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下序
第六十一章 烈士传
章下序
徐光海
徐光海,1937年任抗日联军第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时,曾率抗日队伍配合中共富锦县委,在现集贤县境内开辟游击区,在七星砬子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领导抗日军民进行抗日斗争。1938年牺牲。
附:《徐光海烈士传》
徐光海烈士传略
(1907~1938)
徐光海同志,曾用名徐炳仁,朝鲜族。曾任东北抗联第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中共下江特委常委兼任富锦县委书记等职。1938年12月14日牺牲,时年三十一岁。
一
徐光海同志,1907年生于朝鲜庆尚南道密阳郡一个贫农家里。1913年全家为不受日本殖民主义的欺凌和压榨,来到东北,先后在沈阳和开原居住。1926年,其父被黑龙江军阀吴俊生开办的福丰稻田公司招雇,这时全家又搬到萝北县,在梧桐河东岸落户。
1930年秋,党领导梧桐河两岸几百户农民,开展的反对封建剥削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遭到了福丰稻田公司的野蛮镇压。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崔庸健、裴治云等被军阀绑走。地主阶级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革命群众的强烈反抗。他们奋不顾身地砸开了公司的大门,冲进了土围子,与公司的当权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结果使被捕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得到了释放,减租减息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徐光海第一次在火热的斗争中受到革命风暴的洗礼。
崔庸健、李春满等同志组织了反帝同盟会、农民协会、妇女会、赤卫队,经常以夜校为阵地向农民进行革命教育。同时,他们又在农民帮助修建起来的七间草房中,办起了一所培养革命青年的学校。崔庸健同志亲自为学校上课,教育青年。浓厚的革命空气吸引着青年,在这所学校里许多青年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徐光海同志就是在这里入团,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九一八”事变不久,徐光海同志怀着炽热的心情参加了党领导的化妆宣传队,到汤原、萝北的煤矿、金矿和佳木斯、鹤岗等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在这些宣传的活动中,徐光海同志深受群众抗日热情感动,决心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
二
1932年秋,松花江下游,经过一场洪水泛滥之后,梧桐河两岸一片喜人的金色稻谷,变成了漫无边际的汪洋湖泊,房屋倒塌,瘟疫流行。徐光海的一家流落到了鹤立新农庄重建家园。
1933年 7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选拔了一批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员,到义勇军部队作争取、改造工作。徐光海同志,这次被党派到了报字“阎王”的一支义勇军部队。开始这支部队的成员对他不图名、不图利、不贪财的举止行为很不理解,后来,由于他工作方法得当,以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影响群众,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又经过艰苦努力,逐渐改变了这支队伍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抗日旗帜越来越鲜明。
1934年 1月,徐光海从“阎王”部队帮助戴洪斌借了两支手枪化妆潜入萝北县凤翔镇,缴了自卫团二十余支枪,使游击队员每人都有了 1支枪。大家都很满意,认为,徐光海同志在关键时刻,为创建汤原游击队立下了功劳。
1934年10月,徐光海同志率领“阎王”队二十一名义勇军队员参加了汤原游击队。徐光海同志被分配到汤原游击总队副官处工作。
1935年 2月12日,桦川县火龙沟大地主姜海泉,为欢迎日军组织了秧歌队。锣鼓冬冬,鞭炮齐鸣,附近村屯看热闹的群众把姜家大院堵得水泄不通。根据地方党组织的情报,汤原游击总队政委夏云杰,队长戴洪斌率领三百余名抗日游击队员,直奔火龙沟方向去。在日军到会场之前,徐光海、裴敬天骑着大马,佩带战刀,身穿黄呢料上衣,率领化妆成伪军的百余名游击队员,擎着满洲国国旗,威风凛凛地走进会场,当即受到地主张海泉的礼貌欢迎和殷勤接待。但他欢迎的“客人”却毫不留情地解除了自卫团的全部武装,使他大失所望。徐光海同志登台讲话,向群众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立即把敌人策划的反对共产党反对抗日军的大会,变成了抗日救国的大会。群众压抑在肺腑深处的反目仇恨迸发出来,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下午汤原游击总队又解除了依兰县西湖景地主孙小文自卫团的武装。
1935年 9月,汤原游击总队队长戴洪斌率领第一中队配合集贤县安邦河区委开辟抗日游击区。在中秋节这天,天气晴朗,汤原游击总队的十八名队员,横渡松花江,直接到王海屯前边安区联络站任木匠和李石远家了解敌情。傍晚,我游击队员身穿警察服装,列着整齐的队形,朝着汉奸地主何梦麟家前进。地主何梦麟接到报告后,站在炮台高处影影绰绰地看见了化了妆的徐光海同志,他认为是日本指导官来了。急忙走出大门外,低头哈腰地陪同“指导官”进了客房,全塞烧茶、做饭招待“贵宾”。徐光海用日语说了一通客气话以后,突然掏出手枪对准何梦麟前胸,说明来意,要他交出武器支援抗日游击队,奉劝他立功赎罪。但这个顽固的亲日分子,狡猾抵赖,不肯交出武器。徐光海同志命令战士把何梦麟带走。没收了他的全部财物,充作抗日经费。同时,还把部分物资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游击队的行动受到安区人民的热烈拥护,当时就有不少群众参加了抗日游击队。集贤县安区儿童团宣传队,为庆祝这次胜利,进行了慰问演出。唱道:
欢迎欢迎,欢迎抗日军。
抗日救国,目的最光荣。
为咱民众,解除痛苦,
英勇善战,热血洒战场。
欢迎欢迎,欢迎抗日军,
不避风雨,不畏枪林弹雨。
为了解放,驱除日本!
建立政府,人民掌政权。
这支队伍,在群众的欢呼和歌声中,路经宽厚甲、福利屯,越过双鸭山,登上七星砬子高峰。在完达山脉建立了密营,又在抗日斗争中与富锦、宝清、集贤抗日游击区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战斗友谊,队伍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一次战评会上,游击总队的领导对徐光海同志几年如一日,为创建和壮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所做出的优异成绩进行了表扬。
三
1936年 4月,东北抗日政治军事学校在汤旺河流域诞生,赵尚志任校长,李兆麟任教育长。至1937年 6月止,共办三期,培养了政治、军事干部二百余名。驰骋在北满抗日战场上的师、团两级干部,有很多毕业于该校。徐光海同志是第二批学员。他从入学那天起,每次上课都是集中精力听课,除上政治课外,还学习军事知识,如游击战术、射击、步枪、机枪的分解与保养,使用军用地图等。
徐光海同志担任班长,不仅善于抓住中心引导大家深入学习,研究问题,而且在修建教室、盖宿舍、乎操场、采野菜、往山上背粮的各项劳动中都是以身作则,带头实干。他经常帮助炊事员上山打柴,也有时到伊松河捕鱼改善全校伙食。
徐光海同志善于团结群众的好作风被全校师生所公认。特别在政治上关心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在艰苦学习环境中,他培养并介绍王明贵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11月,东北抗联第六军四个团扩编为四个师,徐光海同志被任命为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六军司令部决定一师配合富锦县委开辟游击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徐光海同志率领一师在富锦、宝清、集贤等地狠狠地打击了警察署、自卫团日伪反动政权。6 月间,徐光海同志派了十一名战士,化妆农民打入七星泡村侦察敌情。夜间,他亲自带领一支精悍的小部队,静悄悄地进入村内,准确地摸到自卫团驻地,缴了三十多支枪。徐光海同志在宝清县七星泡、窦家围子、孟家烧锅、凉水泉子、杨家围子、李津围子、十八里等地,都建立了公开或半公开的群众组织。在集贤县安区、集区、新区、英区、沙岗区、腰山区先后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不足半年,发展了二十八个农民自卫队。在党的领导下,手持土枪等各种武器,夜起明散,捉特务、除汉奸,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1937年 9月,根据下江特委指示,六军一师师长马德山同志率领,在依兰大砬子,配合依兰县委接应伪军三十八团两个连哗变的艰巨任务后,返回途中,在宝清鲍家南山脚下,遭日军突然袭击。徐光海同志率领六军一师一团和教导队在近处听到枪声,疾速赶到阵地。从敌人背后予以猛击,使战局由被动变主动。由于我军士气旺盛,战斗力强,使力图顽抗、拚死挣扎的敌人支持不住,丢下死尸二十余具,狼狈逃窜。徐光海、马德山率部队返回安邦河之后,将伪军哗变部队改编为六军一师六团,并派李云峰担任该团政治部主任。
四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关东军对我松花江下游抗日游击根据地,实行“讨伐”与“集团部落”相结合的毒辣政策。一面强迫农民归屯并户,隔绝抗日军民的血肉联系,一面调遣大批日军、伪军、兴安军、警察、宪兵向我下江地方党、群众组织和抗日联军发起全面的疯狂进攻。终于把他们承认的“共产乐园”变成了人间地狱,烧杀抢掠,恐怖气氛笼罩三江平原。但是,下江人民对日本关东军的高压政策从不屈服,与东北抗日联军一道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38年 4月,马德山、徐光海同志率领六军一师和高玉斌同志率领的六军五师互相配合,在萝北南岗上伏击战斗中,师长马德山同志光荣牺牲。此后,徐光海同志率领六军一师回到松花江南岸,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牵制日军,四处打击日伪反动势力。1938年 6月的一个夜间,徐光海率领六军一师教导队,摸进了国强街基警察署,二十四名警察、两名日本指导官和赵翻译全部被活捉。罪恶累累的日本指导官和翻译官被押解到六军一师后方张老道庙附近予以处死。为民除了害、平了愤,爱国群众增强了抗日救国的信心。同年 7月间,徐光海获悉兴安军某部从富锦到佳木斯换防的情报,立即集中了六军一师和六军四师三十团的二百余名队伍,急行军到双山,埋伏在公路两旁的柞树丛中。拂晓,兴安军的二十余名先头部队才发觉已进入我军阵地,慌忙回逃时,被我军击毙七名,敌数百名后续部队在千米以远,向我军阵地猛扑。徐光海同志认为,只要把兴安军引进山里,我军就能扬长避短,予敌以重大杀伤。果然,气势汹汹的兴安军,下了马就往山上爬行,很快与我军接触。但是,兴安军只是听到连续不断的枪声,很难判断我军隐蔽之处。战斗是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着,黄昏后,遭到我军猛烈的袭击,兴安军弃死尸七十余具,仓皇逃走。在这次战斗中,我六军一师一团团长林国兴同志壮烈牺牲。
五
1938年秋,富锦、宝清的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党和群众组织相继遭到严重破坏,六军一师和兄弟部队受到日军、伪军的军事压力日益严重。这时,李兆麟同志率领六军教导队,在张老道庙同徐光海同志率领的一师部分队伍会师。李兆麟同志听取了徐光海同志的汇报之后,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接着,李兆麟同志代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组织了第三批西征部队,进行了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他鉴于六军一师在富锦、集贤、宝清已有两年的抗日斗争历史,群众基础好,熟悉环境,有利于打击敌人。于是,把领导下江抗日斗争的重任交给下江特委书记高崇民和徐光海同志,李兆麟同志把下江工作的安排和部署于1938年11月16日写信报告给北满临时省委: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同志,是六军工作员中的一个比较稳重,有相当优点的干部。他在富锦一带的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现在工作紧张的局面之下,他能担负起领导工作的责任。故取得下江特委负责同志的同意,决定光海兼富锦县委书记,参加下江特委常委工作,以便集体领导。禹民以特派员的名义负江北全责,与光海同志形成集体领导下江一切军政党工作。
徐光海接受了党的委托,决心在三江平原坚持长期抗日游击战争。他为了保存实力,天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各后方密营视察和整顿部队。同年11月23日,他带领锅盔山后方医院的工作人员和伤病员二十余人往外转移时,走到附近山岗上的张家窑,与叛徒陈传和带领的伪军三十五团相遇。我军立即投入了战斗。全体干部、战士、伤员们以宁死不屈的气概,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在激烈的战斗中,徐光海、裴成春、刘昌友等二十余名同志壮烈牺牲。
徐光海同志是一位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无论何时何地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在创建抗日武装的斗争中,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出色地完成团结友军共同对敌的光荣任务。他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把满腔热血洒在三江平原上,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鼓舞人民奋勇前进!
(赵 亮)
(选自《东北抗日烈士传》)
马德山
马德山,1936年任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一师师长,曾率队在富锦、宝清一带打击日伪反动政权,开辟、建立抗日根据地,经常活动于本县境内。1938年牺牲。
附:《马德山烈士传》。
马德山烈士传
(1911~1938)
马德山同志,原名金乘浩,朝鲜族,1911年12月30日生于上海市。
马德山同志的父亲、伯父和叔父,于朝鲜“三一运动”后,为了兔遭日本帝国主义迫害,带领全家从朝鲜平安北道来到上海。以后,又来到天津、沈阳、长春。叔叔金名在,因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和秘密组织抗日武装,遭到日本领事馆宪兵队追捕,在一次巷战中英勇牺牲。堂兄金乘俊也因做抗日的秘密工作而被捕,牺牲于吉林监狱。祖父因强烈反抗日本宪兵对儿孙们的残酷迫害,惨遭毒打而身亡。马德山同志自幼受到革命家庭影响,在心灵深处播下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革命火种。
1927年,马德山同志的父母携带眷属,随同被黑龙江省军阀吴俊生招雇的几百万户朝鲜族农民一起,到萝北县梧桐河两岸人烟稀少的千里荒原开垦稻田。两年以后,马德山因父亲患病体弱不能参加劳动,成了维持全家生活的主要劳动力。他失去了入学读书的机会。
马德山同志是一个有志气的革命青年,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进行革命活动。他于1930年参加了列宁主义青年团。不久,他参加了中共汤原县委举办的第一期军事训练班。白天上课学习政治、军事基础知识,晚间参加军事训练。两个月的军事生活,为他后来参加抗日游击队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号召下,为打倒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马德山同志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斗争的洪流,并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入党以后,他担任中共汤原县委的交通员,经常不辞辛苦地来往于鹤立、通河之间。有一次,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进山送信任务,路上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把他正在患病的左眼冻伤,致使失明。他为此毫无怨言,并向党表示:剩一只眼睛,也要抗日到底!
1932年,松花江下游洪水泛滥,梧桐河福丰稻田公司的四百多户佃农,因房倒屋塌而流离失所。马德山同志的家又迁到鹤立新农庄落户,他以打鱼为掩护做地下抗日工作。
马德山同志为人耿直、忠实、积极,以党的利益为第一生命。随时听从党的召唤。汤原游击队创建之后,党派他到游击队任司务长工作。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常年累月地带领马队给密营运送给养,保证了全队的生活供应,多次受到队员的好评和领导的表扬。1934年 4月间的一个早晨,汤原游击队五十余名队员,突然发现被伪军两个连包围在汤原南二保相距百米的两座孤房中,战斗十分激烈。马德山同志冒着敌人的炮火来往于两座孤房之间,给队员送水、送饭。他这种行为鼓舞了战士,大家越战越勇敢。直到日落,全体队员突出了重围。1935年10月间,他还先后参加了解除太平川警察署和亮子河金矿伪军关旅三营一连武装的战斗。
1936年 6月,党组织送他到东北抗日联军军政干校学习三个月。毕业后,他回到抗联六军,任四团某连政治指导员,后任四团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六军司令部在汤原西北石场沟活动,遭日伪联合“讨伐”队袭击,军长夏云杰光荣牺牲;马德山同志参加了六军司令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在关键时刻,他表示坚决继承夏军长的革命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全军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血战到底!不久,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批准六军四团团长戴洪滨同志任抗联六军军长。同时,把原有的四个团改编为四个师的建制,马德山同志被任命为一师师长,徐光海同志任命为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2月2日,六军军部召开的军政联席会议决定:六军一师到富锦、同江、宝清地区开辟、建立抗日根据地。途中,在桦川县火龙沟受到六、七百名伪军的包围。马德山同志指挥一师的二百余人,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突出重围,安全转移。六军部队到达富锦后,深入广大农村,配合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救国会,支援抗日队伍,打击日伪反动政权。日本关东军对我六军一师在富锦、宝清地区开辟、建立根据地的策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调兵遣将,进行疯狂破坏。同年 3月,日本关东军派一百五十余名骑兵,在富锦县夹信子以东尾追我军。马德山同志未与来犯之敌仓促应战,而是依靠群众的支援,率领部队拖着敌人不停地走路。当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之后,他们选择了有利地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这一仗,有三十余名日军丧命,得战马十余匹。敌人不甘心失败,又调集重兵,妄图引我军入圈套,然后以优势兵力把我六军一师消灭在三江平原。马德山同志识破了敌人的阴谋,采取了有力对策。一方面,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争取动摇的伪军、警察携带武器哗变抗日;对经过多次教育,顽固不化的伪军、警察,寻找适当时机坚决消灭。另方面,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避开敌人主力,打击富锦、宝清、绥滨各县农村“集团部落”中的警察和自卫团。同年5月,
他们在富锦县缴了汉奸郭成自卫团,得枪二十余支;又缴夹信子自卫团和警察署,得枪四十余支。在夹信子以西,还解除了汉奸地主高二麻子自卫团的武装,为部队解决了许多子弹和给养。六军一师和其他兄弟部队协同作战,苦战半年,终于开辟了群众基础较好的富锦、宝清游击根据地。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下江人民抗日斗争异常活跃,伪军哗变抗日事件也不断出现。同年 9月,马德山、徐光海同志在依兰县委的密切配合下,争取了伪军三十八团某营长及其下属两个连伪军哗变抗日。在举行哗变同时,解除了依兰县东部地区汉奸地主王治安自卫团的武装。此后六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改善,增加了机枪连和迫击炮连。六军一师从依兰回师后,又通过伪军三十五团的一个号兵,以打牌为借口把我军手枪队引入该团的骑兵营营部,趁敌麻痹无备,顺利地解除其全营武装。这一年,松花江下游抗日斗争形势高涨。六军一师曾发展到近两千人,成为富锦、宝清一带抗日主力部队之一。他们在与日伪军警浴血奋战中,立下了显赫战功。
马德山同志在抗日斗争的艰苦环境中,很注意部队的思想教育。他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战斗。对老弱残、伤病员和女同志,在生活上给予优先照顾,使全师上下亲如兄弟,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和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他对抗日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经常教育战士与人民群众保持军民鱼水关系。1937年冬,日本关东军在富锦、宝清边境地区用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强迫群众归屯并户,这时六军一师釆取了化整为零的战略,千方百计地去和抗日群众取得联系。有一次,马德山同志带领一支小分队,从松花江北岸渡江到了集贤县。在一个并屯不久的“集团部落”里,群众见到了亲人,男女老幼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并募集了一些棉衣和粮食支援了小分队。
1938年 3月29日,马德山同志率六军一师部队与六军五师部队互相配合,深入绥滨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三间房伏击伪警察队的一次作战中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七岁。
马德山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者,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同志在1938年 1月20日给抗联六军军长戴洪滨的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评语:“马德山同志对革命忠实之表现,工作活动之积极,很可赞许。我受六军军部负责同志之嘱托与工作之应有之同志关系。每每向同志讨论回答,颇有布尔什维克性臻进。”马德山同志,在六军的指战员中,在松花江下游各民族的广大群众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宝贵的青春。
烈士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革命的后代!烈士的英雄名字,将为人民世代怀念!
(选自《东北抗日烈士传》)
金 根
金根,1936年任抗日联军第八军一师政治部主任,为打击敌人和建立后方抗日根据地。曾率队在本县境内活动。1937年被叛徒杀害于七星砬子山密营。
附:《金根烈士传》
金根烈士传
(1903~1937)
金根同志,原名金光珍,别名金弦,朝鲜族。1903年 1月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庆兴郡雄基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家庭生活很贫困。为了寻求生活出路改变困境,1908年金根六岁时,随同全家移居到中国吉林省和龙县光照屯。1910年金根入光齐谷小学校读书,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16年考入延吉中学,1917年肄业。1918年考入吉林工业学校,在该校毕业后又考入南京大学。但因家庭生活困难,交不起学杂费,而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从失学的遭遇中,使金根开始意识到旧社会的黑暗,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1924年至1928年金根先后担任了和龙县北獐洞、大扇洞等小学校校长。在此期间,他能广泛地接触学生,经常进行家庭访问,热情地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深受学生的爱戴和欢迎。附近地区的学生都争先恐后到他任教的学校读书,不到一年时间,学生就由三十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人。此外,他还利用工作之余和假期机会,广泛接触农民群众,同他们谈心、交朋友,调查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揭露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深入浅出地讲解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他还利用办夜校和识字班等形式,宣传革命道理,对农民进行革命思想教育。
1929年,金根同志到龙井镇大成中学任教。在此期间金根等十多名革命青年,以教书为掩护,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他们利用龙井镇的“东济局”药店和果子铺等处进行地下联络工作。他们常常以买药为名,传递革命传单,以在果子铺就餐为名,进行秘密活动。为加强宣传工作,金根等同志经常在深夜里冒着生命危险到农村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金根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热情的鼓舞下,他的爱人、妹妹、侄儿、侄媳都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活动。
后来,由于地下组织的暴露,敌人疯狂地捕杀革命同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根据上级指示,金根、朱德海带领四十多人由延吉转移到汪清。他们到汪清后,以种地为掩护,组织和发动群众,坚持革命活动,积极开展革命斗争。
在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和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金根同志逐步提高了共产主义觉悟,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1930年 6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金根同志就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不怕任何艰险和困难,更加勇敢地投入了革命的战斗生活。1930年秋,他根据党的指示,在汪清罗子沟建立了四十多人的革命武装组织。后因敌人到处捕杀革命同志,这支队伍只好分散隐蔽活动。金根同志和其妻子转移到山里,克服了无衣服穿、无粮食吃等种种困难,度过了两个多月极其艰苦的生活。后来,根据上级指示,他们于1931年先后转移到宁安和穆棱的梨树镇等地进行活动。
1932年春,金根同志在宁安县东京城一面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一面组织起抗日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并于1932年 6月,建立了二十三人的北满工农义勇队,金根同志任队长。这支队伍主要在宁安、穆棱、汪清等地进行反日反霸活动。在此期间,金根同志曾亲自率队在穆棱县新城村消灭了一个民愤极大的反动地主份子,广大群众对此拍手称快。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是年秋,金根同志率队同李延录同志领导的救国游击军联合行动,在宁安一带开展对敌斗争。1933年春,由宁安转移到汪清,参加马家大屯战斗。
同年 6月,金根同志根据上级指示到达密山开展工作。为建立密山游击队,他同金百万同志一起积极筹备武器。通过缴获伪军武器和募捐购置枪支等途径,先后搞到三十四支步枪。筹备工作基本完成后,于1934年 2月成立了密山游击队,金根同志任参谋长。游击队成立后,在杨树林子与一百五十多名伪军激战六个多小时,击毙伪军营长、连副各一名,杀伤伪军十余名。
为了加强对敌斗争、扩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1934年10月,满洲省委决定成立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金根同志任四军参谋处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1935年 3月代理四军二团团长,率队在勃利一带进行抗日活动。勃利有个“稻田公司”,是由几个恶霸地主分子兴办的。为了封锁抗日交通要道,破坏抗日活动,他们组织了几十人的反动自卫团武装。当时凡经过此地的人都要被自卫团抓起来进行审讯、毒打,甚至被活埋。对反动自卫团的种种罪行,广大群众十分愤慨,一致要求消灭它。为了坚持抗日游击活动,解除群众的心头之恨,中共密山县委决定攻打“稻田公司”,当我四军二团得知该公司经理和自卫团长率十六人乘车要到县城求援时,金根同志率队在途中设下了埋伏。敌人进入我军伏击圈后,金根同志一声令下,我伏击部队立即行动,猛烈袭击敌人,结果反动的自卫团长等十八人全被我军击毙,缴获步枪十八支,并烧毀了汽车。
为了加强对抗曰联军第八军的领导,1936年 8月,上级决定调金根同志到八军一师任政治部主任。新组建的抗联八军思想和组织情况比较复杂,纪律松弛,影响了军民之间的关系。金根同志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抓紧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首先,进行了部队的宗旨教育,他利用各种场合反复指出:“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工农子弟兵,一切思想和行动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思想教育,使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其次,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加强了部队的组织建设,做出了“要遵守群众纪律,不准抢老百姓东西,不准吸鸦片”等项规定,使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有了加强。
在金根同志担任八军一师政治部主任期间,日寇加紧了对抗联的“围剿”,疯狂捕杀革命同志。此外,日寇为了瓦解我抗日队伍,收买了一批汉奸走狗,对抗联进行“劝降”活动。1936年10月,日寇从佳木斯派来了由十多人组成的“治安工作班”,到八军进行政治诱降活动。在敌人的阴谋活动面前,金根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灵活的策略和果断的措施,将劝降人员全部消灭。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曰寇加紧了对我抗日联军的封锁和“讨伐”,同时还积极勾结我军中的一些动摇变节分子,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日寇的勾结下,八军警卫连中出现了少数叛变投敌分子,专门进行破坏革命组织和杀害革命同志的罪恶活动。1937年12月 3日晚,八军中的两个叛徒,手持枪支突然闯入了桦川七星砬子金根同志住地,对金根同志进行威胁、恐吓。金根同志坚贞不屈,而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金根同志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昂首前进。
(选自《东北抗日烈士传》)
王毓峰
王毓峰,1937年任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师长,他是一名智勇兼备的优秀军事指挥者,曾率队在牡丹江一带活动,给敌人很大打击。1938年在我县密营中养病期间,被叛徒杀害。
附《王毓峰烈士传》
王毓峰烈士传
(1897~1938)
王毓峰同志,原名王忠庆,1897年生于宁安县东京城镇阿堡河子(今杏山大队)。五岁时,不幸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他只好依靠同族叔父扶养。十二岁那年春天,入本屯私塾读书,到十三岁那年冬天,因为家境贫寒,中途辍学,外出给地主家放猪。十五岁当“半拉子”,起早贪黑,忍饥埃饿;在数九隆冬时,破衣褴衫,皮肉裸露在外。为了摆脱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十九岁那年他参加了东北军,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王毓峰同志在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怒潮中,心里燃起了民族复仇的烈火,高举起抗日旗帜,把他领导的一个排东北军拉了出去,在宁安县境内的花脸沟开展游击战争。从此,王毓峰同志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征途。
1932年,当吉林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简称救国军)从敦化一带来宁安活动时,王毓峰同志率部投奔了救国军。不久,由于救国军没有明确的抗日纲领,得不到群众支持,再加上军事指挥混乱,在日军进攻之下垮台了。在这关键时刻,王毓峰同志深刻认识到,依靠救国军的上层领导是无法抗日的,要抗日救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1933年 1月,李延录同志在宁安孟寡妇屯,以原救国军和由共产党领导的部分抗日武装力量为基础,建立抗日救国游击军(简称游击军)。王毓峰同志率二百余人参加了游击军,被编为游击军第二团,并任该团团长。
游击军成立后,立即投入了粉碎日本侵略者对我吉东地区大“讨伐”的斗争。在宁安、汪清、密山等地的广大地区,游击军积极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王毓峰同志指挥二团战士,在团山屯战役中,取得了辉煌战绩。1 月28日,日伪联合出动一千二百余人,其中有日军松乙部队二百余人、伪警备旅马海山团八百余人、宁安警察队二百余人,分成三路向团山屯我军阵地猛攻。王毓峰同志指挥二团战士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猛烈还击。他冒着密集的弹雨深入战斗第一线,时而鼓励战士坚守阵地,时而观察敌人运动规律。当他发现有三名穿军大衣的人在敌群中晃动,便立即命令战士瞄准射击,结果三名日本军官应声毙命。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被迫撤退了。
1933年秋,为了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宁安、汪清等地的游击军转移到密山活动。由于王毓峰的二团战士多是宁安人,家乡观念很强,当部队到密山活动后不久,便要求回宁安。在此情况下,经军部领导同志研究同意后,王毓峰同志率领二团战士又回到宁安活动,同傅显明、柴世荣等救国军残部彼此呼应,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1934年春,“绥宁反日同盟军” (简称同盟军) 组成时,王毓峰同志坚决拥护我党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并率领全团战士参加了同盟军。
同盟军成立之初,主要活动在宁安各地,收缴地主武装并反击日伪军的“讨伐”。1934年4月,王毓峰同志率领全团战士与同盟军兄弟部队配合,先进攻小城子, 烧了敌伪电报局,然后进攻宁安与延吉之间的城子街,收缴了东京城附近农村的地主武装、打击了日伪军,扩大了同盟军的影响。
为了加强党对同盟军的领导,提高同盟军的政治素质,根据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 5月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同盟军政治部,加强党在部队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王毓峰同志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政治觉悟提高很快,1935年,王毓峰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毓峰同志入党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把个人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部队中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甘苦、共患难。有时还亲自抢救和包扎负伤的战士。在严寒的冬季,他宁肯自己挨冷受冻,也要把筹集来的数量很少的棉衣棉帽等急需物品,让给战士们先穿上。部队每到一地,他都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访贫问苦,亲自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的大好形势,鼓舞群众斗志,发动群众踊跃参加抗日队伍。在一次战斗间歇中,他回到家乡阿堡河子,在短暂的时间里,经过串连和促膝谈心,就有十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了抗日队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王毓峰同志不仅经常用这句中国古语启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而且也经常用这句话鞭策教育自己的家族和亲人。在王毓峰同志的启发教育下,他同族的长辈和兄弟们,在参加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中不屈不挠,英勇斗争。有的被日寇用刺刀挑死在村头,有的捐躯在抗日的战场上。王毓峰同志的妻子,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毫不退缩,怀抱着幼儿“百岁”,一直随军参加斗争。
1934年冬,在粉碎日本侵略者冬季大“讨伐”的战斗中,王毓峰同志率领部队与兄弟部队密切合作,同日寇进行了多次战斗。1935年 1月猴石一战,打死打伤三十四个敌人。在岔沟和狼窝的两次战斗中,除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军需物品外,还打死伪警察队长马志超。在同盟军各部队的英勇战斗和游击区群众的有力支援下,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冬季大“讨伐”,被我军彻底粉碎了。
1935年 2月,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同盟军党委共同决定:将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时,王毓峰同志任第一师第二团团长。
五军成立之初,王毓峰同志率领二团战士在师长李荆璞领导下,在宁安县境内的岔沟、长岭子、阿马河子、葡萄沟等地同伪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收缴了东京城伪军武装,袭击了六道河子车站,在开辟西北山游击区的斗争过程中,重创了日本侵略军。为了避开敌之优势兵力和开辟新游击区的需要,根据吉东特委的提议和过去游击活动的经验,同年 4月,五军党委决定:把部队分散到三个地区进行活动,除军部和一部分队伍留守宁安外,将五军主力分编成东西两个派遣队。在五军副军长柴世荣和李荆璞同志率领下,于同年 7月,按预定计划进驻到额穆县境内。同年11月,在东沟子一战击溃日军一个小队,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此战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威风,大灭了日伪军的锐气。群众杀猪磨面,欢天喜地慰劳我军将士。1936年 1月,五军党委特别会议决定:五军主力部队向中东铁路道北转移。同年 3月,王毓峰同志的二团和兄弟部队在师长李荆璞同志率领下,进驻到距离东京城约七、八公里的连花泡屯,在筹集部队给养过程中,突然遭到四倍于我的日伪军联合袭击。在情况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部队,李荆璞师长命令王毓峰同志率部突围,而王毓峰则决意首先掩护李荆璞师长和师部突围。于是,他坚决果断,临危不惧,巧妙地指挥二团战士连续冲杀,顶住了敌人的猛烈冲击,使李荆璞师长和师部得以安全转移。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在以较少的牺牲挫败敌人之进攻后,转移到了新的地区。
在抗日战争的烈火中,王毓峰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他出生入死。决心抗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特别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坚持党的领导,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已经成长为一名智勇兼备的优秀军事指挥员。根据斗争的需要,于1937年冬,王毓峰同志被提升为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师长。
王毓峰同志在长期抗日的艰苦岁月,患有严重的痔疮病。开始时他忍痛坚持随军指挥战斗,但终因失血过多病情更加恶化,在他无法继续随军指挥战斗的情况下,党为了给他调治并使之休养,把他安排在富锦县的密营中。1938年 2月25日被四军六团叛变的队员杀害而牺牲,时年四十一岁。
王毓峰同志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无私地把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光辉的战斗一生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选自《东北抗日烈士传》)
汤生昌
(1913~1946)
1913年,汤生昌生于江西省于都县觉村。从小家境贫寒,生活困难,只读一年私塾,11岁就给姓郑的地主放猪,以后租种地主的土地和当长工。那时,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军阀混战,加上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人民群众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青年时期的汤生昌不堪忍受其沉重地剥削和压迫,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希望之所在,找到了自己的出路。1931年阴历正月十五日,他毅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员邱特领导的里仁暴动,在给当地国民党和地主武装靖卫团以沉重打击之后,他投身革命,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汤生昌,于1931年 7月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他在部队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历经大小战斗近百次,三次负伤。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系三等残废军人,1946年离开野战部队到东北,任合江省警卫团团长,后派到集贤任独立团团长。
1946年11月25日,汤生昌率领独立团,清剿土匪李延会部,在今双市大叶沟战斗中,因中埋伏壮烈牺牲,时年34岁。
为缅怀英灵,教育后人,1956年撤区划乡时,将原太平区划为升(生)昌和太保二乡,升昌乡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相沿叫升昌人民公社至今。1979年本县建烈士陵园,汤生昌烈士墓建于其中。
杨德才
(1936~1981)
1936年 3月16日,杨德才出生于我县兴安公社宏德大队的一个贫农家里,后迁至升昌公社永胜大队。他自幼给地主扛活,解放后,一度进城参加过工作,1962年响应党“大办农业”的号召,回到永胜大队参加生产。1964年后,先后担任青年队的组长、生产队副队长、队长。1965年5月杨德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他时时处处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党需要的时刻,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开始,永胜一队比较薄弱,党组织把他从四队派到一队去,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带领群众苦干实干,很快改变了一队面貌,粮食产量和人均收入都有大幅度提高,此时有人在他面前竖起了大拇指,而他却谦虚地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英雄好汉争上游;争得上游别骄傲,还有英雄在前头”。1974年秋,四队领导班子瘫痪,打场送粮没人干,饲草饲料严重不足。群众纷纷去找大队党支部,请杨德才重返四队。于是,杨德才又回到了困难重重的四队,带领群众经过两年苦战,使四队又跃居全大队的第一位。1976年秋,杨德才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职务。他对工作更加认真负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和党支部其他成员一起认真执行新时期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狠抓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在加强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带领群众艰苦创业,使全大队的家底逐年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到1980年末,永胜大队的公共积累已达27.4多万元,比1976年增加了 50%;人均收入近300元。工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34%;上缴商品粮1,300吨,成为全县交售“千吨粮”的大队之一。杨德才时刻把党的利益放在最前头,困难面前不低头,关键时刻挺身出,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任劳任怨,苦干实干。社员们一致称他是“走一处,胜一处”的好带头人。
1981年5月1日,杨德才带领社员去抚远县浓江公社开荒建点,在打井过程中,于 6月23日为抢救井下遇难的社员而牺牲,时年45岁。杨德才牺牲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根据杨德才牺牲的经过和生前表现,于1981年11月17日决定追认杨德才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