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4

　　　　　　　　　　　　 开拓者的欢乐
　　　　　　　　　　　　　　　　　　　　　　　　　　　　　　　　　　刘恒田
　　一九五四年冬，初创友谊农场，我由永安农场调到四分场搞机务工作。每当我忆起当年的垦荒生活时，心里总是甜滋滋的。这种甜意，只有创业者才能体味到，这种甜意使人振奋，使人向上。今天，我们搞四化建设，多么需要当年开荒时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呀！
　　　　　　　　　　　　 “三聚东”的春天是愉快的
　　四分场的老地名叫“三聚东”。据说很早以前有三个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发了点财，后来人们就管这—带叫“三聚东”。其实这个地方只有一栋三间小草房和一处小泉眼，周围是一片苍苍茫茫的大草原。
　　一九五五年初春，当大地积雪还未融化，到处还是白茫茫的时候，我们机务队和分场机关，经过一个冬天的紧张筹备，就闯进“三聚东”安营扎寨了。
　　一个分场几百号人，只有三栋草房，当然不够住，除了带来的帐蓬，还需要盖临时的草棚子。当时，没有木工，大家砍来了木架子对不上铆，老场长周光亚领着我们研究盖什么样的房子，他拿小树条比量来比量去，最后确定搞“牛顶架”，就是将两根大木头顶在一起，成“A ”字型，上面蒙上草。两天一幢，十天就解决了住的问题。
　　可是，这样的“房子”只能挡雪，却不能防寒。虽然屋里生了炉子，还是驱逐不了不断侵入的寒气。特别是烟炮天，室内就更冷了。白天紧张的劳动倒不觉得怎样，一到晚上收工回来就要接受一场又一场的“考验”。在室内几乎不能脱帽子，也伸不出手来。汗水浸透了的内衣只能靠体温来暖干，鞋湿了没法烘，第二天早起只好又穿上。夜间久久不能入睡，早上天不亮就冻醒了，每个人的被头上，都结成了很厚的一层霜。有个老程头，平时喜欢留个小胡子，早晨起来，把胡子粘在被头上，无奈何，只好忍“痛”把胡子剃光了。
　　在我们当中，有办过农场的领导和技术人员，有从政府机关抽调来的干部，有从部队转业来的战士，也有大中专院校刚毕业的学生。大家都是为创办大型谷物农场走到一起来的，生活是很艰苦，但人们的精神都是十分愉快的。深夜，当冷得实在睡不着时，大家就索性坐起来，或唱家乡流行的歌曲，或畅谈我们农场的远景，或研究明天的工作。屋外，风雪呼啸，屋内，生机勃勃。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愉快地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寒夜，迎来一个义一个的黎明。
　　　　　　　　　　　　　　“三聚东”的鸡汤饶有风味
　　我们分场的老场长周光亚是解放战争后期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转业到农垦战线的老前辈。来友谊前是通北农场场长，有着一定的建场经验。电影《老兵新传》里的那位“老战同志”，就是作家根据他的形象塑造出来的。人们都说这个场长厉害，要求严，对布置的工作没做好他是不答应的，有时还骂你几句，起初，我们在他面前总有点拘束。其实，他工作上虽不饶人，但在闲谈时可随便啦，你抓住理顶上他几句，他嘻嘻一笑就过去了，从不算后帐。这一阵子，我们的伙食就是清水煮咸盐豆，把小伙子们熬得挺馋。有一天下午刮大烟炮，我找几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出过“撵山鸡”。赶巧，周场长来检查农具安装情况，发现少了五、六个人，就问我干什么去了，当时我吱唔过去了。到了晚上，收获真不小，弄到十多只野鸡，我们就来个开水清炖鸡，有人提议：“给老周头送点去。”有人说：“不能送，送去了还要挨骂的。”我想，周场长和我们一样过着艰苦生活，从不特殊，我们有了“额外收入”，怎么能不让他也分享点呢，就是挨骂也得送去。
　　我们端着香喷喷的鸡肉来到老头子跟前，“周场长，请吃鸡肉。”“噢，哪来的鸡肉？”老头子莫名其妙。我说：“今天下午少了五、六个装农具的人，弄到了十二只野鸡，调剂了生活，改了一次馋，情绪就上来了。他们的活大家都给干出来了，这就叫‘抓山鸡不误生产’”。逗得他没办法，只好笑着把山鸡肉吃了，还特意问我们是怎么弄到的。我说：“北大荒就是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嘛。”当时在场的董立民副场长是从河南城市来的，对北大荒的生活感到新奇，满有兴致地问了“撵山鸡”的各种办法。我们有经验的小伙子就滔滔不绝地给他讲了起来。
　　端午节这天，炊事班的同志为了改善生活，从外地很不容易地买来鸡蛋和韭菜，打算包顿饺子吃。因为：从年后一直没有吃到饺子，大家的心情很急，就一起动手忙活起来。可是鸡蛋加韭菜馅的饺子谁也没做过，炊事班的同志好象挺有把握，告诉我们：“把鸡蛋打在韭菜里就行，反正跑不出饺子皮外边来。你们干吧，没错。”等鸡蛋打进韭菜里以后，馅子便成了一锅粥，下锅一煮，全成了片汤。既不是饺子也不是馄饨，但我们吃的却挺乐呵。都说这个端午节过的别有风味。煮片汤这件事，不久在全场就当成“佳话”传开了。
　　一天晚饭后，周场长和我们一起谈起“三聚东”这个地方怎样适应大机械化生产。他眉飞色舞地说：“你们看这地，平展展的，甩手无边，打一个堑就是六、七里地长，土质又这么肥，我们搞农场这么多年还从未找到这样好的地方呢，如果咱们今年种上千把垧小麦，看他总场给多少台汽车来拉！”我们也七嘴八舌地开玩笑说：“人说三个东家都未开发了，你一个东家就能开发过来？”他说：“你看，我们这不是组织了四面八方的‘八聚东’来开垦这块处女地，还有什么困难呢？i ”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其实那个‘三聚东’弄不好还是在这块土地上抗联的有功之臣呢。听说我们农场局有位处长就在这北边一带活动过。那时比现在还不知要艰苦多少倍哟，我们这点困难算啥，用不上二年，咱们就叫它荒原变良田啦。”
　　　　　　　　　　　　　　　　给铁牛穿上了“木鞋”
　　六月下旬雨季来临，开荒进度受到影响。分场和总场的干部纷纷下到生产队，跟我们一块研究解决的办法。总场人事科长雷庆岩来到我们队，和我们一块去看地号，老雷同志身体胖又没走过泥洼地号，所以我们怕他陷进去，叫他绕远走，但他一定要跟我们走。在他看来，只要拖拉机能过去，人就能过去，或者我们能过去，他就能过去。当时我们说，拖拉机能过去你可过不去，我们能过去，你也过不去。他坚决不信，满有把握地跟在我们后边。其实，他是了解一下陷车的实际情况。当我们已经从垡片上跳过去了，回头一看时，他在那里两只脚一上一下地踹大酱呢，连鞋也找不到了。我调皮地问他：“这回你服不服？不服咱们再试试。”他笑着说：“服是不服，跟你们学习就行了呗！也真怪，拖拉机能过去我怎么过不去呢？我比拖拉机重？我不信。”我说：“不信你可没过去呢。这里面有个道理，你虽然就全身来说比拖拉机轻得多，但就单位压强来说，你又比拖拉机重，你没看拖拉机链轨板那么宽又那么长吗，那就是为了减轻单位压强和防止打滑提高利用率的。”他又问：“那你们怎么过去的呢？就是因为我比你们重点吗？”我说：“这倒不完全是这个原因，论走泥洼塘我可真有点小经验呢，哪只脚踩的地方最陷，哪只脚踩的地方不怎么陷，要分别对待，一视同仁不行。踩到容易陷的地方抬脚要快，不说腾空而起吧，也得有点硬功夫。”我这话逗得大伙大笑一场，拎着鞋又往草原深处去了。
　　这次实际调查收获不小，雷科长总结了减轻单位压强和陷入的经验，叫我们组织拖拉机手开个经验交流会，研究机车怎么通过沼泽地。小伙子在雷科长的启发下，总结了为啥不陷入和减轻单位压强的理论，在拖拉机的链轨上加了一排大厚木板，给铁牛穿上了“木鞋”。这样，拖拉机顺利地通过了沼泽地，加快了开荒进度。
　　　　　　　　　　　　　　　　 我们成了知心朋友
　　雷科长来到生产队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职工交。上了朋友。当时建场人员多，生活物资供应上有困难，吃不好，住不好。到了夏季，人们白天在沼泽地跋踏一天，晚间住在闷热的草窝棚里，不到下半夜蚊子退下去，你就休想睡好觉。有时刚刚睡着，老鼠又钻进被窝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个别同志受不住了，思想上长了“毛”。老雷把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白天和我们—起跑地号，到夜晚就和同志们促膝谈心，他的工作做得是那样的细致，话说的是那样入情入理，不少同志和他谈过后，多日皱紧的眉头舒展开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跟苏联专家发生了意见分歧。按照苏联开垦荒地的办法，都要搞荒前灭茬，而我们中国这个沼泽地荒原，搞荒原灭茬，不仅会增加作业成本，还会造成开荒时堵犁，我们从实际出发，没搞灭茬就直接翻耕了。苏联专家发现后，生气地问我们为什么没搞灭茬，我说：“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个专家说：“不按规定办是不行的。”他回去后就建议分场和总场给我处分。后来，周场长承担了责任，并和苏联专家交换了意见，我才免受处分。我想，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雷庆岩同志才来队做了解吧。
　　雷庆岩同志这次来队深入第一线，和职工促膝谈心，使我们全队人员都受到很大教育。我工作方法生硬，有时还主观。老雷对我做了耐心的帮助。他首先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他说，在低洼地搞农业生产是不容易的，很早就起来跑地号，一出门就得趟水，还有小咬、蚊子、大瞎蠓的袭击，你们是很辛苦的，没有你们这样的基层干部，“三聚东”这块荒原是不会很快开发出来的。但也指出，我们党历来提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仅需要革命者个人的艰苦奋斗，还要团结广大群众共同奋斗才行。这一席话，使我受到很大启发。从此，我和老雷也建立了感情，有事就想和他谈谈。
　　　　　　　　　　　　　　小树苗穿上了草“衣裳”
　　一九五六年我已由九队调到八队。规划内的大部分荒原开垦出来了，又建了几栋简易草房，住上几户人家，有点新村模样了。但是只有房屋，没有树木，连乘凉的地方都没有哪行啊。我们就从很远的东北屯弄来点树苗。树是栽上了，可是第二年春天又枯死了，五七年我们又栽了一部分。快到冬季时，农业技术员胡庆华提了个建议，他说：“咱们给小树苗穿上草褂子过冬，怎么样？”我们和老职工一商量，都觉得这个办法好。在冬季来临时，我们就一起动手打羊草，捆小树。这时，正赶上总场副场长王正林同志来队检查工作，对我们的这种作法给予肯定，并告诉我们还得加一项措施：“你们在用草包树之前，再给树身上刷上白灰就更好了，一是防寒，二是防病。”我们照正林同志说的办法做了。第二年春天，树叶长出来了，一棵也没死。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把去分场的路边上都栽了树。六十年代初，我因工作需要，调离了友谊农场。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翠绿幼小的树苗，该是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了吧，不知出了多少栋梁之材！
　　　　　　　　　　　　　　　　　　　　 （作者现在黑龙江农垦大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