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述
总述
总述


　　牡丹江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牡丹江穿城而过。牡丹江市是黑龙江省东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牡丹江市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是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林业管理局、铁路分局和军分区驻地。市区面积1351平方公里。1985年末，人口617910人。有汉族、朝鲜族、满族、回族、蒙古族等20个民族。
　　　　　　　　　　　　　　　　　　　　一
　　牡丹江是满语牡丹乌拉的译音，意为弯曲的江。牡丹江两岸有人类居住较早，是满族祖先肃慎及其后裔繁衍生息的地方，并一直与中原保持密切的联系。新石器时期，现市郊温春镇敖东村、北安乡新丰村就有人居住。唐代中期，现市郊沿江乡小莫村的龙头山、桦林镇南城子村已形成城镇，属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管辖。辽代是东丹国天福城的属地。金代属胡里改路管辖。元代属胡里改军民万户府。明代，现市郊兴隆镇乜河村属奴尔干都司管辖。清代初年，牡丹江一带成为满人旗地，先属宁古塔将军管辖，后归吉林将军管辖。现城区爱民区原是一片长满黄花的大草甸子。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沙俄攫取了在中国修筑中东铁路权，1903年在此设牡丹江站后，火车站周围人口渐多，逐步形成城镇。是年属绥芬厅管辖。1910年归宁安府辖。民国时期(1913年以后)属宁安县管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于1932年5 月占领了牡丹江，在这里修公路，筑铁路，以此为据点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1937年建市设省，牡丹江市沦为典型的殖民地城市。1945年8 月，牡丹江市解放，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从此，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1946年，本市是绥宁省省会，后改为牡丹江省省会。1948年并入松江省。1954年隶属黑龙江省。1956年2 月黑龙江省在本市设牡丹江专员公署。1968年牡丹江地、市合并。1973年地、市分设，恢复牡丹江市建制。1983年9 月撤销牡丹江地区行政公署，实行市管县的领导体制。代管绥芬河市，辖密山、宁安、林口、海林、穆棱、东宁、虎林县。是年列为黑龙江省中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市。1984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牡丹江市设东安、西安、爱民、阳明4个城区和1个郊区。郊区设兴隆、铁岭、温春、桦林4镇和北安、沿江、东村、三道4乡。
　　牡丹江市东接穆棱县，南接宁安县，西接海林县，北接海林和林口县。地势东部、西北部高，南和中部低。西部为张广才岭，东部为老爷岭，中部为牡丹江河谷盆地。牡丹江自南向北蜿蜒纵贯全境。气候冬长寒冷，夏短温热。
　　牡丹江市辖区东和东南与苏联接壤，边境线长达728 公里，既有陆界又有水界。南与吉林省交界，西与松花江地区毗邻，北与佳木斯市相连。滨绥 (哈尔滨—绥芬河)、牡图(牡丹江—图们)、牡佳 (牡丹江—佳木斯)铁路干线交会于市区，每天有直达快车通往北京。市区距海参崴约410 公里，公路与苏联相通。铁路经图们可直通朝鲜，经清津港出海可达日本、东南亚等地。对发展边贸和转口贸易以及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着广阔的前途。1985年建立民航客运站，开辟了牡丹江至哈尔滨航线。鹤大(鹤岗—大连)、绥满(绥芬河—满洲里)公路干线在市区穿过。邮电具有微波、无线、载波、实线各种比较现代化的通讯设施，通达国内外各地。牡丹江市成为连接边疆和内地的重要交通枢纽，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牡丹江市辖各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矿产、水流、森林、山特产、旅游资源在黑龙江省乃至全国都占有一定的重要位置。煤、木材、建材、山产及土特产品资源更具独特优势。全市包括辖县总面积 5.76万平方公里，土地类型多样。1985年有耕地 1121.1万亩，人均占有3.5亩。 煤、黄金、大理石、石墨、花岗岩、耐火土、陶瓷粘土、火山灰等储量极丰，金属和非金属矿藏96种。活立木蓄积量约 2.4亿立方米，有林地面积5526万亩，素有“林海”之称。有松、桦、椴、榆、柞、水曲柳等26科 100余种，黄波萝、水曲柳、胡桃楸分布面积较大，被誉为“三大硬阔之乡”。野生植物多达百余科千余种。山野菜和山野果极丰，蕨菜、薇菜、木耳、猴头蘑、元蘑、针松茸、黑豆、山葡萄、榛子、山里红、软枣、猕猴桃、刺玫果闻名全国。人参、鹿茸、刺五加、黄芪、苍术、平贝、细辛等名贵药材及其它药材共 230多种。水资源十分丰富，有牡丹江、乌苏里江、绥芬河三大水系。镜泊、兴凯两个湖泊，为黑龙江之首。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牡丹江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牡丹江市风光秀丽，气候宜人，街路整洁，环境优美，素有“塞北江南”之称，是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有着发展旅游经济的潜力。辖县境内有驰名中外的镜泊湖、水面浩瀚的兴凯湖、奇特壮观的火山口地下森林等自然风光。此外，市内有景色秀丽的牡丹峰自然保护区。牡丹江市是通往两湖的交通要道及中转站。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叶剑英曾来此休假。1961年叶剑英元帅游览镜泊湖时，留下了“山上平湖水上山，北国风光胜江南”的著名诗句。1983年邓小平主席挥笔题词“镜泊胜景”。本市还有许多古迹，列为省级文物保护的有唐代渤海国南城子古城、龙头山古城遗址、金代晚期牡丹江边墙遗址3 处；辖县境内有渤海国文化遗址多处。改革开放以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光客。牡丹江市的旅游设施不断改善，已建成一批较高级的宾馆、饭店，如牡丹江宾馆、北山宾馆、镜泊湖宾馆、镜泊山庄、抱月湾宾馆等，日接待能力近万人。
　　　　　　　　　　　　　　　　　　　　 二
　　牡丹江人民富有革命传统。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乜河、铁岭河一带的义和团和清军(靖边军)英勇抵抗了沙俄的侵略。1917年(民国6年)，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牡丹江铁路沿线的工人举行了抗俄大罢工。1923年(民国12年)，中共党员马骏(马天安)到乜河一带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4年(民国13年)成立了乜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6年成立乜河党支部。1929年(民国18年)成立了共青团铁岭河支部。此间，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了革命斗争。1932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牡丹江，不屈的牡丹江抗日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武装反抗，热血洒满牡丹江两岸。东北沦陷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第四、五、七、九军都在牡丹江一带开展过抗日武装斗争。著名的烟筒沟伏击伪满森林警察、代马沟截击日本侵略军特别列车战斗狠狠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抗联四军冷云等8位女战士宁死不屈，壮烈投江，威震敌胆，千古流传。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了牡丹江市。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牡丹江市有近500 名优秀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民更不会忘记他们。
　　牡丹江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民国年间出现王勋卿等民族工业的先驱；东北沦陷时期有抗日英雄杨松，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安进源等烈士；新中国成立后，出现过王海德、曹秀英、苏瑞堂、安太俊等著名全国劳模；金遗华、蔡云翔等烈士为人民的利益在这里洒尽了鲜血。中央和省的一些领导干部张闻天、李大章、冯仲云、李范五、李延禄、李荆璞等曾在这里战斗和工作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各条战线、各界更涌现出一大批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中有改革开放的带头人，科学技术的攻关者，生产劳动的模范，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人物，谱写了牡丹江历史的新篇章。
　　　　　　　　　　　　　　　　　　　　 三
　　牡丹江市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随着东清铁路的修建，从1902年起，一些外地商贾富户开始来投资办厂经商。胡子风开办的东发祥粮栈，王翠亭开办的西发栈油坊和王福胜、侯福臣合开的福增和烧锅以及长发粮栈，为牡丹江民族工商业之先。1905年，清政府开放牡丹江站为商埠以后，俄、日、法、丹麦等国的商贾买办纷至沓来，经商办厂，掠夺粮食和木材。1915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牡丹江的渗透，逐渐取代了沙俄，成为在牡丹江经济最雄厚者。牡丹江民族资本家奋起与之抗争。1918年王勋卿建成机械化木材工业——志诚股份有限公司，为牡丹江市现代工业之始。从1920年苏联正式声明废除沙俄治外法权后，牡丹江市微弱的民族工商业始有一定发展。从1920年到1930年由20余户增加到190余户。工商业的发展使牡丹江站前形成较繁华的兴隆街，初具小城镇规模。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牡丹江，牡丹江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为了永远霸占牡丹江，掠夺中国资源和准备侵略全中国，先是投巨资吞并牡丹江的民族工商业，继而建立森工、发电、水泥、造纸等工业。1935年制定“都邑计划”。到1936年，日本人经营的工业增至87户，完全垄断了牡丹江的工业。民族工业虽户数较多，但多是小手工作坊，牡丹江经济已完全成为殖民地经济。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建市建省，牡丹江市出现了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的局面。到1940年，工商业增至5900余户，98种行业。其中，日本人经营的2400余户，民族工商业仅3500余户，民族工业只是一些酒、油、米面、铁木、皮、麻等手工业。日本人资金是中国人资金的100 倍。1941年以后，日本侵略战争严重失利，日伪币贬值，物价飞涨。日本侵略者颁布“经济统制法”、“战时紧急经济方策”、“先军后民，先日后满，对工业原料实行配给”等禁令，使民族工业遭到致命打击。酒、米、油企业几乎被日本人垄断，中国人经营的企业大部分是成衣、年货、理发、钟表等行业，真正的工业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同时，对人民的统治更加残酷。1942年以后，牡丹江市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吃的是橡子面，穿的是麻袋片，饥寒交迫，饿殍遍街。1945年解放前夕，日本侵略者在溃逃时对牡丹江市的经济进行了严重破坏，炸毁了工厂和设备，民族工商业只剩下251 户，皆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市人民医治战争创伤，修复工厂，恢复交通，安置就业，平抑物价，打击黑市，从外地调运粮食和燃料，短时期就稳定了社会秩序。1947年 6月，中共牡丹江市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保护正当工商业，停止一般的经济清算，大胆吸收游资，发展适合军需民用的工商业”的方针政策，稳定了工商界。进而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公布保护人权、产权、财权、扶助工商业发展的法令，制定发展地方工业的措施。年末，已发展166 户中小工业作坊，产品解决了人民生活急需。1948年市委、市政府成立企业公司和建设公司，主管工业，使社会经济完全走上政府领导的轨道。此间，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支援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市委和市政府侧重抓了恢复和发展公营工业企业。从外地迁来的牡丹江纺织厂、桦林橡胶厂、北方工具厂、造纸厂成为市经济发展的支柱；还根据需要新建了陶瓷厂、洗染厂、第一砖厂、工程公司砖厂、家具厂等工业企业，形成了牡丹江市经济发展的基础。经过全面清理资产，创造生产新纪录，工业产品大检查，镇压反革命，尤其经过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提高了职工的觉悟，净化了私营工业，提高和改进了企业管理，促进了工业和各行各业的发展。到1952年末，共有工业企业173 户，其中，全民所有制40 户。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为全市工业的骨干企业，其总产值占全市工业的90%。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共有机构2666个。此时期经济发展很快，三年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6.9%、58.0%、 59.1%。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市委、市政府领导全市人民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点抓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公私合营，把私营吸收到国营，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合作组4种形式，进行了改造。工业156户(其中资本家45户)全部合营或被地方国营吸收；商业组成17个合营总店，11个合作商店，4个合作小组，代销代购99户；手工业组成49个高级社，8个合作小组；运输业中汽车7户全部合营，胶车组成7个社，畜力客车1个社，手推车2个服务社。接管房产68894.02平方米。社会主义改造使公有经济完全占了主体。1957年末，工业企业增至202户，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机构减至429 个，其中，个体的由1952年的2461个减至11个。新建了一些工业企业，并对一部分骨干企业进行了扩建和改造。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较快，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4.8%、14.9%、15.0%。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贯彻中央南方会议指示精神，全市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三年共投资1.9亿元，新办起钢铁、农机具制造、水泥、电瓷、化工、丝绸、造纸、塑料等152个工业企业，增加380 余种产品，初步形成了碾子沟工业区。从1961年开始，贯彻中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牡丹江市工业进行了大调整。1962年末工业企业减至160户，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机构减至399个。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浮夸风、“共产风”，又加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停止援助，造成严重经济困难。虽经调整，但经济建设速度减慢，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降至5.3%、4.6%、5.7%。
　　三年调整时期，全市深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部分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1965年末，虽然工业企业减至142 户，零售但是，由于工业大力进行技术改造，新开发的120 种新产品投产，商、饮、服务业提高服务质量，工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呈现兴旺发达景象。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猛增至19.4%、19.3%、16.7%。
　　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工业体制变动9 次，并改变了手工业合作社的所有制和管理体制，实行国营工业的管理模式。商、饮、服务业完全取消了个体成份，网点减少，服务质量下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计件工资和各种奖励形式被取消，科技和人才受到排斥。虽然工业企业户数增加了，也提“抓革命、促生产”，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压倒一切，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大幅度下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降至6.7%和4.5%，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降至3.9%和4.2%，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降至4.2%和4.6%。
　　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经济开始上升。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逐步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一、把搞活大中型企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中心环节，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配套改革，使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游离出来，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一是简政放权，放宽政策，为企业搞活创造外部条件。1979年，市政府在工业系统选择13户企业进行了企业内部分配、产品销售等单项放权试点。1983年末至1984年初，选择生产潜力较大的建材工业公司和经营不景气的纺织公司两个系统的25户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同时对全市35户小型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放开经营。1984年，市政府召开给企业放权松绑大会，进行大面积放权。制订下发了关于国营工业企业松绑放权的60条和集体企业放权35条等文件，进一步扩大了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市委、市政府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搞活国营工业企业的若干规定》等文件，企业在产、供、销、人、财、物等诸方面下放了权力。同时，还为企业减税让利，增加了企业活力。二是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促进企业两权分离。自1984年起，在部分企业中进行了企业经营方式改革试点，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目标责任制。三是推进企业内部配套改革，重塑企业微观机制。在领导体制上，将党政“双轨制”变为“单轨制”，建立了党政工互相协调的企业领导体制；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不同形式的效益工资制；在劳动人事制度上，企业干部实行聘用和选用制，职工实行合同化管理，职工优化组合上岗；在机构设置上按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同时，引进了乡镇企业的机制，进行了企业股份制、一企多制的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二、改变所有制结构单一的局面，多种经济成分一齐上，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的新格局。一是放宽政策，鼓励集体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制定并下发了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在税收、信贷、工商、劳动、物价等方面对集体和个体经济予以扶植；二是推进技术进步，加速集体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引导集体所有制企业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提高装备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力开发新产品。“六五”期间，市区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完成列入市级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91个，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8200多万元，引进先进设备1300多台套，新增产值1.1亿元，利税1500万元。1985年集体工业企业已达488户，比1978年的248户增长50.8%。发展到30多个行业，可生产2000多种产品。集体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达到25362 万元，比1978年的11300万元增长44.6%。放宽政策促进了个体经济的飞速发展。1985年，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发展到36761 户，比1978年增长60.3倍。198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中，集体经济占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2.4%上升到24.3%。个体经济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4.7%。过去不曾有过的中外合资企业发展到5户。
　　三、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经济模式开始由封闭式向外向型开放式发展。1983、1984年，市委、市政府相继召开了两次科技协作交流会，先后同251 所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了友好协助关系，签订286个经济技术协作项目，聘请了145名技术顾问。1985年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搞活企业的若干规定》，使企业有联合协作的自主权。使横向经济联合由单一形式的生产技术上的联合发展到联产联销、合资办厂、补偿贸易、联牌生产、协助配套等多种形式。联合的领域由同行业发展到跨行业，由相同所有制发展到跨所有制，由区域内发展到跨区域。到1985年末，工业企业之间的联合达846项、工商联合105项、工农联合14项、厂校联合20项。联合范围扩大到20个省、市、自治区，与60个地、市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经济联合。通过经济联合，救活了21户濒于关停的企业，使13户企业扭亏为盈，开发了137 种新产品，新增产值14776万元，实现利税1435万元。
　　四、完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由单一消费品市场向多种市场协调配套方向发展。一是壮大消费品市场，把新流通渠道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大流通作为发展商品经济的首要环节来抓，从改革二级、三级、零售批发体制入手，鼓励支持多种经济成分发展流通，打破了独家经营、多环节、分配型、封闭式的旧流通体制，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成分、少环节的批发网络。商业企业由与上级批部门和产品生产厂家之间的横向联合，创造了产销挂钩、联销分销、投资补偿等7 种联合形式。兴办了多种贸易中心、批发市场、集市贸易市场和多种专业市场。在农村抓了以供销社为重点的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工商、农商、商商之间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也有了较大发展。二是资金市场已具雏形，开办了短期资金市场，组织了银行内部、各专业行之间、城市之间的资金融通拆借业务。逐步完善了长期资金市场，金融部门发行了多种金融债券。疏通资金汇路，建立了经济区结算中心，使异地结算转为同城结算，资金在途时间缩短4—5天。各银行还开展了承兑、贴现、再贴现业务。农村出现了合作基金会、互助基金会、联社营业部等非国家所有的新型金融组织，打破了金融机构单一、独家经营的旧格局，初步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组织并存的新体系。各专业行试行了企业化管理。
　　五、探索市带县新体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区域经济开始发挥出优势。从经济上抓“联”，广泛开展了市县间多形式、多内容的经济联合；从技术上抓“帮”，采取选派技术干部支援乡镇企业，为乡镇培训技术人才，送科技成果下乡，对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服务上门，为县镇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等办法，解决县乡经济技术力量薄弱问题；从管理上抓“带”，市县间大厂带小厂，先进带落后，管理上全面带，提高了县级企业管理水平。
　　为适应市带县体制，发挥中心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在转变政府职能中，强化了区级建设，先后将环境卫生、园林绿化、计划生育、房屋、工商税收、财政、小区改造等十几个方面的管理权限全部或部分下放给城区，城市的多功能作用正在发挥出来。
　　1983年以来，郊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农村“一大二公”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积极稳妥地全面完善农村双层经营责任制，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行粮食、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全面发展，打破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实现了农民与生产资料的紧密结合，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成为相对独立的商业生产者；农产品市场调节部分逐步扩大，市场体系正在形成；改变了农村单一经营和城乡分割的局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把农村从自然经济推向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的专业村屯和专业户。农村出现了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全面发展，工业、商业、建筑业综合经营的崭新局面，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全面改革，使第五、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增至9.6%、10.3%；9.1%、9.6%；9.5%、8.1%。
　　解放四十年来，牡丹江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经济有了很大发展。1949年社会总产值只有2835万元(当年价格)，1978年增至132896万元(同上)，1985年上升到286996万元(同上)，比1949年增长100倍，比1978年增长1.1 倍。1949年市区工农业总产值只有2701万元，1978年为114291万元，到1985年上升到224590 万元，比1949年增长82倍，比1978年增长96.5%。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有2440万元，1978年增至110287万元，1985年上升到216613万元，比1949年增长近88倍，比1978年增长96.41%。占社会总产值的80.7% 。牡丹江市已初步建成了以工业为主体，工农结合，城乡一体，经济门类较为齐全，综合性、多功能的新兴城市，是黑龙江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之一。经济效益也较好，在黑龙江省居领先地位。工业迅速发展主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8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107847万元，平均每年只增3852万元，而1985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加106326万元，平均每年增15189.4 万元。特别是乡镇工业发展较快。1965年乡办工业总产值只有28万元，1978年1213万元，1985年增至2642万元，比1965年增长93倍，比1978增长 1.2倍。到1985年已形成以轻纺、化工、机械、石油、电力、食品、建材为主体，具有一定基础和规模，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体系。年末市区工业企业共647户(中央企业 16户，省属企业10户)，其中轻纺(含缝纫)、化工、机械、石油、电力、食品、建材7 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8% 。牡丹江市有一批全国知名度较高的企业，如桦林橡胶厂是全国橡胶行业四大厂之一；木工机械厂、钢纸厂是全国同行业最大的企业；毛毯厂是黑龙江省唯一生产经编毛毯的工厂。著名的工业产品有红旗牌轮胎、桦林牌轮胎、牡磁牌6250磁头、银溪牌工业草酸、镜泊湖牌普通电焊条、红牡丹纯绵精梳纱、金龙牌钢纸管、镜泊湖牌525#R 型水泥、牡丹牌CA6140普通车床、GCY8长材挂车、MA牌木工铣床、刨床、钻床，林机牌菱形刀锉、千秋牌工业硼酸、金钢钻牌碳化硼微粉、镜泊湖牌电石、2140型双柱塞计量泵、五环牌绝缘电线、银花牌大棚膜和农膜、前进牌和奋斗牌粘土砖、松鹤牌套装家具、凤舞牌被镜泊湖牌啤酒、二级大豆油等，畅销全国各地，不少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远销40 多个国家和地区。1982—1985年末，共有108个产品获奖，其中国家优质产品金奖 1个、国家优质产品银奖13个、国家各部优质产品奖29个、省优质产品奖65个。
　　党的富民政策，给农村经济带来了繁荣。1985年末，郊区农村有各类专业户3096户，占农村总户数的8%，乡(镇)、村个体企业3487户，从业人员18656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2.6%。农村社会总产值26978万元(当年价格)比1978年的6005 万元增长3.5倍，其中农业总产值10272万元，比1978年的4614万元增长1.21391 万元增长11倍。逐步把郊区建成了蔬菜生产基地，每年可向市场提供1 亿公斤左右商品菜，基本满足城市需要。为解决冬季供应新鲜细菜，温室种菜面积逐年扩大。1985年，郊区温室、塑料大棚806栋，共43 万平方米，寒冷的冬季也可以向市民提供本地产的新鲜蔬菜。
　　牡丹江市的经济仍然存在着制约发展的不利因素。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格)中，第一产业7506万元，占6%，第二产业90192万元，占72%，第三产业27549万元，占22%。第一、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不协调，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也不协调。在行业结构上，存在着原料优势与加工业不协调。食品、电力工业有原料、燃料优势，但是发展缓慢。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发展不快，如轻纺、食品、化学工业等。在所有制结构上，全民企业少，集体、个体企业多。在工业结构上，原材料工业多，加工工业少。在产品结构上，老产品和初级产品多，高、精、新产品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多，技术密集型产品少；中间产品多，最终产品少。造成了资金的产出率低，也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1985年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92555万元，净值138797万元，在全国353个城市中居上，在东北39 个城市中居中，在省内16个城市中居上，全市优质品率高达30% 以上。牡丹江市人均固定资产净值比较高，工业企业每个职工技术装备率达万元以上，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也高于一些同等城市水平。 但是，固定资产产值率在“六五”时期有较大下降，从1980年的1∶1.524降至1985年的1∶1.392，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长达131天。从技术角度看，牡丹江市设备年代水平六七十年代的约占60%，八十年代的约占30%。 但是，还有许多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管理水平低，产品更新速度不快。技术进步因素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1975—1984年数据测算，在工业中全国技术贡献系数为0.337，牡丹江市为0.167；全国技术作用系数为0.299，牡丹江市为0.181；全国技术进步速度系数为0.022，牡丹江市为0.012。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缺乏，科技力量薄弱，尤其是中、高级技术人才所占比重更少。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本市大学毕业生7648人，仅占6 岁以上人口524060 人的1.46%。科技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每百名职业人口中只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9 人，大大落后于全国同等城市的平均水平。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比重比历史上最好水平又有所回升，12岁及 12岁以上人口 454205人，文盲、半文盲58069人，占12.78%。在农业上，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构成“六五”时期只占 0.8%；比重只占1.1%，仍然存在着林、牧、副、渔业发展缓慢的问题，农业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人口素质上还存在优质人口流出多、流入少的问题。还存在着交通运输日趋紧张，资金短缺日趋严重的不利因素。
　　　　　　　　　　　　　　　　　　　　 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城市建设，关心人民生活。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奋斗，城市旧貌换新颜，高楼林立、通衢如织。“六五”时期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总额25478万元，是前30年的1.6倍，改善了市民的居住条件。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5.17平方米。人民生活配套设施也日趋完善，部分居民使用液化石油气和实行集中供热。
　　随着经济的发展，牡丹江市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1949年全部独立核算工业利税总额只有597万元，1985年上升到41906万元比1978年的24869万元增长68.5%。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城镇青年的劳动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85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人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156元和993元，比1978年的717元和630 元分别增长61.2%和57.6%。农民收入提高更快，1985年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551元，比1980年的158元增长2.5 倍。解放前，郊区农民住的都是低矮的草房，如今基本上都住进了砖瓦房，并且楼房增多，建筑质量愈来愈好。市场繁荣，人民购买力提高。1985年对居民的社会商品零售额57299万元，比1978年的17203 万元增长2.3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已普及，家用电器和其它高档消费品的拥有量急剧上升。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除生活消费外，还有数额较大的结余，银行储蓄额也相应增加。1985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37211万元，比1949年的12万元增长3100 倍，比1978年的3864万元增长8.6倍。
　　教育、科学、卫生、文化、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85年，市区有小学135所(其中聋哑学校1所)、普通中学57所、技工学校12所、中等专业学校5所、成人高等教育学校8 所(包括广播电视大学和教育学院)、普通高等学校3所、职业高中4所、幼儿园50 所。全市已经基本普及初中教育。1985年末，市区有科技研究所25个，各种科技学术团体47个，科研项目遍及工业、农业、建筑、医疗各个领域。1977—1985年末，共获市级以上奖励520 项，其中国家级18项，部、厅级107项，省级101项，市级294 项。但是，仍然面临着人才缺乏，教育事业落后的局面。牡丹江市曾被国务院授予“卫生城”称号。1985年，市区有医疗卫生机构337个(其中医院29个)；卫生技术人员5700人(其中医生2473人)；医疗床位4380张。乡镇有卫生院，农村医疗条件已有很大改善。市第一人民医院、医专附属医院、第二人民医院、结核病防治院、中医院等已成为科室较全设备较完整的医疗技术中心。一些传染病已绝迹，人民健康水平有很大提高。据调查，1982年市区平均预期寿命69.8岁。计划生育成绩显著，从1975年起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连续10年控制在10.71‰ 以下，1985年为8.71‰。“六五”时期年平均为8.11‰，是黑龙江省先进单位之一。市区有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群众艺术馆、图书馆、电影院、剧院、娱乐场、舞厅等文化机构和设施；京剧团、话剧团、评剧团、朝鲜民族歌舞团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乡、镇有文化站、广播站和电影队。市区有北山体育场等体育比赛场所，体育事业蓬勃发展。1959—1985年在本市举行的全国体育比赛有18次，全省比赛15次。市有体工队、少年业余体校等培养体育运动人才的机构。本市尤以冰雪运动闻名全国，出现过王淑媛、王秀华、李虎春、傅瑞、展焕丽、秦兆伟、王伟、王春江、徐海霞等一批速度滑冰、冰球、长跑等国手，多次参加世界比赛并取得好成绩。新中国成立以来，有41人69次代表省和国家参加国际比赛和世界比赛。在国际比赛中获金牌3 枚、银牌9枚、铜牌9枚，打破一项世界记录；在世界比赛中获金、银、铜牌各1枚；在亚运会比赛中获铜牌1枚。
　　牡丹江市人民勤劳俭朴，聪明勇敢，各民族团结友爱。解放以来，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把一个消费城市建设成了黑龙江省东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全市人民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为进一步建设繁荣、富裕、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新牡丹江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