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公安一九五五年农场建立保卫科。保卫科设警卫股、经保股，各分场设保卫干事。同年八月，农场建立经济警察队，总场部设置了公安派出所。公安派出所受集贤县公安局和农场保卫科双重领导。一九五八年，农场始建政法公安部。政法公安部是一个公、检、法三位—体的政治机构。这个机构的建立’，是由于农场的社会性日益增强，社会治安工作已提到农场建设的日程上来的结果。政法公安部设政保组、治安组、看守所和审判员、检查员等。
一九五八年，在原有基础上，农场各生产单位义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
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友谊县公安局成立，下设政保股、治安股、看守所、消防队、收容所(收容盲流人员的临时组织)。公安局还在友谊镇、七星乡、兴隆乡设公安派出所，其它各乡(分场)设公安特派员。
一九六二年，友谊县公安局改为友谊地区公安局，隶属合江地区公安局领导。
一九六四年，恢复友谊县公安局，在原有建制上增设了预审股。
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友谊县武装部接管政法三机关，成立了军事管制小组。
一九六九年，组建十八团，成立了保卫股。保卫股设政保组、治安组、审判组、拘留所、消防队等组织。
一九七七年，恢复农场建制，成立友谊农场公安分局，隶属集贤县公安局领导。
一九八○年五月，友谊公安分局改隶红兴隆国营农场管理局公安局领导。
同年七月，经黑龙江省公安厅批准，友谊公安分局在友谊镇 (总场)、兴隆(一分场)、建设(二分场)、团结(三分场)、东升(四分场)、庆丰(五分场)、跃进(六分场)、三道岗(七分场)、七星(八分场)、友林(了乙分场)、新镇(十分场)、林场、煤矿设立公安派出所。
附表143：(见315至321页)
友谊农场的公安工作是随着农场的发展而发展的。建场初期的保卫科，其任务是保卫苏联专家，保卫生产安全，不担负社会治安工作。随着农场建设事业的发展，职工逐渐增多，家属迁入农场，社会治安和户政管理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一九五五年八月，在总场部设立了公安派出所，负责全场的户政管理和治安工作。这一时期，农场的干部、职工都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场工作的，组织纪律性较强，因此，社会治安比较稳定。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发生刑事案件一百三十一起，政治案件一起，其中一起重大案件就是五分场会计室金柜被盗。盗窃分子金光吉兄弟俩将金柜抬至野外破开，盗走人民币九千七百多元(其中公债券三千多元)。一九五八年，农场建立了政法公安部，公安保卫工作开始由“内保”转向社会，担负起社会治安和对敌斗争任务。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才是农场公安工作的起点。在人员配备上，除少数是做过公安工作外，大多数是一九五八年转业军官，工作起来比较吃力。但是，由于这些转业军官和干警坚持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很快就适应了工作。当时全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公安战线也受到影响，曾提出“大案不过三(天)，小案不过天”的口号，全体公安干警在实践中为此而努力，破案率是很高的，一九五九年破获一九五八年以来发生的各类刑事案件十一起，破案率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三。
附表143： 农场各时期公安机关建制表
1955年1月—1957年冬友谊农场保卫科
1958年10月—1960年5月友谊人民公社（友谊农场）政法公安部
1960年5月—1963年3月友谊县公安局
1964年12月—1967年2月友谊县公安局
1969年2月—196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保卫股
1976年3月—1980年5月集贤县公安局友谊公安分局
1980年5月—1984年红兴隆农垦公安局友谊公安分局
这一年对五类分子开始了全面的摸底调查。全场共查出五类分子二百五十四名，其中地主分子五十二名，富农分子一百一十五名，反革命分子二十九名，坏分子三十二名，同时实行了“三包一保”制度，即“生产队包监督、包教育、包防止破坏，保证对其改造好”。同时，在基层单位又相应地建立起了治安保卫委员会，全场共建立七个治安保卫委员会，五十五个基层治安保卫小组，共有组员二百七十名。
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是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在这种客观形势影响下，农场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情况，社会秩序一度混乱。一是关里盲目流入人员明显增多，到一九六○年底，达五千多人。通过摸底调查，在这些盲流中有地、反、坏分子二百八十二人。这些人的流入，对社会治安妨害极大；二是群众性的拿摸粮食行为明显增多。仅一九六一年统计，发生拿摸粮食案件一千九百八十二起，拿摸粮食的人达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人，国家损失粮食三十九万七千九百四十斤，缴回粮食三十七万七千四百斤。一九六二年，经济形势好转，拿摸粮食的行为明显下降，这年仅发生六百五十起，参与拿摸粮食的人六百五十四人，国家损失粮食八万三千六百四十五斤，缴回粮食五万五千零七十三斤3三是各种刑事案件成倍上升，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九年上升一点五倍，破案率达百分之九十五点六。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农场经济形势好转，刑事发案率有所下降，这年仅发生五十二起，破获三十八起。一九六二年，全县 (场)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各种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这一年仅发生十二起，比一九六○年下降四点四倍，破获十一起，破案率为百分之九十一点六六。这一时期发生的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多是盲流人员来县(场)做的案。如一九六○年发生在七分场六队排水渠旁杀人案即是一例。抢劫杀人犯李扑俊，男，二十八岁，山东省莱阳县院上乡李家庄人。该犯于一九五九年二月盲目流入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林场，与同组仇作林相识，他见仇手里有钱便起歹意，假装对仇亲近。后与仇又流入宝清县，在该县铁矿劳动，仇赚钱四百七十九元。两人各带自己现款，于七月十六日晨乘车去福利屯。汽车行至凉水泉子，两人下车奔友谊农场五分场四队，投奔仇的儿子。当行至七分场六队时，李犯用酒将仇灌醉；酒后两人行至六队东南约二华里，七星河排水渠处休息时，李犯乘仇酒醉不备之机，用酒瓶猛击仇的头部，酒瓶击碎，将仇打死，李犯又用酒瓶嘴将尸体划有拳头大的一个口子，将其现款掏出，用干草将尸体盖好后潜逃。案发后，公安局经过多方侦察，确定杀人犯就是李扑俊，派人到山东省莱阳县院上乡将凶手缉拿归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于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将杀人犯李扑俊枪决；四是政治案件上升。一九五九年发生十二起，一九六一年又发生十二起。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案件也开始下降，一九六二年仅发生一起。这一时期发生的政治案件，较为突出的是三分场二队发生的“中华民国反共同盟会”反革命集团案。该案发生在一九六○年九月，主犯宋洪才，一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图煤暴乱，他先后发展了李雄辉、张建国、邹玉梅和其兄宋洪有(此四人均有前科)等。宋洪才曾起草了“中华民国反共同盟会组织总纲”及同盟会的宣传提纲。煽动人民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不满，制造思想混乱。公安机关对这一反革命组织进行了侦察，于一九六二年破获，将其主犯、从犯一起逮捕归案。
一九六三年，根据“治安管理从严”的方针，结合农场实际情况，开展了打击反动会道门和取缔巫医神汉等封建迷信职业者的活动。经调查，全场信奉会道门和进行迷信活动的有一百四十七人，其中反动会道门分子二十三人，大神六十一人，巫医二十四人，算卦十九人，抽贴相面的阴阳先生十八人，共缴获迷信书籍、罗盘、腰铃(跳大神用的工具)等各种迷信工具二百七十七件，查出了上述人犯，除两名给予管制外，其他人经教育后释放。同时，农场有计划地开展了禁烟查毒工作，经调查，查出植毒、吸毒、贩毒分子一百四十七人，其中已有十七人成瘾，一人丧失劳动能力。缴获烟土六两，盐酸麻黄碱一百支，毒具七件，逮捕法办两人，拘留法院训戒的一人。通过这次打击、教育，有效地制止了烟毒的漫延。
一九六四年，根据国务院、省、地委关于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的指示精神，全县(场)开展了普查工作。通过这次人口普查，发现各种问题五百三十一件，为今后加强户口管理奠定了基础。此外，农场还建立了对敌斗争档案，共建立各种档案三百五十七份，分门别类地装订归档，并对敌伪时期此地的九个组织情况编制了较为系统的历史资料。总之，一九六六年以前，农场公安工作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的，全国开展社教运动后，农场的社会治安形势更为好转。
一九六七年，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农场公安部门遭到严重破坏，正常的公安政法工作已无法进行。
十八团时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如团部商业连大宗“贪污”案，团部农电站、物资站、转运站、机械厂等单位的“地下先遣军”、“复仇军”案以及“五·二八”反革命案等。据当时统计，在上述“两军一案”中，有一千五百八十二人遭受迫害，有十九人死亡(与运动有关)，其中被迫自杀十人。制造冤假错案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原三分场二队拖拉机手苏忠原谋杀前妻案。苏忠原与前妻不和，其前妻于一九六二年自缢身亡，此案业经公安局、检察院核查做出了正确结论。后来苏忠原与其妻女友王桂香结婚。一九六九年一些人又追起此案，十八团保卫股决定将苏忠原夫妇逮捕入狱，屈打成招，致使苏忠原冤狱达六年之久，苏忠原身遭酷刑，终身致残，丧失劳动能力。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年，十八团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共立案八百五十一起，定案处理了八百零二起，其中判刑八十人，戴帽一百零五人，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三十二人，暂不处理的九十二人，未查清者。二十六人，其他一百一十二人。所谓立案的绝大多数属人民内部矛盾，判刑的八十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纯属冤案。
一九六七年至二九七六年这九年中，政治案件比较突出，一九六八年发生九起，一九七○年发生五十二起，一九七一年发生十九起。这些政治案件中以书写反动标语居多，如一九六八年发生反标案五十八起；占政治案件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六。造成反标案增多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青少年对社会动乱和揪斗其父兄不满，致使发泄胸中的不平，乱书乱写。
一九七二年以后，刑事案件又逐渐上升，一九七二年发生三十六起，一九七三年发生一百四十七起，一九七四年发生一百三十七起，一九七五年发生一百五十起，一九七六年发生一百三十五起，这一时期刑事案件中强奸、诱奸案较为突出。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年，农场的公安工作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工作迅速恢复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一九七七年，农场党委召开丁全体公安干警会议，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全错全平、部份错部份平、不留尾巴”的原则，对先前的所有案件进行了复查，先后给六十六人平反了冤假错案。
一九七九年根据中共中央(79)5号文件关于对四类分子进行摘帽的决定精神，农场公安分局依靠群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先后给二百九十人摘掉了地、富、反、坏分子的帽子。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年，刑事案件较多，由于“文革”造成的影响，群众的思想顾虑尚未消除，坏人嚣张，加之公安战线新成份多，破案率一直上不来。一九七七年发生一百九十二起，一九七八年发生一百七十三起，一九七九年发生一百二十八起，一九八○年发生一百五十八起。在这些刑事案件中，盗窃案件较为突出，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针对这种情况，农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采取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以公安机关为主，大打一场整顿社会秩序的人民战争，公安战线以老带新，在实践中学习，总结经验，互相提高，对发生的案件及时破案，有力地打击了刑事犯罪分子。
附表144：历年政治、刑事案件发生、破获统计表
历年政治、刑事案件发生、破获统计表
附表145：
1976—1984年收审、逮捕、行拘人犯情况表
附表146：
1959—1984年火灾发生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