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编 回忆录
回忆录1

　　　　　　　　　　 当事业在召唤的时候
　　　　　　　　　　　　 ——建场初期做人事工作的一段回忆
　　　　　　　　　　　　　　　　　　　　　　　　　　　　　　　　　　 雷庆岩
　　友谊农场创建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刚刚结束，物质力量是有限的，条件十分艰苦，人们来到荒无人烟的三道岗大草原上，一切事情都要从头做起。但是，由于我们党那时有一个良好的作风，人们还保持着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精神。就拿干部调动来说吧，人们是不讲职务高低、不计较待遇薄厚的，只要是党的事业需要，到哪里去都行，干什么都高兴，说走就走。
　　我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从山东省东阿县调来的，来前是县委第二书记。当时，我正在一个区里参加党代会，会还没有开完，就接到省委的电话通知，说调我到黑龙江省参加大型谷物农场建设。晚上我赶回县委，交待了工作，次日凌晨打起背包，告别了已怀孕六个月的爱人就上了路。到了省委，说车票已买好，下午去北京。第三天从北京到哈尔滨，第四天早上六点来钟到了建场委员会临时所在地——集贤县的福利屯。饭后谈工作情况，七点半钟就正式上班了。办公地点设在一个小仓库里，屋子不大，有个半截小炕。刚放下背包，场长王操犁同志就把我找去，说：“你四九年就当组织部长，先把人事工作管起来吧。”就这样，我当上了友谊农场第一任人事科长。当时只有几十个人搞筹建，几个月的时间里，陆续接收了上千名千部和工人。他们有的来自祖国南部的广东、海南岛；有的来自首都和武汉、南京等大城市；也有土生土长的北大荒人。这里有厅、局级、地、县级干部，也有部队转业来的官兵，还有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和农业社社员。当祖国开发荒原，建设大型物谷农场的事业在召唤的时候，多数同志都是自愿到荒原上来的。虽然职务高低不等，生活习惯也各有差别，但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觉得当上一名垦荒者，用自己的双手开发荒原，当一个新型的农场建设者，是无尚的光荣。因此，不论分配什么工作，没有讲价钱的，只要是农场建设需要，组织上叫干啥就干啥。就拿领导干部来说，场长王操犁同志来农场前是黑龙江省农业厅长；王正林同志来农场前是吉林省农业厅副厅长，到友谊来当副场长兼农业总技师。国家为了给农垦事业培养人才，中央组织部从河北、河南、山东、热河、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七个省抽调二十一名地、县级领导干部，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选派十四名师、团级干部，河北省也选派一部份地、县级干部来农场学习办场经验。他们来到以后，地、师级干部分别充实到总场和五个分场当正、副场长，县、团级干部分别到十二个生产队和总场部份科室当领导。这些同志来场前是一个地区、一个师、一个县、一个团的领导，身边有警卫员，管理几万到几十万人，今天住进了帐篷，带领几十个人开荒种地，也没有觉得大材小用，谁也不挑工作，都愉快地接受任务。
　　我去省里调干部时，省委非常重视，让我根据农场需要挑选优秀干部，组织部、农工部拿出干部档案给我看，认为哪个干部可以，就找来谈话。在对农工部干部处丁玉甫（今红兴隆农管局党委组织部长）同志谈话时，我说：“准备调你到友谊农场工作，愿意吗？”他马上态度坚决地说：“愿意去。”我又说：“条件很苦啊！”他说：“苦怕什么，苦不更能锻炼人吗！”就这样，丁玉甫同志来到了友谊农场。在调省招待所的魏洪俭（今建三江农管局离休干部）同志时，我说：“魏同志，你去农场总务科当管理员怎么样？”他说：“干啥都行，只要能为农场建设出力，我都高兴。”还有省委农工部的孙腾瑞（原红管局工交处长，已故）同志，他们当年都是十七、八级的干部，来到农场后当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还有团省委宣传部长刘文儒（今合江行署副专员）同志，二十二岁，十四级，调农场来任团委书记。他们来到后，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工作干得十分出色。
　　那个时候，人少事多，人员安排是哪里缺人就放在哪里，没有计较职务高低的。李福（今农场物资科离休干部）同志原是桦川县的一个副区长，农场没有管防火的，就叫他当个防火员。还有个区级干部叫王君庆，安排在食堂当伙食管理员，他们都很高兴，尽职尽责。还有部队转业来的连、排长，有的当炊事员，有的赶大车，有的当保管员，他们都十分喜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他们愉快地说“干啥都是党的需要，都是自己的光荣任务。”
　　荒原上还来了一大批建国后我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听党的话，真正走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北京农业大学抽调的十二名毕业生中有个名叫庄广田的大学生，他在给母校的信中写道：“我们都是光荣的垦荒者，暂时还不能分配什么专业，现在这里正是建场的准备阶段。我每天和同志们一起去修路，到田间去拉树疙瘩，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我们干得实在痛快。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农场的未来是美好的。”还有哈尔滨王岗农机校二百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农场建设，经过考核，挑选五十名学员提前毕业，到拖拉机手训练班学习开拖拉机，还有华东农机校的五十名毕业生也来了。他们从普通工人做起，后来成为农场机务战线上的骨干。
　　为了发展国家的农垦事业，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著名的劳动模范，带头把自己的子女或身边的工作人员，送到北大荒参加友谊农场的建设，李特特是李富春、蔡畅同志的女儿，她在苏联长大，大学毕业回国不久，就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来到荒原上，在五分场当农业技术员，住在“康家店”（今五分场一队）的帐篷里。她的男孩是荒原上唯一的小宝宝，李特特跑田间或到总场开会，有时把孩子抱在怀里，有时托付给休班的同志照看，连个保姆也没有。张鼎丞和张林池同志，劳动模范耿长锁同志把自己的女儿、保姆送到农场来当农具手。有位将军把自己调皮的儿子送到友谊来锻炼，还有邓子恢、欧阳钦同志，把家里的保姆也送到友谊来建设农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人们如此看重农场，是因为农场确实成为冶炼人材的大熔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十分关怀农场的建设，给农场规定了三条任务，其中一条就是出人材。人材怎样出？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从艰苦创业的实践中培养锻炼。那时农场的干部都很年轻，年龄最大的不过四十岁，第一任场长王操犁、副场长曹子平都不过四十岁，第二任场长王正林只有三十四岁，党委副书记刘宝庆、第三任书记董立民都是三十六岁。我那年三十三岁，朱文熹。冯天益（今省农场总局副局长）、马连相（今黑龙江农垦科学院党委书记）等同志都是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科室领导和工作人员多数在三十岁左右，大家都没有办场的经验，但是干劲大，朝气蓬勃，刻苦好学，一心想把农场建设好。通过二、三年的实践就摸索了一些办农场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建场初期，人员来自二十六个省、市，从一九五七年起，农场陆续向国家输送人材，到各地支援国营农场建设。建场三十年来，先后调出近四千名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平均每年一百多名。这些同志有的当了省、地重要领导职务。在农垦系统，上至农垦部所属的一些部门和总局，管局，下至一些农场的领导骨干中都有友谊去的人。还有的人在科学技术上有所建树，成了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在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任职。当年的拖拉机手、劳动模范郝焕文、刘瑛（女）等，都被任命为工程师，王汝俭、罗景成同志先后出国充任专家。他们都在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新的力量。
　　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我今年也六十多岁了，因患多种疾病，干不了多少工作啦，但是我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垦事业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鼓舞人心，我们农场在党委的领导下，也大步前进了，我很高兴。同时，我也看到一些年轻同志，只知道农场的现在，不知道农场的过去，所以近年来，我曾多次利用各种机会给青年讲场史。我在病休期间写了三万字的建场回忆录草稿，虽然写不好，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建场的当事人，有义务把农场各历史时期的情况讲给或写给青年一代，因为农场的未来是属于青年一代的。让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光荣传统之花在北大荒这块辽阔的沃土上继续争芳斗艳，装点春色。
　　　　　　　　　　　　　　　　　　　　　　　　　　　　 （作者系农场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