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管理体制


　　　　　　　　　　　　　　　　 第一节 管理体制　
　　解放后，市政府接收敌伪资产，建立起国营企业，形成国营、集体、私营经济并存的管理体制，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49年，全市社会总产值达到2835万元，公有制成分在全市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为实行计划经济奠定了基础。1952年12月，牡丹江市政府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几经易名后改为牡丹江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后，负责编制下达国民经济计划，监督检查全市计划执行情况，组织协调解决计划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报告执行结果。从此，本市形成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本市采用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形式，即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实行直接计划；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等实行间接计划。直接计划执行以中央集中管理为主的分级管理体制。本市基本建设(含城市建设)项目由国家和省审批下达，市负责组织实施；主要物资由国家按生产建设计划的产品、项目进行分配，市负责组织供应；财政收支两条线均由省下达计划，市负责组织收入，按批准计划支出。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实行定息的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国家和省管产品实行直接计划，主要生产资料按计划供应，产品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对农业、手工业、私营企业和低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通过经济合同纳入国家计划，所需生产资料通过市场供应。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润和基本折旧基金全部上缴，技术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由财政拨款解决。这种“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计划管理体制。基本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在坚持“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和“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下，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扩大地方计划管理权限。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国家部属企业下放给当地管理；省决定除电业、铁路、邮电和森工企业外，其它大中型企业也全部下放给当地管理。之后，本市骨干工业企业增多，生产发展迅速。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时，国家将“大跃进”时期下放给地方的权力重新收回，企业隶属关系也做了相应的调整。1964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国家又陆续下放物资、财政、投资等方面的机动权和“五小企业”(小钢铁、小水泥、小化肥、小煤炭、小农机)产品分配权。省也采取省、市分成的办法，将地方企业基本折旧基金全部留给地方和企业支配，抵补原由国家财政拨付的技术措施、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和劳动保护等三项费用，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收到了良好效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本市计划管理机构瘫痪，制度废弛，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生产建设年度计划等被各项专业计划所取代，国民经济失去重心。计划管理失去控制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指导性计划。通过合同定购形式引导农民按照国家计划要求因地制宜安排生产；城市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缩小指令性生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规模，增加市场调节部分。1985年，全市指令性生产计划缩小到 7种。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资金由拨款改为贷款，实行有偿使用。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计划收购、订购、选购和自销等多种购销形式并存。财政上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等多种办法，地方自有外汇留成由地方自行支配。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繁荣了商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