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采伐沿革
第一节建局关的采伐

　　一、日伪掠伐
　　1940年春（伪满康德7年），佳木斯至南合铁路建成通车后，日本膛野林产组合（俗称伐水柜头）、关林林产组合、东帮林产组合、近膛公司（原名三江公司）和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大仓组等伐木组织，以桦阳为经营基地，进入区（局）境内，沿大丰河与场旺河推进掠夺木材。其中，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大仓组进修铁路（汤林线南岔至西林路段）边进行掠伐。1945年，腾野组和近腾公司分别由三号螳螂沟，丰茂馒头山，推进到丰岭狼宅沟；关林组从四号闸，开进丰沟六号间，又迁至丰茂摊阳沟；东帮组由五号闸进入丰林东二沟，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大仓组从榆林沟口延伸到了与西林交界的49公里处。在整整5年的时间里，共掠伐境内优质木材1164 000立方米，消耗森林蓄积3 492 000立方米。其中，畅旺河沿岸被掠伐874 000立方米，消耗森林蓄积2 622 000立方米。
　　日本伐木柜头采伐的伐区由汤原县营林署划拨，掠伐的木材经营林署交归满洲林业株式会社出售。每个伐木柜头有劳工（当时称“苦力”）和套户400至1O00人不等，内设大枢头（日本人）、二柜头、大把头、二把头，实行层层下包（即，伐水柜头从营林署包下木材采伐数额，再与大把头签订包工合同，大把头又转手下包二把头或小把头）的形式，以欺压强制手段，组织劳工进行生产作业。采伐完全采用技大毛的粗野方式，漫山挑选优质木材，哪棵方便采哪棵，树倒方向顺其自然，不管砸毁多少幼树，采伐树种以红松为主，只有少量的云杉，再就是黄菠萝、水曲柳等军需材种。近腾公司只采红松、黄菠萝、水曲柳。日本各柜头将伐木径级一律限制在30公分以上，造材件于多为4米、5米规格，也有少量8米、12米的。一般树木只能出1至2节件于。日本柜头对木材质量要求非常苛刻，稍不合格便不验收。劳工在采伐前，首先用大斧敲击树干，、在无空洞和异声的情况下，断定可造出1节好材后，才能下锯。在造材时，一旦发现铁眼、虫眼、有腐朽等，随即抛弃。伐木以大肚子锯为主，仅有几个朝鲜族劳工使用弯把手锯。统是站立平身放树，裸露的伐根均在1米以上。据不完全统计，日伪掠伐期间，各伐木点平均每公顷遗弃木材120立方米，损失浪费十分惊人，造成林内卫生环境极度恶化。
　　各伐木柜头的劳工，多由沈阳、哈尔滨、佳木斯及附近县、镇或农村抓派而来。也有从山东、河北等地廉价招募的贫苦农民。而套户则多由汤原县营林署从省内各县摊派进山的。这些劳工、营户在南岔下火车，临进山时，还要经南岔警察署严格检查，发放“特殊地区定期居留证”，以防入境后逃跑。他们常年居住地窨子，吃橡子面或棒子面，遭受劳累痛苦折磨，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年，平均1个大把头包采木材5 000至10 000立方米，每交给日本柜头1立方米木材，可得8至12元，而伐木劳工和套户生产1立方米木材，仅由把头付给1元左右的工钱。其中，还要扣除工具费，伙食费以及所借的“铺垫”（予支的费用额），加之日本柜头，大、小把头的欺榨，山林警察的敲诈勒索，使很多劳工入不付出。有的套产下山时，竟把自已的牲畜赔上抵债。
　　二、鹤岗矿务局的采伐 　1948年，鹤岗矿务局急需一批矿柱材恢复矿业生产，建立了鹤林采木场。在12月份，从鹤岗西北30公里（采木场址）越过丰林大岭铺设一条大铁运输线，由佳木斯市有关部门招集伐木工人及马套子，在境内丰林地界开始了木材生产作业。至1951年，随着伐区作业点的延伸，又在丰林五家于南沟，新一段和东二沟铺设3条小森铁岔线。鹤林采木场建场后，年均投入劳力5 400余人，机车4台，火车皮57节，共运回木材43.3万立方米。
　　1949年2月，根据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指示，为解放军渡江南下，承担完成了100 000立方米军需水材生产任务。
　　由于鹤林采木场招用的伐木工人多数是城镇市民和乡村农民，不懂采伐操作技术，在采伐作业中凡是合乎坑木径级以上的树木一律砍伐，形成了大面积皆伐，加之，延续大肚子锯采伐方式，工具落后，代根均超过60公分以上，森林资源消耗过大，年均达206 700立方米。 1950年4月13日，受到东北人民政府的通报批评。翌年9月15日，因作业点地界划归伊春管辖而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