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水产品


　　　　　　　　　　　　　　　　 第四节 水产品
　　清末民初，境内水产品均自由交易。渔贩到产地收购，向城市贩运，渔民也直接推车、挑担进城沿街叫卖，一些主营食品蔬菜的店铺兼营水产品。
　　东北沦陷时期，水产品中央批发市场垄断产销渠道，控制市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私营商业及个体商贩共同经营水产品。1949年，水产品销售量433吨，其中国营商业经销量约占50%。到1952年末，水产品销售量增至879 吨。1953年，水产品销售量增至1242吨，以后逐年增加。1956年，市水产公司成立后，全市水产品经营实行归口管理，纳入计划轨道，以国营商业经营为主。1957年，全市水产品销售量增至2120吨，人年平均供应量10.4公斤。1958年，限制个体渔民生产水产品，货源减少，销售量降至2075吨，人年平均供应量降至8.8 公斤。1959年，地产淡水鱼列为二类商品，由国营水产公司统一收购。同年，由于省外进货减少，市场供应紧张，对居民凭票定量供应，全年销售量降至1111吨，人年平均供应量 3.6公斤。1961年，对生产单位分别实行产品“购七留三”和“购六留四”的办法，并予适当奖售。国营渔场交售一吨淡水鱼，奖售白酒2.5公斤、卷烟2条、胶鞋1 双，每交售10吨，增加奖售雨衣1 件或手推车1台；集体和个体交售1吨淡水鱼奖售白酒5 公斤、卷烟4条、胶鞋1双。由于产量下降，购入减少，全年销售量降至480吨，人年平均供应量1.6公斤。
　　1963年，扩大省外进货，同时允许地产淡水鱼完成派购任务后议价销售，市场供应开始松动。全年销售量增至1419吨。1964年，取消收购鱼类奖售办法，实行合同订购、敞开销售。1965年，销售量1421吨，人年平均供应量5.2公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市关闭集贸市场，鱼类取消议价销售办法，水产品市场供应日趋紧张，再度凭票供应。1973年，地产淡水鱼收购量下降，省外调入量增加，水产品市场转为以海产品为主。同时对地产鱼继续派购，每交售50公斤鱼补助饲料10公斤，对交售鲜活鱼还实行补贴加价。全年销售量2716吨，人年平均供应量8.3 公斤。1977年，地产淡水鱼收购量继续下降，省外进货量占94.6%.全年销售量2230吨，人年平均供应量6.6公斤。
　　1979年，实行派购与议购相结合，允许产销直接挂钩，允许集体和个体商业经营水产品，改变了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统得过死的局面，水产品市场全面好转。1981年3 月，取消凭票限量供应办法，平日议价销售，春节平价供应军民每人0.5公斤。1983年，全部实行议购议销。
　　1985年，国营和集体主营水产品的零售网点增至31个，批发机构增至4个，个体鱼贩100余人。此外，食品、蔬菜、供销、林业及其他一些商店也经销水产品。省外进货扩展到辽宁、天津、北京、山东、湖南、湖北、浙江、上海、江西、福建、广东、陕西、四川等20多个省市，商品丰富，品种齐全。全年销售额994.4万元，销售量3315吨，人年平均供应量7.4公斤。此间，由于实行多渠道经营，国营商店水产品经销量时升时降，只占社会总销售量的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