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
　　　　　　　　　 　一、成立“造反团”(队)和“三结合”革委会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本市“红卫兵”运动迅猛突起，机关、企事业和农村“造反团”(队)蜂拥成立，到处贴大字报、揪斗党的领导干部。8 月28日。外地来本市串联的18所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市“造反派”纠集在一起，召开 5万人“炮打市委司令部”点火大会，市委、市政府领导被揪出“示众”。会后备单位也相继召开“炮打”大会。1967年 1月16日，有11个“造反”组织夺市委大权。无政府主义严重泛滥，派性斗争激烈，从市委到基层党组织均处于瘫痪状态。党的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组织生活。中央和省委要求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严禁武斗。消除派性等指令落实不下去，混乱状态继续蔓延。1967年 4月19日。由“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4 月20日在市革委内部成立中共核心小组。紧接着先后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积极分子代表会、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强调“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捍卫最高指示”、“搞好革命大批判”等。1968年2月7日，市革委和党的核心小组合并到牡丹江地革委及其党的核心小组，取消市建制，市的工作由地革委设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后改城市工作部)具体管理。1973年9月.地市又分设，重新恢复市革委和市委，工作虽有些恢复，但仍不正常，经常受左的干扰和影响。
　　　　　　　　　　　　　　二、“三支两军”和清理阶级队伍
　　1967年 3月。因派性斗争和混乱局势不止，驻军和市人武部开始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对市直一些机关和较大工厂、部分农村，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对公安、检察和司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公、检、法干部，被送进学习班审查，到农场劳动改造。由于驻军介入，对改变混乱局面起到一定作用，但也揪斗一批干部，错误地把他们打成“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等。
　　1968年夏，根据省革委指示清理阶级队伍。各单位普遍办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人人过关。特别是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派进军宣队、工宣队或贫下中农代表.领导“斗、批、改”，大搞“清队”。9 月3日在地革委召开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上.欢送300多名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大、中、小学和其他文化教育部门等上层建筑领域，领导师生“复课闹革命”，开展“革命大批判”，使“清理阶级队伍”、揪斗当权派，搞得比别的单位更为严重，学校领导和教师人人自危。全市共清理出所谓有各种问题的3 万多人。其中不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翻天右派”、“牛鬼蛇神”、“黑干将”、“黑后台”等。后来，军、工宣传队员逐渐减少，到1977年11月，正式撤销。
　　　　　　　　　　　　　　 三、“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
　　(一)“五·七”干校
　　1968年5月5日，地革委召开有 3万多名干部和群众参加的大会，宣传贯彻“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中旬，地革委办起“五·七”干校，把大批干部送去“学习”和“劳动锻炼”。当时有原地直机关和市直机关干部近千人陆续参加干校轮流劳动。10月5 日《人民日报》发表黑龙江省 《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后， 又掀起欢送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的新高潮。1970年2月11日，组织1 500名干部、知识分子到农村插队落户。并召开欢送大会，市民夹道欢送，轰轰烈烈。从1968 年至1973年2月，全区办起“五·七”干校34所。受“劳动改造”的干部近万人。同时动员医护人员走“六·二六”道路。把卫生部门相当一批医护、行政人员送往农村。仅地直机关下去的就1 900多人，其中技术人员1 200多人。1979年2月后，“五·七”干校被撤销，干部和医护人员陆续回城安排工作。
　　(二)上山下乡
　　1968冬。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下，全市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开始时，在市内各中学广泛动员，并经过审查批准。11月 1日，地革委召开有7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欢送5 000多名知识青年奔赴农业第一线。1968—1978年，本市共欢送十几批37 900人上山下乡。由于对这项工作要求过急，方法简单，甚至不区别情况，强迫命令，影响了效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
　　　　　　　　　　　　　　　　　　 四、一打三反
　　1970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捣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后。省革委3月2日召开电话会议，特别是1971年10月省委发出“进一步抓紧一打三反运动”的指示后，全区的“一打三反”斗争结合“清理阶级队伍”逐步深入展开。并把它作为继续深入进行“斗、批、改”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地区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区共揭出有问题的2.8 万人。对重大贪污盗窃、投机捣把、铺张浪费问题也进行了揭发、核实和批判斗争。这次运动，确实打击了极少数反革命和贪污、投机捣把分子，但受左的影响。对形势估计过分严重，也打击不少干部和无辜群众，造成一些冤假错案。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85 起。
　　　　　　　　　　　　　　 五、“批陈整风”、“批林整风”
　　197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1971年 1月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后，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及时研究落实批判方法和步骤，层层传达，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陈的反党、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揭露他长期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阴谋家、野心家的真面目。1971年2—8月，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累计共召开6 000余次揭发批判会。
　　1971年 9月13日，林彪反党集团彻底暴露后，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12月后，按照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牡丹江地区及时进行传达、贯彻，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全地区召开大小会传达、批判共达1.5万多次，凡受教育的人都受到3次以上的教育。在揭批中，还结合学习马列主义有关理论，总结经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克服混乱思想，促进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作出一些努力。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制约。揭露批判很有局限性。
　　　　　　六、“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3年 8月后，本市开始批林批孔。这一批判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写小字报和召开座谈会、批判会的形式进行。1974年2月2 日，市委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4月26日，市委召开“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1974年下半年，报纸、广播开展“评法批儒”。1975年2月和4月。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种学习，又联系上“批林批孔”、“评法批儒”。1975年 8月，又提出评《水浒》。牡丹江地方报纸也摘要转载或发表类似文章，上下呼应。
　　1975年11月后，“反击右倾翻案风”波及本市。在工业、农业、财贸、文教等各条战线开展基本路线教育中，也通过批判会、座谈会、讨论会、大小字报等形式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