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疫病防治


　　　　　　　　　　　　　　　　 第四节 疫病防治
　　　　　　　　　　　　　　　　　 一、疫病种类
　　据1983年畜禽疫病调查，境内畜禽疫病为 4类46种。一是病毒性疫病，有牛瘟、牛口蹄疫、牛粘膜病；马流行性乙型肠炎、马传染性贫血(简称马传贫)、流行性感冒、脊髓炎；猪瘟、猪口蹄疫、传染性胃肠炎、猪痘；鸡马立克氏病、法氏囊炎、鸡新城疫、传染性喉气管炎、鸡痘、小鹅瘟；犬瘟热、狂犬病、传染性支气管炎等。二是细菌性传染病。有炭疽、马鼻疽、马流行性淋巴管炎、马腺疫；牛副结核、奶牛结核病；猪丹毒、猪肺疫、仔猪副伤寒、仔猪白痢；鸡弧菌性肝炎、禽霍乱、兔巴氏杆菌、破伤风、布氏杆菌等。三是霉形体病。有鸡霉形体，牛传染性胸膜肺炎。喘气病等。四是寄生虫病，有羊疥癣、牛疥癣，猪囊虫、旋毛虫病、鸡球虫病、兔球虫病、兔疥癣等。到1985年，境内已经消灭的有牛瘟、牛肺疫、口蹄疫；已经控制的有炭疽、鼻疽、猪肺疫、猪丹毒、猪李氏杆菌、马传贫等；尚在严重危害畜禽的疫病有猪瘟、鸡瘟、禽霍乱、马立克氏病、鸡白痢，以及上呼吸道疾病；新发现的疑难病有鸡弧菌性肝炎、小鹅瘟和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等。
　　　　　　　　　　　　　　　　　　二、防治措施
　　东北沦陷时期，畜舍简陋，饲养粗放，缺医少药，贻误治疗，畜禽瘟疫时有发生，经常出现大面积死亡。许多农民因畜禽遭受瘟疫，导致失去生产能力，甚至倾家荡产。1937年，伪牡丹江市公署设农事合作社负责管理畜牧业生产，并配有畜牧兽医。日伪当局有时也安排民间兽医检查家畜疫病，注射疫苗和血清等，但因防治措施不力，仍常出现严重疫情。
　　解放后，人民政府重视畜禽疫病防治工作。1949年3月，牡丹江市畜牧兽医指导所(1953年改称畜牧兽医总站)成立，统管全市畜牧兽医工作。6月，大莫和下乜河两个村发现有20多匹马患肠炎，市政府及时组织抢救，仅死亡3匹，疫情得到及时控制。1954年，放牛村有400头黄牛发生牛肺疫，因疫情严重，市采取果断措施，全部捕杀。消灭传染源。为解决农民困难，国家按每头黄牛400元予以补助。1953 1958年，境内共枪杀开放性鼻疽马300匹、炭疽马8匹、布氏杆菌病奶羊15只，均予深埋处理。为控制疫病的发生和蔓延，市畜牧兽医总站每年在易发病季节进行活疫苗注射。1959年，对阳性鼻疽马采用土霉素碱治疗，收到明显效果。嗣后，每年按时进行检(疫)、隔(离)、治(疗)综合治理，马鼻疽病基本得以控制。60年代，开始预防鸡新城疫病。1963年7 月，市成立马传贫防治委员会，并组建家畜防疫队，对马传贫病坚持每月测温和复检6—7次，发现阳性马一律捕杀，并指派专人在远离村屯僻静处深埋，严格控制疫情扩散。到1964年，有3个疫点31匹马患马传贫，除自然死亡4 匹外，全部捕杀后深埋处理。
　　“文化大革命”初期，家畜疫病防治工作受到冲击，畜禽疫病有所抬头。1971年8 月，市食品公司饲养场喂养的8000头猪中，患猪口蹄疫的有4052 头，占50%。郊区农村每年死于口蹄疫的猪1500头左右。1972年，马传贫疫点增至26个。1976年，在城乡6600匹马、驴、骡中，有4990匹发生流行性感冒，死亡87匹。
　　1980年，北安公社的裕民和丰收两个村，从外地购进绵羊310只，因患羊疫死亡21只。1966年发现的鸡法氏囊病和马立克氏病，1983年以后呈发展趋势，死亡率分别占20%和40%。
　　1985年，郊区有区乡两级兽医院(站)8 处，共有畜牧兽医人员52人，其中畜牧师14人，兽医师9人；助理畜牧师3人，助理兽医师7人；畜牧技术员7人，兽医技术员12人；各种医疗设备37台，防疫注射疫苗10种。
　　　　　　　　　　　　 牡丹江市部分年份猪、羊产量统计表
　　　　　　　　　　　　　　　　　　　　　　　　　　　　　　　　　　 单位：头、只


　　　　　　　　　　　　　　 牡丹江市部分年份大牲畜统计表
　　　　　　　　　　　　　　　　　　　　　　　　　　　　　　　　　　 单位：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