毒，但实质是把贩毒和吸毒合法化。当时在集贤、升昌、太平、沙岗等主要集镇都设有“鸦片专卖所”和“管烟所”，下设“登云楼”等大烟馆7处，并把“福膏”(鸦片)发放给劳工、“国兵漏”中的瘾者，受毒害者达数千人。 有的人因吸食鸦片，典房当地，倾家荡产；有的鬻妻卖儿，吸毒身亡。而日本侵略者从中获得了极大利润，达到了毒害中国人民和经济掠夺的双重目的。
　　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抗联和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达到永久霸占我东北，使之“日本化”，变成其殖民地和抵御苏联之目的，于1932年至1941年以“开拓团”的名义，多次向我国东北地区派遣日本移民。日本移民有“青年义勇军”(也叫特别移民)、“集团移民”、“集合移民”多种形式，均配备武器，来中国实行所谓武装“开拓”。1940年2月至1941年3月，从日本的岗山、山形、福岛等府(县)来的武装移民到达本县太平镇、柳树河子、东板房 (今丰乐公社东风大队)等地，其中有“集团移民”和“集合移民”两种形式。原计划来“移民”1,270户，6,000余人，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来 638户，2,777人。居住在现今太平公社太富大队、现今丰乐公社洪胜大队和现今沙岗公社长征大队等地。建立4处移民“开拓团本部”，下设6个部落、5 个固(居民点)，共占18个村屯，18,000多顷土地，当时富锦县公署曾设立开拓股，“满洲开拓会社”也在富锦县设立了“开拓出张所”。
　　伪满洲国初期，“开拓团”以处理旧有“皇产官地”和国有荒、国有林为名，掠夺我大量荒原和林地。嗣后，又以“地籍整理”为名，将浮多地、私垦地收归“国有”，交由日本武装移民“开拓团”经营，那里的中国人尽被驱赶，流居他乡——不准进山、进草原，以防与抗联联系。许多农民无处存身，求生无计，不得不去开拓团耪青或当苦力(长工)，受尽其经济盘剥和政治压迫。“开拓团”所耕之地，从春到秋，全部由中国“苦力”耕作，日本人除监视中国人干活外，只在家饲养牲畜，做些零活。中国长工劳作一年，收入甚微，常常是只挣几斗粮，很难养家糊口。中国“苦力”给日本人干活时，稍有疏忽懈怠或不顺日本人心意，即遭斥骂或毒打。如1941年冬，刘海青给“市川开拓团本部”当长工，因挑水没排号，被日本屯长“依德”踢死在井台上。多数日本移民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肆意侮辱，百般蹂躏。一个给开拓团当长工的中国“苦力”在开拓团本部大墙西侧大便时，一日本人取笑，将其当做狍子，开枪打死，事后逍遥法外。1942年秋，四部落(今沙岗公社长征大队)杨德奎的老婆路经日本人的黄瓜地，“日本移民”诬其偷黄瓜，吊起毒打。开拓团附近村屯的人，都不敢从开拓团路过，往往绕道而行，唯恐遭到毒手。
　　日本侵略者不仅对我东北人民实行疯狂镇压和残酷剥削，对其本国人民也实行军国主义统治。1945年 8月日本投降，日军撤退时，开拓团内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将开拓团的日本移民1,600 余人，关进20间的大筒房子里，用汽油点着，外面用机枪扫射和手榴弹炸，把这些人活活烧死、炸死，只少数人幸免。这是有名的东板房大屠杀事件。
　　附：东板房屠杀事件幸存者白景兴的自述——《死里逃生》
　　死 里 逃 生
　　当年日本遗孤白景兴的自述
　　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扩张，不仅给被奴役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我就是在1945年 8月份，日本侵略者撤退时，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东板房开拓团本部大屠杀事件的幸存者。
　　我家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1941年日本第三次迁民时，从日本迁到现在的桦川县的中复大队。1945年 8月，日本战败投降，正在我们担心自己命运的时候，一天，开拓团的头头一个叫“狗头”，另一个叫“卡头”，还有一个叫什么，我忘记了。这几个头头说组织我们回国，村公所给派了几十辆大车搬家，最后一辆装的是军火，车行至今集贤县丰乐公社东风大队时，王福等一伙中国人劈死 3个开拓团头头，劫走了军火，我们这些人和丰乐开拓团的男女老幼都被开拓团另外的头头集中到东板房开拓团本部。
　　第二天拂晓，王福等人开始攻打东板房开拓团本部，但由于院内有准备，并有从富锦来的日军守卫，久攻不克。下午六点钟开拓团的一个老团长，命令把我们 1,600多男女老幼集中到一个20多间的大筒房内开会。台前除团长，还有几个荷枪实弹的日军，团长讲话，大意是：我们宁死也不做中国人的俘虏。接着他领唱日本国歌，然后日兵各处倒汽油，并向人们开枪、扔手榴弹，枪声手榴弹声不绝于耳，顿时屋内尸横遍地，血肉横飞，人们争相逃生，几个日本兵抓一个砍一个，我大姐怀抱的小外甥耳朵被子弹穿透。我和妈妈被冲散，我和大姐就势倒在血泊中。大约半夜十二点左右借提灯微弱的灯光，我看见没被杀死的也就剩50多人了。这时会场两头起火，值此危急时刻，恰值王福等人破窗而入抢东西，我和大哥就乘机踏着尸体从窗户逃出，钻进附近的高粱地里。当时我才六岁，哭喊着要妈妈、要姐姐。第二天天黑时我和哥哥回到烧毀的屋子里找妈妈姐姐，姐姐还活着，正在护理一个受伤的妇女，得知妈妈、二姐、二哥、小外甥都已被杀死。后来我大哥、大姐和我，都靠好心的中国人关照、爱护生活下来了。我大哥17岁那年去佳木斯纺织厂当了工人，我寄养在大姐家，19岁那年我大哥回日本国了，我离不开姐姐没回去，后来到兴安公社农机修配厂当了工人，我大姐在1967年病故。
　　1974年我去日本国探亲，和大哥在日本天皇府前合影留念。我大哥深有感触地说：“战后返籍的日本人没有不骂这个天皇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略战争，闹得他国和本国人民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幸今日日中友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对给各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切齿痛恨，对培育我成长的中国人民深深的表示感谢！”我与哥哥有同感。我说：“回国后，要为中日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多做贡献，以报答抚育我成长的中国！”
　　日本统治时期，苛捐杂税名目极多，有粮谷税、大租税、契税、鸦片税、交易税、屠宰税、饮食税、烟酒税、石税，房产税、地皮税、营业税、车船牌照税、旅税、木炭税、人头税、狗税、出工税、门户税、山货税、印花税、养路税等；此外，有地方捐、警学捐、戏捐、娼妓捐、客栈捐、油质捐、杂货捐、许可捐、注册捐等共三十多种捐税，就连养狗也要纳税，每只狗二元，发给狗牌子系在狗脖上。没有狗牌子的狗，一律打死。多如牛毛般的苛捐杂税，逼得农民无法生活。
　　物资配给也是经济压榨的重要手段。康德六年(1939年)实行物资配给制，在集贤、沙岗、永安、柳树河子、太平镇等村都设有配给所，按户发给配给证。把人民的生活压到最低水平，诸如火柴、煤油、食盐、食糖、布匹、豆油等生活必需品均实行按人配给，数量极少，加上警察、特务、伪职员和土豪劣绅层层克扣，配给到老百姓手中的物资已微乎其微，且米里掺砂子、油里掺米汤、盐里掺泥、火柴抽头，配给所人员，趁人之危从中渔利。当时许多老百姓连“更生布”都穿不到，只好穿麻袋片，淡水煮菜，搓艾蒿火绳点火，生活极端困苦。领配给品时，如稍有不满，就会被配给所密告警察，抓去毒打或坐牢。如柳树河子的王喜昌领火柴时，打开盒后说了句“怎么都不满呢？”就被配给所密告警察，连夜抓去，打得遍体鳞伤，坐牢三天，经托人说情，才算了事。这样事例举不胜举。
　　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持其殖民统治，还在思想领域里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当时由协和会负责对青少年进行训练，培养效忠日寇的“第二代国民”。学校除组织“青少年团”，进行军事训练和勤劳奉仕、背诵“国民训”，灌输法西斯思想外，在教学上，从小学起就以日语和“国民道德教育”为主要课程，教师和学生见面说话或课堂教学都说日语，妄图用日本文化来取代和消灭中国文化。在教学内容上极力宣传“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同文同种，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皇军必胜”等，意在使中国青少年只知自己是“满洲国”人，而不知自己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