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粮食作物 第二节 粮食作物
一、粮食生产
唐代。牡丹江境内已有人开荒种地。生产粮食。1858年(清咸丰八年)以后，清政府逐步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清光绪年间设立“招垦局”，放荒垦地，粮食生产随之发展。民国年间。从辽宁、山东、吉林、河北及朝鲜等地来乜河和爱河种地的移民日渐增多，朝鲜族农民定居后，开发水田，种植水稻。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掠夺境内农业资源，将大片荒原和肥沃良田强占为“军事用地”。1934年实行归屯并村，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废弃。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不得不出卖劳力。维持生计。到解放前夕，郊区仅有耕地15万多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占90%。
解放后，人民政府鼓励农民开发土地，发展粮食生产。到1949年末，共有耕地192863 亩。其中水田9341亩。旱地183522亩。农作物播种面积192015亩，其中粮豆播种面积17889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2.8%，总产15355吨。1956年实现农业合作化后，由于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用菜量增加。蔬菜种植面积比重逐步扩大。当年粮豆作物播种面积为29778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4.9%，总产达22655吨。
1958年粮豆面积下降到224545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5.8%，总产24510吨。1959—1961年连续3年自然灾害，粮豆大幅度减产。年平均播种面积163287亩，年平均总产12192吨。比1958年下降50.3 %，导致口粮、饲料严重不足，除国家补助一部分外，广大农民以“低标准、瓜菜代”渡过暂时困难。1965年，经过国民经济调整，粮豆生产趋于好转，播种面积为213840亩。占总播种面积的73%，总产22095吨，接近1958年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粮豆播种面积年平均228075亩，年平均总产27868吨。
1978年，进一步扩大蔬菜种植面积，粮豆播种面积减少到165545亩，占总播种面积的54.6%。菜农口粮由国家供应或补贴。1983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改计划种植为在保证完成粮食定购任务的前提下，农民可自行安排生产。从实际出发，安排作物种植比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由原来的耕作粗放转向精耕细作，粮食单产稳步上升。1985年，粮豆播种面积为196609亩，占总播种面积的65.5%，粮豆总产达31620吨。亩产161公斤，比1978年提高8.7%。
牡丹江市历年粮豆作物播种面积统计表
单位：亩
牡丹江市历年粮豆产量统计表
单位：吨
注：本表未含杂粮产量。
牡丹江市历年粮豆亩产量统计表
单位：公斤
注：本表未含杂粮亩产量。
二、耕作制度
东北沦陷时期，境内农业耕作实行以垄作为主的一年一熟制.耕地用牛、马拉犁，豆茬耲、麦茬耙，耲、耙交替；谷茬采取破茬和扣垄。作物种植实行玉米——大豆——谷子轮作或小麦——大豆——谷子——玉米轮作。基本上是一年一调茬口。在施肥制上是二三年铺一茬底肥，有的采取撂荒休耕的办法，培养地力。
新中国成立后，大田作物沿袭一年一熟制。1950年推广新式马拉农具后，开始采用新旧农具结合。平翻垄扣结合的方法轮耕。1952年，市政府提出“以互助组为基础，创造大面积丰产”的号召后，北安区卡路村李德礼互助组内有2 户农民学习推广双城县兰国焕小麦密植平作、谷子宽播间苗新技术，每垧生产小麦2600公斤、谷子3335公斤，均比旧耕作法增产70%以上。1953年，市政府提出综合增产措施，要求互助组要深耕土地，推行伏翻地和秋翻地，消灭“靠山耲”、“一犁挤”等粗放耕种法。提倡大田每垧施基肥20立方米，水稻采用直条式插秧，并改单种为混种，即玉米带大豆、小豆，大豆带玉米、高粱，马铃薯带窝瓜等。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
牡丹江市1953年新旧耕作法产量对比表
1956年，随着新式马拉农具的使用。推广了小麦15厘米平播和大豆60厘米双条播种经验。改大垄(60—66厘米)为小垄(50—60厘米)，平翻后起垄。
1958年“大跃进”期间，受瞎指挥和浮夸风影响，错误的提出过深翻地越深越好，结果破坏了土层的结构，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修梯田、条田、畦田，改顺坡垄为横向垄或绕山垄。对山坡沙溜地施以草炭肥和猪圈粪，对涝洼地施以灰渣、江沙拌肥。粮食作物种植实行间、混、套、复、串、圈等新耕作法，以6:6或6:4的比例间种玉米大豆、玉米谷子、玉米马铃薯；以2 米的距离在大豆、谷子地里横向种植玉米(一埯双株或三株)；麦地和春菜地复种秋菜(也曾复种过荞麦和油菜籽)；地头地边圈种麻类或油料作物。
1978年，开始使用机引深松铲进行深耕，并在整地、播种、中耕各个环节对耕地进行深松。以深松代替深翻，形成松、翻、耙、搅相结合的耕作法。1980年，大田推行破垄夹肥，水田推广深施肥，并开展农业区划和分区耕作。根据自然条件和经济现状，郊区划分为4 个农作物种植区：即近郊平原为春夏菜种植区；中郊漫岗为秋菜、薯类种植区；远郊丘陵为粮豆种植区；边远山地为麦豆种植区。其中大田作物耕作制度是：
粮豆种植区轮作制为玉米——小麦——大豆——谷子；耕作制为深耕、平播、垄上机播、秋伏翻搅茬；施肥制为口肥、追肥、秸棵还田、底肥。
麦豆种植区轮作制为：
小麦(平翻)—小麦(耙茬深松)—大豆(耙茬)；小麦 (平翻)—大豆(原垄播)—杂粮(耙茬平翻)；小麦(平翻)—大豆(耙茬)—小麦(搅茬深松)—杂粮(耙茬平翻)。
施肥制为化肥作种肥、口肥、追肥。
1983年，郊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作物种植趋向单一化，经济效益高的大豆、水稻、小麦、甜菜等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清种、连种现象严重，轮作制度被破坏。1985年，全郊区小麦播种面积72700亩，占粮豆播种面积的36.98%，比1978年增加85%；大豆播种面积65290亩，占粮豆播种面积的33.2%，比1978年增加85.6%；玉米播种面积23447 亩，占粮豆播种面积的11.93%，比1978年减少27%。
三、栽培技术
(一)小 麦
新中国成立前，小麦大部分是大垄扣种和糕种。1953年有小垄耲种或大垄对豁播种，对豁种一垄两行。1956年开始使用畜力7行和10行播种机平播小麦。行距有15厘米单条播和30 厘米双条播。1958年后，随着拖拉机和机引农具的发展，平播面积逐年扩大。到1965年小麦平播面积达到50%。1970年后普遍实现机械平播。
(二)水 稻
东北沦陷时期，种植水稻是散播。1950年后开始条播或旱直播。1953年试行插秧。1965年推广塑料薄膜育苗后，逐步推行大面积插秧。1974年插秧面积达到80 %。栽培采取以带土移栽为主，改小苗移栽为中苗移栽。1983年推广水稻旱育稀植，试行地膜覆盖试种技术，亩增产20%左右。个别地方试验应用抛秧栽培技术。
(三)玉 米
玉米传统种法是大犁扣种。锄头开苗。一锄杠选留3株苗。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改进。1958年，实行顶浆打垄、等距刨埯、踩严培实的埯种方法。1970年以后。采用机械起垄、等距刨埯、催芽坐水、抓把粪，实行间种、混种或套种。肥水条件好的地，一埯双株，埯距50厘米以上，山坡地清种，株距40厘米，垧保苗5万株左右。
(四)谷 子
东北沦陷时期，播种谷子多用耲耙耲地，点葫芦点籽，间苗一趟线。1952年，推广肇源丰产经验，实行宽苗眼耲种，苗宽6—13 厘米。间苗留鸡爪子苗。以后对点葫芦加以改进，加宽葫芦头，在耲耙上加一个木磙。将苗眼压宽播种。1970 年后推行机械双条播和3条播种法，间苗2次，要“谷间寸”。垧保苗80—100万株。
(五)大 豆
传统的扣种大豆采用手工点种，俗称“羊拉稀”；埯种谓撮豆，每埯四五株，埯距2530厘米。1956年后，实行马拉播种机平播后起垄。1974年推广等距双条播，使用机械疏苗器或人工问苗。有的改清种大豆为横穿带种玉米，带距2米。双株成行。亩施底肥1.5立方米，追化肥15公斤。1984年后普遍推广根瘤菌拌种，试验推广石油助长剂和稀土微肥，全面推广缩垄增行和精量点播新技术。
(六)高 粱
高粱多为耲种，留拐子苗，垧留苗10万株左右。60年代后曾推行一埯双株、一埯3 株和双行单株拐子苗及高粱与矮棵作物间种。1980年后仍多用糗种，留拐子苗，缩小株距，垧保苗12—15万株。
四、植物保护
东北沦陷时期，由于农药短缺，价格昂贵，农民只能靠人工捕杀粘虫，对其他病虫害则束手无策。
新中国成立后，始用药物消灭病虫害。1950年，郊区农民将大麻籽撤在地里，以防治蛴螬、蝼蛄、地老虎等地下害虫。1952年，始用赛力散和王铜与小麦拌种，用恒温水浸种，防治黑穗病。1954年6月，市郊有4.2万亩大田发生粘虫，每平方米200—300头。大部分用人工捕杀，少部分使用“六六六”和“DDT”药物灭虫。
1960年以后。植保工作贯彻“防重于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在各公社建立植保预测预报点，形成病虫害测报网络；选用抗病虫害优良品种。推广先进的植保措施，增强农作物抗病性能；结合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到1970年末，使用的化学药剂主要有敌敌畏、敌百虫、硫酸铜、乐果等。每年药物防治面积为10万亩左右，占总播种面积的35%。1972 年，郊区暴发粘虫，受害面积16万亩，占农作物总面积的62.5%。平均每平方米麦地有750980 头，谷地190—320头。全市动员1.2万人次灭虫，使用农药6万公斤，耗资32万元。1976年，桦林公社和铁岭公社采用土法生产白僵菌，防治玉米螟1100亩，效果良好。1978—1983年，农药主要用辛硫磷、夏果、氧化乐如，常用药有连霉素、敌克松、乐果等，每年防治面积1—3万亩。防治水稻及谷麦豆等田间杂草所用的除草剂有敌稗、除草醚、二四滴丁脂、杀草丹、氟乐灵、禾大壮、粉锈宁等。1984年，郊区病虫害防治面积达7 万亩。其中角斑病、黑星病、蔓割病等病害防治面积8000亩；谷子跳虫甲、水稻潜叶蝇和负泥虫、粘虫等虫害防治面积 6.2万亩。大豆、谷子、小麦进行药物处理3.5万亩；化学除草水田2万亩，旱田4000亩，菜田1500亩。1985年，区、乡(镇)建立植保服务公司5 处，负责植物保护工作的监督指导。各村均设有防治虫害组织。当年，共承包防治粘虫、跳岬等病虫害1.2万亩次，用敌克松、粉锈宁等拌种防治1万亩，用敌杀死防治3000亩。
五、肥 料
早期农田多为新开垦的土地，因土质肥沃，均不施肥。经几十年耕种，地力减弱，方施少量农家肥。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牲畜，施肥量逐年增多。1953年，施肥面积6.9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0%，其中施用化肥硫铵30吨，过磷酸钙3吨。大豆普遍推广根瘤菌拌种。1956年，为解决地多肥少的矛盾，开始推行滤口肥、抓把肥。1958年，开展“五有三勤”活动，即牛马有棚、猪羊有圈、鸡鸭有架、户有厕所、队有沤粪坑和积肥场；勤起、勤垫、勤打扫。用草炭、沙土垫圈，用杂草沤压绿肥，头年造，二年用。1963 年，各生产队建立“三专”(专人、专车、专畜)常年积肥专业队伍，每个生产队配有2—5 台专业积肥车，常年坚持积肥、造肥，并推广高温造肥，严禁生粪下地。近郊生产队动员农民进城掏厕所；城区机关和事、企业单位等也开展送粪下乡活动。1965年，为解决边远地施肥问题，一些生产队将猪舍或牛羊圈迁至地旁，就地积肥。还采取社员投肥记分、兑现积肥粮等办法，推动群众积肥。到1970年，大田每年每亩可施农家肥1.5立方米，菜田3立方米左右。化肥每年施用量为200—1000 吨，主要用于种肥和追肥。
进入70年代，化肥供应数量不断增加，在施肥方法上。以农家肥为主，农家肥和化肥相结合，底肥和种肥相结合，改浅施为深施。1975年，市农业局成立肥料科，指导和组织群众造肥。由于肥源不足，满足不了需要，采用草炭、细炉灰、人畜粪尿等拌和晒干制成细肥的方法，扩大肥源。1978年，市农业局肥料科长刘宪民研究出用废硫酸、磷矿石粉、氨水、褐煤和毛呢边角料等制作复合肥的新方法，用于粮食作物追肥可增产20%，用于蔬菜追肥可增产15%。
1980—1985年，年平均城肥下乡20万立方米，农村积造粪肥80万立方米，国拨化肥2500吨。平均亩施农家肥，大田2立方米，春夏菜田8立方米、秋菜田6立方米、薯类田6立方米；平均亩施化肥，大田15公斤、水田25公斤、菜田40公斤。
六、种 子
解放初期，农民种田用种沿袭农家品种，采取掐上风头、大堆选的办法留种。品种杂、劣，产量低下。1948年，在南城子建立市良种繁殖场后，除每年向农民提供一部分优良品种外，大多数品种仍依靠农民在田间棵选、穗选留种。1955年，优良品种播种面积4.7 万亩，占粮豆播种面积的16.9%。在引进和推广的品种中大豆有满仓金、荆山普；小麦有农林3号、29号；玉米有白头霜、老来瘪；谷子有大粒黄、薄地租；高粱有大红锤、歪脖张；水稻有弥荣和兴国等。
1956年，贯彻国务院提出的每个农业社都要“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国家必要的调剂”(简称“四自一辅”)的种子工作方针后，各社队陆续建立起良种队、良种田。1958年，市政府建立下乜河原种场，除自行繁育粮、菜种子外，还在海南岛建立一处以玉米为主的种子繁育基地，每年提供玉米、大豆、小麦等原种10多万公斤。1964年，在八达大队附近建立良种场和蔬菜试验站各 1处。各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大搞种子田建设，良种的生产、使用自成体系，种子部门给予必要的技术指导和良种调剂。1965年进入“两杂”(玉米和高粱)制种阶段，由生产队种子员负责制种。1975年，全市良种繁育面积2.2万亩，生产小麦、大豆良种7.5万公斤，韭菜籽787.5公斤，葱籽750公斤，白菜籽750公斤，萝b籽1012.5公斤。在此期间，推广应用的优良种子，小麦以克旱6号为当家品种，墨他和辽春4号为搭配品种；水稻以合江18号和普选10号为当家品种，汪清9号、牡丹江2号和牡丹江7号为搭配品种；玉米以嫩江1号为当家品种，嫩单3号为搭配品种；谷子以新大粒黄1号为当家品种，龙谷23号和新大粒黄2 号为搭配品种；大豆以牡师1号为当家品种，早熟荆山普为搭配品种；高粱普遍应用同杂2号。
1978 年，国务院提出“四化一供”(质量标准化、加工机械化、生产专业化、品种布局区域化，以县为单位统一供种)新的种子工作方针。1979 年，改种子站为种子公司，实行行政、技术、经营三位一体的种子管理体制。到1982年末，郊区统一供应种子体系已经形成，市建有一处96亩土地的原种场和种子精选、烘干加工厂。各公社普遍建立良种站，有7 个公社建立良种场(队)，并备有种子仓库。区、社每年经营种子150 万公斤，“两杂”种子基本作到一年一供，其他种子每三四年可更换一次。1980—1985 年在引进和推广的粮食品种中，小麦有克丰2号；水稻有合江系号；玉米有龙单系号、嫩单系号；大豆有牡师6 号、公交e号；高粱有同杂2号和“三用”高粱；糜子有龙黍16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