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侨务


　　　　　　　　　　　　　　　　第四节 侨　　务
　　　　　　　　　　　　　　　　 一、归侨与管理
　　1937—1947年期间，旅朝华侨来本市定居的共有31名。1948年春，朝鲜华侨总会与东北行政委员会、南满土改工作团协商，将在朝鲜生活困难的部分华侨，接到北满解放区进行安置。嗣后，有40余名华侨迁来本市。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使在朝鲜的华侨免受战争灾难，我国政府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1952—1953年两年内，共有百余户 506人迁来本市定居。从此，侨务工作开始形成，并由市民政科负责管理此项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侨务工作一度停止。1970年 3月开始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新时期侨务工作的需要，1981年12月，市革委决定成立华侨事务办公室(以下简称侨办)，设在民政局，与民政局合署办公。1983年10月，地、市机构合并后，侨办与民政局分开，直属市政府领导，编制 7人。
　　到1985年，本市共有归侨733人(分别从10个国家和地区回国)，港澳同胞5人，侨眷、外籍华人眷属304户约1 200人，他们在国外的亲属(华侨、外籍华人)403户，约1 500 人(分布在26个国家和地区)。港澳同胞眷属78户约300人，他们在港澳的亲属125户约450人。
　　　　　　　　　　　　　　　　 二、安置与就业
　　1948年春，首批接待安置旅居朝鲜归国华侨42名。其中，工人14名，家庭妇女 9名，学生8名，儿童11名。分配在国营企业工作11名，地方国营、集体企业3名。1952年10月—1953年11月，共接待旅朝归国华侨506 名。其中，工人135名，职员12名，农民57 名，家庭妇女75名，学生105名，儿童122名。由市政府民政科统一负责安置(劳动介绍所和房产公司配合)。按照“原在农村务农的人安置在市郊区、对原在城市工作的职工，根据本人的特长分配适当工作”的原则，分配在国营企业105名，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34名，学校、医院8名。住房由政府从日伪遗留下来的房产中分出一部分，修缮后给他们居住。1953年安置朝鲜归侨工作，受到内务部表扬，在内务部的工作通讯上登载《牡丹江市安置朝鲜归侨工作总结》。
　　“文化大革命”期间。迁来本市旅朝华侨71名。因受左倾严重错误干扰，加上他们又多是私自回国或持探亲护照不归，一部分人安置到集体企业，一部分安置到郊区落户。这71人中，工人26名，职员2名，农民8名，家庭妇女10名，学生13名，儿童12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国务院(1979) 129号《妥善安置旅朝、旅蒙华侨的指示》精神，1979年6月—1985年末，共安置旅朝华侨23户，78名。其中，工人25名，职员4名，家庭妇女11名，学生18名，儿童20名。这个时期由于企业超员，住房紧张，安置比较困难，经过多方努力，分配到国营企业10名，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19名。住房也都得到逐步解决。归侨对祖国的热情接待和安置就业表示满意。他们被安置或就业后，决心尽力报效祖国。市劳动模范标兵、朝鲜归侨、市公共汽车公司司机李培三，曾多次当选为省、市劳动模范，1982年出席全国首届归侨、侨眷表彰大会。李升金(阳明区经计委主任)、李升银(针织五厂车间主任)、李升玉( 树脂厂设备科副科长 )三兄弟，在1981—1985年间，先后当选为市劳动模范，被誉为“闪光的金、银、玉”。
　　　　　　　　　　　　　　　　　　三、落实政策
　　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些归侨、侨眷受左的干扰，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打击或迫害。60年代，精简城镇职工时，下放到农村劳动18名。1966年前全市每年侨汇额度均为万元左右，后因有些侨汇户，怕受“海外关系”牵连，不愿接侨汇，曾一度下降到6000元左右。甚至有半数侨汇户未登记为侨眷，心有余悸。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 9户家中财物被抄。据调查，在历次政治运动(含“文化大革命”)中，属冤假错案共59件。
　　为落实侨务政策，从1972年 5月恢复归侨细粮供应待遇。1974年为19名原于国外居住在城镇，归国后安置到郊区的归侨，重新回城镇落户并安置工作；为27名上山下乡已满 2年和不适应农村生活，或者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归侨青年办理了返城手续；1978年为14名下乡归侨青年和13名归侨学生和1972年以前回国生活困难的12名归侨安排了工作。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历次政治运动的59件积案，给予全部平反和纠正。朝鲜归侨王适之，对自己错案(所谓参加反动组织)一直不服，多次上诉。1982年11月病逝后，其妻继续上访，直至市侨办经过反复调查，终于得到平反昭雪。侨眷、港澳同胞莫宝莹，年青时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到黑龙江工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把有海外关系说成是反动的政治关系，曾下放到本市市政工程处做下水道维修工，后又安排做一般技术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思想进步，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只因“海外关系”长期未获解决，也没得到提拔重用。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后，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4年2月晋升为市城建局副总工程师，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1985年末，共为132户归侨、侨眷解决住房困难，为368名子女安置就业，为46名子女升学给予特殊照顾。在归侨、侨眷知识分子中，共有16名参加中国共产党，17名晋升为中级以上职称，10名提升为科级以上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去的财物，本着“被抄的财物有原物退还原物，已找不到原物的给予适当赔款”的原则，全部得到妥善处理。对归侨、侨眷的 564份个人档案中的不实之词，以及不应有的各种表格、材料已全部剔除。由于贯彻“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使侨眷、侨属与海外增加联系，侨汇额度也大幅度增加，1985年达9万元，是1966年6 000元的15倍。各项政策的落实，激发了归侨、侨眷的积极性，涌现出不少先进模范人物。1981—1985年，有 3人当选省劳模，14人当选市劳模，44人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印尼归侨王友珍(牡丹江市药厂车间副主任)，曾当选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获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港澳同胞莫宝莹曾向9个单位5 400余人做“热爱祖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受到欢迎。他年过半百，仍坚持战斗在城建战线上。
　　　　　　　　　　　　　　　 　 四、侨事活动
　　1974年 9月，本市召开首次归侨代表座谈会，出席代表33人，市革委副主任张庆春作报告宣传侨务政策，表扬归侨李培三、李兴林等人先进事迹。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形势发展和侨务政策落实，许多归侨、侨眷为振兴牡丹江、创办侨资企业，并同国外亲友、港澳同胞联系交往，进行引进、外联。从1982年11月始，归侨、侨眷用个人集资和单位赞助等办法，筹集资金 7.9万元，先后兴办起华侨建筑公司、木器厂、塑料制品厂、贸易商店和供销经理部等 5个企业。华侨建筑公司，在经营管理水平、施工质量和经营效益等方面，均达到80年代本市集体建筑行业先进水平， 曾获全省优工号联检银牌奖。由于本市归侨、侨眷在国外的亲属和港澳同胞近2 000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在政治上有影响，社会上有名望，经济上有实力，技术上有专长，管理上有办法，而且有些人是有教授、博士、研究员、工程师职称的专家或学者。从1982年开始，每逢年节，许多归侨、侨眷都给他们致贺年电，寄挂历、纪念币等联系交往，并通过通信，介绍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促其了解国内有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和侨务政策。1984年 3月，本市召开归侨、侨眷对外引进座谈会，介绍本市经济情况，宣布引进办法，并发给到会人员《牡丹江市需引进的技术设备项目表》，欢迎国外亲友前来本市洽谈。同时号召在归侨、侨眷中，开展“提供一个信息、介绍一种样品、引进一个人才，邮寄一份资料”的活动。至1985年末，共洽谈引进项目25个，总投资额0.36亿元。其中，华侨、港澳同胞引进5项，计划投资额400万元。1981—1985年，收到国外亲友捐献汽车7台，动态心电图仪1台，记录仪 1台，中英文打字机1台。另外，还有科技资料、经济信息和学术论文等。在这4年中，来本市旅游、观光、洽谈贸易、探亲访友的华侨日益增多，共接待 200多人次。其中：探亲者有朝鲜中央华侨委员会委员长赛宗恒一家，有香港海外电业有限公司魏一丰，有原国民党政府驻澳大利亚总领事、现悉尼大学教授刘渭平及其夫人，有南朝鲜汉城大学教授王进琏等。旅游观光者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北同乡访问团一行13人。本市主要领导曾接见该团全体人员，并聘请访问团团长、美国总统里根的教育顾问、中国东北同乡会会长祖炳民博士为市政府顾问，同时发给聘请证书。到1985年末，本市兴办的5家侨资企业，已有正式职工112人，总产值 500万元。这些侨资企业，不仅为解决部分归侨、侨眷的子女就业，服务于本市经济建设，还为国外亲友建立联系、洽谈项目、开展引进工作创造方便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