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13

　　　　　　　　　　　　　　 点点雨露润心田
　　　　　　　　　　　　 ——回忆王正林同志对我的培养教育
　　　　　　　　　　　　　　　　　　　　　　　　　　　　　　　　　　　　 刘瑛
　　正林同志离开我们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的谆谆教导，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深深地怀念在开垦北大荒、建设友谊农场的漫长而光荣的事业中引导我成长的老场长。
　　　　　　　　　　　　　　 “红花要有绿叶扶啊!”
　　一九五五年，我当了开荒模范，出席了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我骄傲起来了。同志们说我“说话变声、走路变样”，和其他机组的同志团结得不好，动不动就发脾气，谁也不爱接近我了。年终，大家再也没有选我当模范。我心里很纳闷。过元旦时，大家都去跳舞，欢欢乐乐地去玩，唯独我没有去，躺在宿舍里生闷气。这件事不知道怎么被正林同志知道了，他特意让孩子小红和小明把我叫到他家，让孩子和我尽情地玩，又让我们每人做一束花，看谁做的好看。他从我们做的花中挑出一束绿叶配得好看的红花和一束很少有绿叶的花来，问我哪束好看，我说当然那束绿叶多的好看了。他说，一个人就象一朵花，如果有许多人关心、帮助他，就象绿叶托红花那样，反之，则象没有叶的花，尽管花再好，没有绿叶也不好看。一个人的工作有了成绩是因为有众人帮助，脱离了群众就一事无成。这就叫红花也要有绿叶扶啊！停了停，他又说，一个人有了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改正错误，有错误改了就好。不要图虚荣，爱面子。党培养一个劳动模范不容易，那不是个人的荣誉，是党的事业。所以不能有成绩就骄傲，有错误就灰心。不要垂头丧气，要振作精神，要密切联系群众。我已经告诉了你们训练班的老师和同学（当时我正在康拜因手训练班学习），你们的生产队长和汽车队长我也告诉了，让他们来帮助你、关心你。你要经常向我说说你和拖拉机手、康拜因手、汽车司机等同志相处的情况，我相信你一定会在今年麦收中干出更好的成绩来。
　　正林同志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烘烘的。想不到这个元旦过的这么愉快，这么有意义。打这以后，正林同志常给我打电话，并向分场领导同志向问我的工作学习情况。麦收前，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鼓励我在麦收中干出好成绩。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下，我努力克服缺点，每当我要想发脾气时，我就想起那朵绿叶扶的红花来。我再也不和同志们吵嘴了。这一年麦收，我们机组收割了四百多垧小麦，创造了日割小麦二十五点四垧的全国纪录。同志们说我进步了，又选我当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一九五七年二月，我又一次进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要踏踏实实地学好本领”
　　一九五八年，我进了东北农学院合江分院农机系深造。六0 年的春节，正林把我和蒋立接到佳木斯宾馆让我们好好地度过春节。
　　我看得出来他当时工作很忙，但他还是抽出时间来看我们。谈话中，当他听说我们学校里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等运动，学生们又修铁路又建公园以后，皱起眉头，神情严肃地说：“你给我算算，你入学一年半了，总共上了几天课，学了多少基础课？”
　　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在学校里拔白旗、反右倾，反的就是所谓“只专不红”，不愿意参加当时的“跃进劳动”和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我说：“正林同志，您是地委和总局的书记，怎么也不同意这些做法呢？”正林严肃地说：“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随波逐流，遇事要用心想一想啊！周总理不是说我国科学文化很落后吗？这种状况怎么改变？你们上大学整天搞运动，搞劳动，不搞基础知识怎么行呢？回去以后不要再搞那些虚夸的东西，要踏踏实实地学好本领，不要毕业了什么也不会，白白浪费人民的血汗。”
　　正林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总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
　　　　　　　　　　　　　　　　 “不要哗众取宠”
　　一九六○ 年全国到处都在搞“遥控技术”，东北农学院搞出了一台“遥控拖拉机”。我们合江分院也不甘示弱，花了不少钱和精力搞出了一台“遥控康拜因”，当时曾受到省地领导和外地来人的称赞，我参加了这项试验活动。正当我陶醉在胜利之中沾沾自喜的时候，正林同志来了。他也看了我们的“杰作”，我想他一定能为我们的“创造”而高兴吧。没想到，一见面就说：“我看你们搞的那个大玩艺应该收场了。”真晦气，我想，人家都称赞，你却说我们搞得是大玩艺儿，不是给我们泼冷水吗？就没好气地说：“我们还要让它能自动收割呢。”正林听了我的话并没有发火，耐心地对我说，搞科研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搞科研的目的，是要让它为垦区生产服务。你想想，你们搞的那个遥控康拜因，现在只能是一按电钮往前走，再一按往后退，其它什么卸粮，排故障，都要人来做。况且我国无线电技术和电子技术还没发展那么快，你只能让它作简单动作，并不能实现无人操作，这不就象供人看的大玩艺吗？尽管有人称赞，但它的实际效果在哪呢？不要只想博得掌声而丢掉现实主义。最后，正林同志果断地说，搞科研就是要在全垦区的生产中使用，否则毫无价值。
　　当时我真有点想不通，可是后来实践证明正林同志的话是多么深刻，正林同志是多么远见卓识啊！
　　　　　　　　　　　　　　　　“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一九七四年元旦，在北京的一个招待所里，我见到了正在治病的正林同志。当时他被疾病折磨得说话含糊不清，但他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他，这次来北京除了买些配件，还打算去拜访一些老同志，如果有可能想见见敬爱的周总理，说说我几年来所受到的迫害。正林听了我的话，眉宇间显露出内心的忧郁。十电艰难地从枕头下找出一叠当时的学习材料和报纸，告诉我除了买零件外，哪也不要去，有空闲时间就认真地读读文件，看看报纸。
　　过了两三天，他让我谈谈那些文件和报纸的文章中暗示了什么？我答不上来。又过了几天，他又问我，你嗅到了什么气息？我说好象要来一次比上次揪走资派还要大的举动。他说：“对呀。你有进步了。”他停息了一会，又缓缓地说：“看来是要搞大的举动来对付老干部，他们送材料，搞三箭齐发，就是要把刚刚站起来的老干部统统打倒，然后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总理。总理的处境很艰难，你不要去，要相信真正的革命家是打不倒的。”当提到我在“文革”中的遭遇时，正林同志告诉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擦亮眼睛，要看到斗争的全局。在“四害”横行时，正林同志多次保护了我。这一次谈话，我虽然不完全理解，但我受到的教育是难忘的。
　　　　　　　　　　　　　　“你难道不热爱友谊吗?”
　　每当我经过友谊西大岗陵园的时候，总是想起正林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友谊和我们一起欢度春节的情景。
　　那是在经历了一九七八年特大旱灾之后，农场严重亏损，一些同志对友谊农场的前途丧失信心，我也不安心农场工作了。
　　春节前夕，正林同志又一次抱病来到友谊，找了很多农场的老同志谈话。一天，他把我叫到招待所，以长者特有的真挚感情，十分关切地询问了干部和职工们的情绪，又问了我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情况。我告诉他，农场连年亏损，戴“王小二”的帽子，没啥奔头，我想离开友谊到别的农场去。他似乎很平静地问我：“象你这样不安心农场的有多少人？”我说：不少。他问：“都是哪些人？”我说：“主要在知识分子中间，因为尽管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但是，知识分子中还有不少人所学非所用，提合理化建议很少被重视，被采纳，生活上也无人过问，没有宽敞的房子住，也没有自来水……”我发了一阵连珠炮，正林同志没有批评我，只是说：“今年春节我不走了，跟大家一块过节。初一这天一大早，正林同志就邀请了几位知识分子座谈。由于脑血栓、动脉硬化、肺炎等疾病缠绕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不得不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听大家发言。看到这情景，我们几位同志都很感动。大家谈了心里话，表示在友谊继续干下去，让友谊焕发青春。
　　会议室在一楼，正林同志的卧室在二楼，那天，我和医院的护士小姚一起做些护理工作，同时帮正林抄一个材料，没有参加座谈。中间休息时，正林同志举着吊瓶，在场长赵峰的陪同下，来二楼卧室小憩。见我还在埋头写字，就说：“刘瑛啊，这个会你没参加是个损失。友谊的知识分子是通情达理的，大家都说了心里话，你看孙天池，一个大学生，在基层干了二十多年，你看他的决心多大，他相信农场会搞好的。他原来要走，现在哪也不去了，要把骨灰留在五分场做肥料。多好的同志啊！”说到这，正林同志眼里闪着泪花对我说：“难道你真的想离开友谊吗？你难道真的不爱这个地方吗？农场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以后，又调整了领导班子，一定会越办越好。你相信不相信，我说七九年就会有一千万的盈利，八0 年就有二千万！我看你哪也不要去了。我身体不好，但我要多来。友谊是大场，办好了对国家贡献就大。我爱这个地方，可惜我不能回来当场长，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工作了，就回到友谊来过晚年……”老场长的一番话，象火炭烧红了我的脸，我顿觉羞愧万分，在困难面前真的想当逃兵吗？不！再困难还能有当年跟老场长开荒建场困难吗？我说：“老场长请你放心，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不走了。”正林同志欣慰地笑了。
　　当正林场长的骨灰安放在友谊之后，更加坚定了我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忘我工作的决心。
　　　　　　　　　　　　　　　　　　　　　　　　 （作者系农场农工商总公司副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