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司法

友谊农场的司法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七年)：农场的司法工作贯彻了中央关于司法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了法制建设，实行依靠群众与专政机关相结合的路线，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持依法办案，同公安检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保护人民民主权利。这一时期，司法人员认真执法，惩办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处理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纠纷，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秩序。
　　一九五八年，农场成立了政法公安部，统管公安、检察、司法工作。案件发生后，公、检、法三个部分各负其责，分别办理手续，案结后，报部务会定罪量刑，以集贤县人民法院名义下判。
　　集贤县四乡并入农场后，人口倍增，社会情况复杂，加之在“大跃进”过程中，公安机关提出“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大案不过三、小案不过天”等口号，使办案失去了三机关互相制约的作用，发生了一些乱捕、滥判、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现象，各种政、刑案件上升。一九五八年判处反革命案件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点四倍，刑事案件增长一点四倍。
　　一九六○年农场建立县制，成立友谊县人民法院，政法三机关分开，司法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到一九六六年，友谊县政权虽几经变动，但司法工作始终不断加强。这一时期的刑事审判工作，比较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历史从宽、现行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的方针，坚持了公开审理、辩护、陪审、合议、上诉、再审理等司法基本程序。但当时在辩护上只强调被告人自身辩护，案件审毕，仍报党委审批。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政、刑案件比较突出。一九六○年受理政治案件六起，刑事案件二十八起。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政、刑案件也逐年下降，到一九六二年，全年仅受理刑事案件十八起。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每年受理政、刑案件十多起。社教运动期间只受理案件八起。但这一时期，民事案件有所上升。一九六一年受理民事案件六十八起，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了三倍。一九六四、一九六五两年发生民事案件五十一起，一九六六年仅发生十九起。这一时期发生的民事案件，大部分是婚姻、家庭纠纷，其中主要是离婚纠纷。一九六一年受理的离婚案件占所有案件的百分之九十六。在民事审判工作上，当时贯彻了以调查研究、就地解决为主的方针，审判员带案卷下乡，到当事人所在地调查解决。因此，这一时期审理民事案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这一时期还普遍建立了基层民事调解组织。农场共建立了一百零三个调解委员会，五百七十九名调解委员，调解委员会主任均由单位副职干部担任。基层调解委员会在乡人委(分场)领导下，由民政助理员指导工作。一九六○年，基层调解委员会与治安保卫委员会合并，建立治调委员会。一九六二年，对治调委员会进行了整顿，并分片进行短期培训，此后，又在全县(场)范围内推行了爱国公约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治安工作的发展。
　　第二阶段(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六年)：十年动乱时期，农场司法机关被砸烂，人民法院被军管，司法工作归军管小组领导。司法干部遭到迫害，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把法律和制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把法律规定的独立审判说成是“同党分庭抗礼”，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
　　一九六九年组建兵团，人民法院被解散，在团保卫股内设审判组，担负全团的案件审理工作，结案后报三师军事法庭裁决。
　　这一时期审理的各种案件，脱离实际，夸大敌情，无限上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时期共处理政治案件四十五起，其中大多数是属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把坚持正义的人打成“反革命"，严重地侵犯了人民民主权利。
　　在这期间，基层人民治调委员会自消自灭，民事纠纷无人过问，社会秩序混乱，正义得不到支持。据统计，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两年，民事纠纷因无人处理，造成死亡达二十六人。
　　第三阶段(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四年)：一九七七年恢复了农场建制，建立了友谊人民法庭(隶属于集贤县人民法院领导，后隶属于红兴隆管理局农垦公检法)，人民司法工作迅速恢复起来。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定，一九七八年九月，农场法庭成立了“三案”复查小组。在公安、劳资、组织部门的配合下，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错判、重判的案件以及“文革”前的政、刑案件及申诉案件进行了复查。
　　复查组共受理申诉案件一百三十起，刑事案件二百三十起，复查了“文革”前的政治案件三十七起，刑事案件十三起。经过复查，纯属冤假错案四十六起，给予彻底平反，错定性质或重判的改判了十七起。平反、改判的案件占申诉案件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在平反、改判案件中，属于“文革”期间的政治案件四十三起，占整个案件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五，刑事案件十六起，占整个案件的百分之七点六，属于“文革”前的政治案件二起，占整个案件的百分之零点五。在这次“三案”复查中，对蒙受冤屈的四十六名受害人给予彻底平反，认真地落实了党的政策，基本上做到了受害者、群众、单位三满意。
　　随着形势的变化，民事案件也随之增加。一九七八年发生了二十八起，一九八○年增加到三十四起，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共发生四百二十二起。这一时期，民事案件由婚姻纠纷扩大到财产权益的纠纷，如一九八○年三十四起民事案件中，婚姻家庭纠纷二十三起，占受案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继承、债务、买卖、财产权益纠纷十一起，占受案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四。一九七七年农场法庭建立后，恢复了基层调解委员会，农场共有二百三十九个基层调解委员会，九百二十四名调解委员。基层调解组织的恢复，对解决民事纠纷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九七九年，由于国家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随之渗透到农场，社会秩序曾一度混乱，刑事案件逐渐增多。农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从重、从快打击五类犯罪和其他扰乱社会治安分子的指示精神，结合农场的实际情况，与公安部门密切配合，于一九八三年召开了两次定刑、定判大会，从重从快地打击了一批犯罪分子，促进了农场社会秩序的进一步稳定。
　　附表139：
　　　　　　　　　　友谊县(农场)司法系统及编制一览表
　　　　　　　　　　　　 友谊县人民法院


　　　　　　　　　　友谊县保卫委员会、革命审判委员会


　　附表140：
　　　　　　　　　　友谊地区历年审理刑事案件统计表①
　　　　　　　　　　　　　　 (1955～1983)


　　注①：一九八四年农场地区刑事案件移交红兴隆农垦法院审理。
　　附表141：
　　　　　　　　　　友谊地区历年审理民事案件统计表
　　　　　　　　　　　　　　 (1955～1983)


　　附表142：
　　　　　　　　 友谊地区历年审理“三大刑”情况表　　　　　　　　　　 (一)


　　　　　　　　 友谊地区历年审结“三大刑”情况表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