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农场经过“社教”运动，解决了一些干部作风和企业管理上的问题，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是，从一九六六年四月起，一场由于错误的领导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便席卷了农场。
　　红卫兵运动对农场政治形势的影响
　　六月十八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题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后，总场中学高六班部分学生首先贴出了批判所谓旧教育制度的大字报，锋芒直指学校党支部。随后，其他班级的学生也贴出了类似的大字报，两天内共贴出二百多张，使师生们在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此后，中学党支部召开了全校师生动员大会，号召全校师生深挖埋藏在中学教员中的“三家村”分店。于是，在中学师生中出现了一场学生整领导、学生整教员、学生整学生的混战。不久，众多学生受全国形势的影响，纷纷停课，离校进京。从此，领导靠边，学生罢课，学校已无法进行教学。同年十月，中学进京串联的学生先后返回农场，带回大量的鼓动造反的传单、小报等，在学生中广为散播，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十二月六日，北京农学院来农场串联的学生王前在总场街头贴出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震动了全场。王前串联中学千余名学生在县委楼前静坐示威，强行要求县广播站播发他的“点火”传单，遭到拒绝后，当晚在总场俱乐部召开大会，揪斗县委副书记包华民。在会上，红卫兵强词夺理，包华民力拒非议，批斗在会在混乱中草草牧场。
　　“炮轰司令部”和揪斗“走资派”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农场党委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和文革办公室。文革办成立后，正值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文革办于九月二十日召开了直属单位千余名群众参加的“炮打县委点火大会”指控县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会过后，农场政治局势更加混乱，大多数基层单位开始层层揪斗当权派，凡被揪斗的干部都靠了边，未被点名揪斗的干部忧心忡忡，党组织全部瘫痪。
　　武装部“支左”与群众两派的对立
　　由于运动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一些造反组织大喊“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完全根据自己的观点和自身的利益，提出自己的主张，大造其反。全场数百个造反组织，大体分为三类状况：一类是由部分过渡社员群众组成的“农垦战士造反团”和由总场直属单位下放户部分群众组成的“下放大队造反团”。他们是为了解决自身经济利益而起来造反的；二类是总场党政机关和工厂企业部分职工组成的造反组织，他们是为了所谓紧跟而起；来造反的；三类是机关、工厂企业中少数职工（含少数干部）组织起来的造反组织，他们认为“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因此，这部分人被视为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总场工交政治部十七名干部组成了“工交红旗战斗队”，他们首先砸烂了工交文革小组后，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贴出“反对走资派大搞经济主义”的大字报，把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县委领导干部。
　　当上海“一月风暴”①传到农场后，更加引起了广大群众思想上的混乱，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总场木材厂工人造反组织串联一百二十九个群众造反团体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接管委员会”（简称大联合），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并发出了《告全县人民书》和《第一号通令》。
　　注①：指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造反派夺权。
　　二月二十五日，工交红旗战斗队和中学红色造反团宣布退出“大联合接管委员会”，提出反对大联合夺权的口号，他们认为大联合不是左派组织，是“大杂烩”等，从此形成两派对立。三月七日，工交红旗战斗队、中学红色造反团串联“红影兵”造反团等七个造反组织于凌晨夺下了县广播站。三月八日，“大联合”组织群众反夺广播站，两派僵持不下，县武装部宣布对广播站实行“军管”。三月十五日，红色造反团等十七个组织在县武装部指使下，宣布成立“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在成立大会上，县武装部政委邢礼秀公开表态支持“红色派”。从此，农场两派阵线分明，农场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红色派”趾高气扬，“大联合派”灰心丧气，纷纷解体，许多所谓站错队的群众纷纷检讨，另一些人在形势的威逼下，大杀“接管会”的回马枪，揭露所谓的黑帮，一场群众整群众的运动更加激烈，两派对立的矛盾更加尖锐。与此同时，县武装部于四月间，在五分场又公开支持该分场的“一干派”①，进一步激化了五分场的两派斗争，终于酿成大型武斗，在武斗中，“井岗山派”的李春晓腰骨被打断，终身致残。
　　注①："一干派"系红色造反者联盟总部第十一团体的统称。
　　建立革命委员会
　　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原副县长（副场长）马连相、县武装部政委邢礼秀为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吕亚林、时继玉、张志斌，领导干部包华民、颜世良、张友三、刘志道等为常委。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斗、批、改”运动，认定原友谊县县长（场长）冯天益为“友谊县最大的走资派" ，对其展开大批大斗。在批斗中给他挂黑牌，搞”喷气式“，进行人身攻击和打骂。冯天益虽然受到残酷迫害，但从不颠倒是非，深受广大群众赞扬。
　　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漏网“走资派”
　　随着县革委会的建立，各乡、各生产队的革命委员会也相继建立起来。友谊县群众夺权斗争告一段落。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一九六八年四月，县革委会召开三级干部会，部署“清队”运动。县革委会副主任马连相代表常委会宣布撤消二名常委，开除一名委员。会后，全县清队运动迅速展开。在清队中山上派整山下派，领导整群众，群众整群众，大搞逼、供、信。有的单位施行酷刑三十多种，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无辜迫害，很多人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等，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一千五百八十二人，非正常死亡五十七人，造成冤假错案，一百一十二起。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县革委会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部署“狠反右倾，狠反复旧、狠反复辟运动”。大会认为“老干部进入革委会必然复旧，复旧就是复辟，复辟就是漏网走资派”。会议期间，用简报形式点了一百三十六名干部的名。大会闭幕前，在七分场召开现场会，给该分场革委会主任吴宝贵（转业老干部）扣上“阶级报复”、“镇压革命群众黑后台”、“漏网走资派”等罪名，当场逮捕入狱。此后，全县掀起了深挖吴宝贵式的漏网走资派的高潮，仅六分场场部就有九名干部被揪出，队级干部二十八人被关押，有的被关押达一年之久。一九六九年初，兵团成立后，运动达到了白热化，主持这场运动的骨干分子也纷纷被揪出来，变成了深挖对象。县委楼前、走廊贴满了“油炸马连相，火烧邢礼秀”的大字报，各级革委会也陷于瘫痪状态。在这场人整人的运动中，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一九六九年粮豆总产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点四。
　　“一打三反”与“两军”、“两案”
　　一九七○ 年二月，中共中央就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连续发出三个文件（简称一打三反），二月二十三日，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三个文件精神，部署十八团“一扣‘三反”运动的有线广播大会，提出了肯定有地平线以下的阶级敌人，肯定有苏修特务，肯定有万字号的贪污犯。会后，在很短时期内全团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从三月初到五月底，共制造了四起大要案，即：团部农电站、物资站、转运站和机械厂的“地下先遣军”、“地下复仇军”案，“五。二八”反革命传单案，商业连“大宗贪污案”。为了彻底搞清这些案件，团党委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这些单位开展追查深挖运动，对所有怀疑对象采取隔离审查，严刑拷打、逼供信等形式，仅团直单位就有六百零二人受到迫害，全团受害者达一千五百八十二人，被迫自杀五人。
　　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八年，年年结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这一运动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反右，狠抓阶级斗争，狠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每年运动开始前，都要用十天左右的时间举办工作队学习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上年的经验，部署当年的斗争任务。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基本成员是城市知识青年，教育对象主要是基层干部。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一把火烧两头，上烧当权派，下烧牛鬼蛇神”。一九七六年，基本路线教育又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结合起来，有些干部被视为“民主派”、“走资派”，有的干部被隔离审查，有的调离工作岗位。干部年年大换班，群众的园田地、小开荒，养畜养禽等家庭副业均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予以批判。有的职工（过渡社员）自家经营多年的宅旁果树，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砍掉了。
　　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使广大干部年年挨整，造成了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的隔阂，并且在运动中造成很多的冤假错案。
　　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兵团、三师、十八团联合工作队进驻四营、五营，进行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试点。工作队把中共中央（1974）1 号文件抄成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墙上，组织群众学习，开展忆苦思甜，批判“克己复礼”。
　　二月五日，团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广播大会，从此运动在全团铺开。三月六日，团政治处转发了八营机关少数干部贴出的“警惕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大字报，批判在兴修水利中奖励百方土是“工分挂帅”、“死灰复燃”。不久，兵团一位蹲点的领导干部在四月十二日听取团直几个单位汇报时说：“十八团修正主义流毒太深，评工记分搞了多年，就是要钱不要社会主义，不要路线，是修正主义在这里搞了三十万亩地嘛（指苏联帮助建场）。”此后，全团便很快批起修正主义办场路线回潮来。副团长颜世良（建场老干部）、副政委董超（转业老干部）等，都遭到重点批判，使刚刚复苏；的农业生产和逐步恢复的规章制度又遭天折。
　　附录①：
　　关于十八团深挖“地下复仇军”、“地下先遣军”始末
　　一九七○ 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团部砖瓦连四名哈市知识青年在闲谈中透露哈市出现“复仇军”。保卫股副股长鲍总枝（现役军人）得知后，未作深入调查了解便向团领导汇报“敌情”，十八团主要领导人为此大为紧张，决定清查此案。不久，从福利屯十八团转运站又传来“地下先遣军”之说。为此，十八团党委决定立即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大怀疑、大揭发运动。重点清查单位为农电站、物资站、转运站、机械厂，在这些单位被指定重点对象的人有二百二十九人，其中干部三十九人，被隔离审查的六十四人，被批斗的一百六十一人。农电站一名电工（知青）奉命清查私安电炉子时，与保卫股副股长鲍总枝发生口角，第二天这个电工就被当作“复仇军”份子给关押起来，并遭毒打。
　　附录②； 十八团“五.二八”反革命传单案始末
　　一九七○ 年五月二十八日，二营二十连一名农工早上来团部，走到团部面粉加工连门前拣到一份传单，传单是用报纸剪贴拼凑而成，内容是为彭德怀同志呜冤叫屈，反对林彪，批评毛主席。十八团领导当天下午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破案，并组成了三十人的专案组。五月三十日，召开全团广播大会，团长平洪发号召大打一场人民战争，迅速侦破此案，肃清暗藏的阶级敌人。他在广播大会上指出：“五八年转业军官、建场老干部、原造反派和畜牧兽医人员是重点怀疑对象”。此后，团部开始了大规模的抄家，被抄家的九十六户，被怀疑的一百八十九人（其中干部六十六人），被认定作案对象的一百三十八人，被隔离审查的三十二人，被逮捕的六人。但是，“五。二八”案件始终未得破获。
　　 附录③：　　十八团商业连大宗贪污案始末
　　“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始，团党委的主要领导就确定团部商业连为运动的重点单位。团长平洪发说：“不搞出万字号的决不收兵！”于是派出了强有力的宣传队进驻商业连。指派副参谋长张太胜（现役军人）直接掌握商业连运动。张太胜在商业连大搞“揭敌情、找线索、大查可疑对象”等活动，举办重点人学习班十五次，大会斗争一百八十七次，全连一百八十七人中被当作大、小贪污犯的七十人，被当作现行反革命的四人。
　　张太胜公开提倡逼供信，他对宣传队员说“打几下没啥了不起，你不想当营长吗？好好干，包在我身上！”在张太胜的支持下，宣传队某些队员大打出手，他们在锅炉房私设公堂，私立刑法，施以酷刑。副队长曹桂成（农场老干部）因与张太胜意见不一致，便被扣上“反军”和“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揪斗、关押、拷打以致含冤自杀。
　　六月末，兵团政委任茂如来十八团视察工作，发现十八团在运动中严重违犯政策，特别是商业连问题最突出，责成十八团立即纠正。
　　七月中旬，团长平洪发召开千人大会，让商业连受害者大诉其苦，一些宣传队员被揪斗台前“亮相”，被触动的人纷纷翻案，形成真假难分的局面，使这场运动无法收场，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