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编 商业
概述
概述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中东铁路通车后，牡丹江火车站(今工人文化宫址)一带中外商贾渐聚。同年，沙俄设立中东铁路商业代办所。1905年，日本商社设立“出张所”(办事处)。这些外国商业机构建立后，大量掠夺境内木材和大豆等重要物资。此间。民族商业兴起，牡丹江逐步形成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
　　1932年，日军入侵后，日本和朝鲜商贾蜂拥而至，进一步掠夺境内木材、农产品和山产品，同时大量倾销日货，牡丹江商业一度出现虚假繁荣。1940年，商业、饮食服务业已达2000多家，其中日商资本雄厚，垄断了市场。同年，伪满实行“物价物资统制法”后，商品奇缺，不少民族商业店铺陆续倒闭。解放前夕，幸存者仅400余家，为维持生计，惨淡经营。
　　解放后，在大力发展公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的同时，对私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商业工作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和“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指导思想，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正当全市人民积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一些不法资本家采取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手段，牟取暴利。为此，市委、市政府按照上级统一部署于1952年大张旗鼓地开展“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1953—1954年，对粮油、棉纱和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凭票(证)定量供应。1955年末，全市私营商业、饮食服务业共2004户，其中坐商931户、摊贩1073户。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要求，1956年1月，对个体私营商业(含饮食服务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末，除保留11户个体饮食业外，其余均分别组成公私合营商业、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代购代销店等。至此，全市形成以国营商业为主，集体商业为辅的新型商业网络。同年，国内纯购进总额和国内纯销售总额分别比1949年增长3.4 倍和6.0倍。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占70.2%，集体商业占29.8%。
　　1958年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一度片面强调 “一大二公”和“大购大销”，导致撤点并店，合并机构和“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因此，仅市商业局系统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竟达1400万元。195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比重增至85.1%，集体商业比重降至14.9%。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商品紧缺，物价上涨，不少生活必需品和农副产品被迫实行凭票(证)定量供应。同时，增加自行车、糕点、糖果等商品高价柜台，商业一度呈停滞状态。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市场供应趋于缓和，逐渐缩小凭票(证)供应的范围。1965年，取消高价商品。
　　“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和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堵死了集市贸易的商品流通渠道，市场清淡，供求矛盾突出，服务质量下降，凭票(证)供应的商品增多。1975年，计划供应的生活必需品达50多种。同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比重高达92.2%，集体商业比重仅占7.8%，形成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执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开放集贸市场，搞活商品流通，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开始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端，调动了商业职工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各种贸易中心(公司)相继涌现，个体私营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星罗棋布，城乡市场日趋繁荣。形成了一个以国营商业为主，集体商业为辅，个体私营商业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沿着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和少批发环节的方向健康发展。到1985年末，全市商业(含供销、粮食、医药、农机等)、饮食服务业网点比1949年增长1.44倍，千人拥有网点11个。职工和从业人员比1949年增长6.92倍，千人拥有商业人员61人。主要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比1949年增长95.1倍和62.6倍，比1976年分别增长6.13倍和2.56 倍。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占57.2%，集体商业占31.4%，个体私营商业占5.8%，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销售额占 5.6%。1949—1985年，国内纯购进总额和国内纯销售总额年平均递增率分别为11.1%和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