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家畜饲养
第二节 家畜饲养
第二节 家畜饲养
一、猪
东北沦陷时期,境内猪的品种多为东北民猪和荷包猪,约占总饲养量的80 %。解放后,猪饲养量逐年增加。1949年末,生猪存栏数为6500头。1957年发展到20073头,比1949年增长2倍。郊区农户平均饲养1.9头。
1958年,贯彻执行“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养猪方针和“生猪派养派购,社员养猪给饲料地”的政策,调动了养猪积极性。年内,从哈尔滨引进苏白、哈白、巴克夏、约克夏等优良猪种进行繁育。1959年末,生猪存栏数达到38467头,比1949年增长 4.9倍。集体养猪12460头,占 32.4%。1961年,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饲料短缺,加之饲养管理不善,集体养猪业亏损严重。1963年末,生猪存栏数下降到12261头,其中集体养猪为1212头,占10%。
1965年,郊区社队大搞猪舍建设,推广“山东式”和“双城式”的永久性砖瓦结构猪圈和暖室。年末,生猪存栏数恢复到23168头。
“文化大革命”初期,把社员养母猪视为“发展资本主义”,部分社员劁种公猪,宰杀母猪,导致仔猪奇缺,影响生猪发展。1969年末,生猪存栏数13765头,比1965年下降41%。1970年,实行养猪奖售紧俏商品,社员向国家交售生猪,生产队给予奖励工分或现金,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1971年,生猪存栏数增至3万余头。
1975年,毛泽东主席《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发表后,市、区和公社分别成立养猪办公室,并贯彻执行“包工、包产、包成活、超产奖励”和“定养猪头数,定上交肥猪数量,定积肥米数,定饲料地,定畜舍,超产奖,减产罚”,以及对个体养猪实行工分补贴、饲料补助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1976年末,生猪存栏数增到38167头,其中集体养猪12360头,占32.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猪场逐渐减少,私人养猪量增加,并出现一批专业户、重点户,但由于取消派养派购,忽视宏观指导,1984年末,生猪存栏数再次下降到10415头,仅为1978年的29.1%。1985年,加强了养猪生产的领导,调整收购价格,养猪生产逐步回升。年末,生猪存栏数达到17647头,比1984年增长69.4%。从1979年到1985年7年间,郊区农村向国家交售生猪197389头,每年平均28198头。
二、羊
解放初期,羊饲养管理粗放,发展缓慢,品种多为粗毛绵羊和体型瘦小的山羊。1949年末,有羊1110只,1952年发展到3036只。
1956年,实现农业合作化后,改分散饲养为集中饲养,开始建筑圈舍,设专人放牧。1959年,养羊突破万只。1960年达13492只。其后则以改良品种为主,饲养量多年徘徊在1万只上下。
1964 年,国家拨给2只新西兰“考力代”种公羊,分别在桦林公社工农大队和八达良种试验场饲养和配种改良。1965年,共有羊7899只,其中改良羊2200 只,占28%。每只羊平均产毛2.7公斤,比本地羊增产0.6公斤;毛长8.2厘米,比本地羊毛长1.5厘米;羊毛细度为56—58支纱,比改良前细2—4支纱。同年,从海林农场和宁安农场购进17只“考力代”种公羊,在桦林公社工农、临江和南城子3 个大队进行人工授精,培育东北中细毛羊。嗣后,每年春季黑龙江省中细毛羊育种委员会都派员对本市改良羊进行测定,1974年通过国家鉴定。1975年8 月,全国中细毛羊育种工作会议在牡丹江市召开,会议对桦林公社绵羊改良达到80 %的育种经验,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83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养羊由集体为主转向以个体为主。1985年末,郊区共养羊10579只,其中细毛及改良羊1837只,半细毛及改良羊7405只,改良率为87.4%;郊区共有养羊专业户77个,养羊5683只,占养羊总数的53.7%。
三、奶 牛
东北沦陷时期,奶牛发展缓慢,1945年仅有7头。牛奶只供日本人和官宦人家饮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市居民需奶量的增加,郊区奶牛饲养量逐年增多。1952年发展到340头,比1949年增长47倍。1956年,八达畜牧场开始进行奶牛人工授精试验。1960年奶牛发展到1403头,比1952年增长3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奶牛饲养量锐减,1965年减至482头,比1960年下降66%。
“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准社员饲养大牲畜,奶牛饲养量徘徊不前,1968年降至335 头。1972年,市畜牧局从海拉尔购进适应性强、体质壮、产奶多、遗传性稳定的乳肉兼用奶牛30头,交给郊区五七干校饲养繁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鼓励农民饲养大牲畜,奶牛饲养量逐步增加。1983年增至1261头。同年,从上海引进丹麦荷兰牛100头。1985年末,奶牛增至1722头,比1976年增长2倍。其中集体饲养1055头,个体户饲养667头,分别占61.3%和38.7%。
四、黄 牛
解放初期,黄牛品种多系朝鲜牛和朝鲜杂种牛。这两个品种的特点是抗寒、抗病、耐粗饲、挽力大、便于使役。1949年饲养量为493头,占大牲畜总头数的17.6%。
新中国成立后,黄牛饲养量逐年增加,1952年增至1383头,比1949年增长1.8 倍,占大牲畜总头数的16%。1957年增至4218头,占大牲畜总头数的40.6%。1965年增至5907头,占大牲畜总头数的50%。“文化大革命”10年,黄牛年平均饲养量为720头,占同期大牲畜年平均数的51.6%。1976年开始发展肉用牛,从吉林引进利木赞、海福特、夏洛来3种改良牛共50 多头。其共同特点是:成熟早、肉鲜嫩、体型大、体质强、产肉多、生长快、适应性强,既可食肉又能使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小型拖拉机进入农户,使役黄牛减少,肉用黄牛增加。1979—1985年,年平均饲养量6976头。1985年末为8005头,占大牲畜头数的54.1%。
五、马、驴、骡
东北沦陷时期,境内的马、驴、骡是农业耕作、农村运输和粮米加工的主要动力,多为农家自养。解放后逐渐发展,到1949年末,共有2300匹(头),1952年发展到6975匹(头)。1953年,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大牲畜开始集中饲养。当时缺乏经验,管理不善,饲料不足,牲畜死亡率较高,饲养量逐年下降。1955年仅有3053匹(头),为1952年的43.1%。
从1957年起,马、驴、骡饲养量逐年回升,1962年恢复到5958匹(头)。1963—1970年,先后购进阿尔登、卡巴金、苏重挽等优良种马100匹。到1972 年,郊区改良第一代和第二代种马达6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牲畜变集体饲养为个人承包饲养。嗣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生产动力由以畜力为主转向以机械为主,马、驴、骡饲养量呈逐年减少趋势。1985年,共有5079匹(头)。其中马3230匹,驴 1557头,骡292匹。1984—1985年,采用冻精配种145匹,准胎87匹,准胎率为60%,成活率达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