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牡丹江日报


　　　　　　　　　　　　　 　 第一节 牡丹江日报
　　　　　　　　　　　　　　　　 一、机构·队伍
　　1945年12月19日—1949年 3月解放战争时期，牡丹江日报社实行党委领导的社长与总编辑负责制。下设编辑部，部内6人，分工负责各自的报纸版面。设通讯联系 1人，记者科7人，校对科4人，电讯科6人。还有资料室、总务部、发行部等具体业务行政管理人员34人，全报社共58人。
　　1958年5月1日重新创刊后，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下设编辑部和经理部。编辑部内设工业、农业、财贸、政治文教、时事和副刊编辑等，共有编辑记者25人；经理部负责报社事务、报纸印刷和发行工作，共有管理人员5人，印刷工人45人。
　　1959年5月1日报社改由中共牡丹江地委领导后，仍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版面从四开四版周六刊，扩大为对开四版日刊(周一两版)初期，担负着出版两种报纸的任务：一是《牡丹江日报》、一是《牡丹江日报(朝鲜文版)》。编辑机构内设总编室、经济部、政文部，朝鲜文部。总编室负责报纸出版业务、通讯联络、人事以及总编交办的日常工作；经济部，负责经济基础方面报道；政文部，负责上层建筑方面报道；朝鲜文部，主要翻译当天出版的《牡丹江日报》的主要稿件，为《牡丹江日报(朝鲜文版)》供稿。此时编采人员增至 90人(含朝鲜文部38人)、管理人员增至21人(朝鲜文部7人)、印刷工人增至122人(朝鲜文版33人)。
　　1961年 1月，《牡丹江日报(朝鲜文版)》合并到《黑龙江日报(朝鲜文版)》，其大部分编采人员也随行。牡丹江日报社机构有些变动，人员相对有所减少。报纸版面由对开四版日刊缩小为四开四版周六刊。同年10月开始精减职工。至1962年 6月，从事编采工作人员40人，其中总编室5人，经济部17人，政文部10人、夜班编辑室8人。从事行政管理人员15人。至1966年，从事编采第一线的35人；从事管理的7人；印刷工人76 人；勤杂工、临时工17人。工人合计93人。
　　1967年 1月，报社被“红色造反者”夺权后，领导干部靠边站，机构和人员多被打乱。编采机构和人员变动较频繁。3月起，编辑部设农村组、城市组、夜班组及电台。1968年3月，改设第一、第二、第三编辑组和新闻出版组、群众工作组。1969年 3月，编辑机构只设编采组。负责编辑、采访、出版人员23人。同年 9月，除编采组外，分设出版组，实行编、校、排、拣“一条龙”作业法。1971年“一条龙”又分开。直至1973年 1月地委重新批准所设机构，并增加一些青年力量。机构和人员才相对稳定。编辑部下设出版组、工业组、农业组、理论组。为加强编辑部工作，后又批准设立总编室、文教组、工财组。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机构和人员作了调整和充实。1978年6月将组改为部，1982年，增设出版部、群众工作部、副刊部；1984年工财部又分设为工业部和财贸部，增设广告科。到1985年，编辑机构为一室、七部、一科，即总编室，工业部、财贸部、农业部、政文部、副刊部、群工部、出版部，信息广告科。编采人员增至75人。行政管理机构设政工、行政两科、一个印刷厂，行管人员增至22人。全报社共有工人131人，其中全民所有制80人，集体所有制51人。
　　　　　　　　　　　　　　　　 二、宣传报道
　　(一)新闻报道
　　从1945年12月报社创建始，就把新闻报道当作报纸的头等任务。直至1949年3 月，围绕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大力宣传解放战争时局和节节胜利消息；结合本地实际，及时报道打击敌伪残余势力、清剿土匪、开展反奸清算、土地改革以及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等新闻。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恢复与发展生产，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958—1959年“大跃进”时期，由于各级领导过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忽视客观条件的可能，报纸受左的影响，为了“大鼓干劲”、“大造声势”，在“紧跟”、“合拍”的要求下报道不少过头、冒进内容的新闻，写出不少大哄大嗡的表面文章。报社为适应“跃进”形势，也不断扩大版面。1958年 9月16日起，本月的18、19、20、21、24日，都由四开四版，增大50%，出刊六个版。
　　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特别是1962年 1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大跃进”、“反右倾”左的宣传才“冷”下来。嗣后，围绕“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加强了农业方面报道。据1962年10月—1963 年2月统计，在一版发表的115篇地方新闻中，有60篇是农业方面的，占52.2%，有29篇是工业方面的，占25.2%、其它方面的26篇占22.6%。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报纸新闻左倾错误影响更加严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口号下，报道经济新闻，也要贴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标签，宣传生产活动，也要戴上“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帽子，特别是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的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和“三特一叛”等新闻消息和反映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学习传达“最高指示”闻风而动的内容，说了许多假话、大话、空话、绝话。1975年—1976年 9月，在新闻报道中参与所谓“批邓”、批“三株大毒草”的宣传，加重了影响安定团结的不利因素。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开始清除“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恶劣影响，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认真报道各地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闻，并在《新闻专栏》中，以有限的篇幅，向读者提供较多的新闻和信息。1985年12月份的《新闻专栏》，有《简明新闻》、《牡丹江各地》、《牡丹峰下》、《学法、懂法、用法》、《新道德、新风尚》等16个小栏目。当年12月份，新闻稿发576篇，比1978年12月份增加176篇。稿中，消息占 477篇、通讯65篇、特写7篇、来信13篇、调查报告5篇、其它9篇。
　　(二)言论宣传
　　办报初期，报纸上发表的社论、评论和理论文章，主要是为土地改革、解放战争和恢复发展生产以及消除一些人的盲目正统观念服务。“大跃进”中的言论。不分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大刮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一平二调”推波助澜，说什么“干劲一鼓再鼓”“跃进一跃再跃”。鼓吹什么“只要敢想敢干，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报纸言论无限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对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生产力论、利润挂帅以及教育方面的“师道尊严”等连续发表批判文章。1967年 6月13日、27日和7月5日，连续发表的一论至四论《打倒反动的“乱轰”主义》，实际是煽动派性，以派性反对派性。1968年 3月31日，庆祝地革委成立一周年的社论说：“要把阶级斗争教育空气搞得浓浓的，把阶级斗争观念搞得深深的，把阶级斗争警惕性提得高高的……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文化大革命”中报纸的言论，基本上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梁效即受“四人帮”控制与驱使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写作班子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 )，“帮八股”充斥版面。直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这种错误言论宣传才逐步平息。
　　为清除“帮八股”对报纸的恶劣影响，着手改进言论写作，逐步恢复实事求是的报道原则。1978年 8月12日在理论学习版上，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连续发表这一理论性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言论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陆续开辟《工业专栏》、《财贸之声》、《农村天地》等栏目；还开辟《言论专栏》，对形式主义、空头政治、“阶级斗争为纲”、“句句是真理”等，针锋相对进行批驳。在《言论专栏》中，设有《思想漫谈》、《广开言路》、《就事论理》等栏目。言论的形式多种多样。1985年报纸发表的言论有社论20篇、评论员文章85篇，短评38篇、专论55篇、编者按61篇、署名评论51篇。
　　(三)副刊内容
　　报纸创刊初期没设副刊。1946年11月1 日开始出副刊。1958年重新创刊时只有一种文艺性副刊(不定期)。从 8月19日起开设《红牡丹》副刊。“大跃进”时期，副刊上发表的诗歌较多，内容多为“大办钢铁”、“深翻土地”、“放高产卫星”等为各行各业“大唱”赞歌。10月10日刊登一首题为《共产主义》的诗中写道：“共产主义乐无穷，干劲无比破天冲，若问事实今何在?喜报频传看卫星”。1959年5月—12月，《红牡丹》文艺副刊配合时事、政治、生产和文艺方面的作品约占全部作品的 73.3%。其中配合时事、政治运动方面的58篇，工业的48篇，农业的81篇，畜牧业的19篇，林业的16篇，文艺的27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首先揭发批判的是副刊。其中大多数作品被诬蔑为 “毒草”、“黑文章”，是为“帝王将相”、“老爷、太太、小姐”服务的。因此，文艺副刊与理论副刊，曾一度中止。1967年8月24日发表一版颂扬“文化大革命”的朗诵诗和对口词。1968年1月，副刊专版挂上《万山红遍》的刊头。此时，副刊发表的作品，除颂扬“文化大革命”一些左的思想观点和活动外，就是整版发表语录歌曲和 8个“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剧本。1971年9月1日，文艺副刊改名《展红旗》，直至1977年11月16日停发。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经过拨乱反正，副刊恢复生机。1977年11月23日起，开辟《牡丹》文艺副刊。1980年 1月20日，又增设周末文娱性综合副刊，刊名为《星期天》，1983年10月改为《周末》。这些副刊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其内容包括山川风光、名胜古迹、名人轶事、文物典故、风土人情、艺术欣赏、民间故事等等。1984年 3月报社提出副刊的改进意见后，副刊设10个专刊、定期轮换出版。其中有《牡丹》、《周末》、《社会之窗》、《天南地北》、《世界博览》等。1984年12月调整为《牡丹》(文艺作品版)、《周末》( 综合性文娱版)、《科学大众》(科普与环保宣传专版)和《社会之窗》(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新闻专版)4个专版，受到读者欢迎。
　　(四)宣传广告
　　1977年前报纸广告中刊登影剧预告，1978年 3月开始刊登商品广告、寻人启事、文艺消息、遗失声明和通告等。1981年初，报社设立广告组，1984年改为广告科。一方面在社内受稿及时编发；一方面与工厂、商店订立广告合同，主动为刊户和用户服务。随着开放、搞活的需要，又增加医药、招生、招工、求购、征婚等多种类型的宣传广告。1985 年共发广告2 705条，比上年增长31%。
　　　　　　　　　　　　　　　　 三、编采通联
　　(一)编 采
　　1945年12月办报初期，编辑与记者分设，编辑人员专门负责各个版面文稿的编辑，记者专门从事新闻采访。1958年 5月重新创刊时，也有一段时间编辑部与通采部并立，编辑与记者分设，编辑部负责选稿、编改和审定以及版面的安排设计，通采部负责采稿并组织发展通讯员。1959年 5月编制扩大，人员增加，编辑部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设立经济编辑部和政文编辑部后，将记者分配到各部，实行编采合一的体制。编辑人员下去是记者，组织通讯员写稿和自己进行采访工作；回来就是编辑、组版和编发稿件。而且，根据任务需要，每个时期各有侧重，定期轮换。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为明确每个编采人员的职责范围，1960年先后制定《编采人员责任制》和《稿件审查的几项规定》，使报社重要稿件的送审要求和各编辑部内部人员的审稿程序以及编辑人员选择、编写、审定稿件等，都有明确规定。1975年报社又制定《关于报纸工作的若干规定》，明确报纸编辑工作和责任，使编稿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减少了差错。
　　1977年10月，报纸编辑部总结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一年来的编采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关于改进宣传报道的方案》，对报纸各个版面都提出具体要求。为实现这一《方案》，除加强编辑人员政治、业务学习和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外，还开展比思想、比工作、比作风的竞赛活动，每月评比一次，并公开评比结果。1979年 1月在过去开展竞赛的基础上，编辑部制定了《编辑人员开展竞赛方案》，竞赛内容分为好稿、好标题、好专栏、好版面、原稿质量、校对质量、编稿多、差误少等 8项。1981年8月1日，总编室拟定一个《评选好稿与防止差错奖罚方案》，规定评选好稿的范围、条件和办法。除在报社编辑部评选外，还刊登《评选好稿启事》，发动广大读者参与评选工作。从1981年8月27日刊登启事到1982年2月25日终止。共评出好稿20篇。其中消息8篇、通讯7篇、评论4篇、读者来信1篇。一等奖 1篇。为《牡丹江化工七厂企业下马精心管理财产》 (消息)；二等奖 3篇，为《党员的模范作用提高了党的威信》 (消息)、《‘葫芦王’的喜悦》(通讯)、金贞淑的《六十分钟》(通讯)；三等奖共16篇，有《党总支书记刘宪珠五次让房》(人物新闻)、《情况变、指标变，责任制不变》(消息)等。
　　1984年 2月，报社制订《报纸出版一条龙责任制》。对出版报纸的各道工序，都做出具体时间安排，环环扣紧，责任明确，保证出版时间。随之，又制订《编采人员岗位责任制奖罚条例》，对编采人员、各部主任、群工部编辑及美术编辑、摄影记者都规定定额及具体奖罚额度；同时将过去一个季度评一次好稿的制度改为年终一次评选。1985年报社编辑部还重新修订《编采人员责任制度》、《编采程序暂行规定》、《关于稿件送审的若干规定》，并制订《编采人员定岗定额奖罚实施办法》和《考勤制度》等。这些制度和规定，较之过去一些制度进一步完善。1985年12月，报纸除发新华社稿件外，共编采地方稿件766篇。其中记者采写的162篇，占21.1%。
　　(二)通 联
　　建报伊始，就注意贯彻执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1945年12月，在报社内专门设立通讯联络人员，负责和帮助基层建立通讯组织，并同他们保持经常联系。报纸为积极开展通讯工作，于1946年9月1日专门发表一篇《社论》；报社还印发《通讯工作》和《目前报道中心》，供通讯员学习研究。1958年除基层普遍建立通讯网外，国营大企业还建立起业余小编辑部。为加强通讯工作领导，1960年 2月地委决定在各市、县和国营大企业中建立《牡丹江日报》长期驻在记者制度。同年 8月又决定改为新闻站制度，以此作为全党办报的专职业务部门，建立起经常为报纸组织写稿和反映情况的通讯网。据1961年初统计，全区已有 1 500多名通讯员；当年1—5月，各新闻站在报纸上见报的稿件达348篇，其中发头版头条的31篇，2版头条的40篇，平均每5天就有一个头版头条。1962年4月。地委宣布撤销新闻站。改由各市、县委和林业局党委宣传部设通讯干事。负责本地对外报道和指导群众性的通讯工作。到1963年上半年，全区共有通讯员2225人.和报社经常取得联系的有300多人。这些通讯员，仅半年就为报社写稿一万多份，报纸平均每天收到70多份，见报的稿件中有80%是通讯员写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适应“紧跟”“照办”“统一口径”的需要。1967年12月地革委和军分区召开全区通讯报道政治工作会议；1971年 5月29日，地革委政治部召开新闻报道工作经验交流会；1973年后，各县又增设驻县记者站，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整顿扩大和培训通讯队伍；1976年 3月地委又召开全区通讯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通讯工作的经验。
　　1976年10月下旬开始，逐步开展肃清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通讯工作方面的流毒活动，加强通讯编采队伍的思想建设，改进宣传报道和文风。完整、准确、实事求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大事，围绕《宣传报道方案》开展通讯联络活动。在评选好的稿件活动中，发动广大通讯员踊跃参加。1982年2 月在评选出好稿的基础上，召开1981年度的优秀通讯员、优秀新闻稿表彰大会，会上奖励 133名优秀通讯员和20篇好稿作者。从1982年开始，报社每年召开一次“双优”表彰会。每年都有些好稿被国家或省评选为优秀稿件。报社从1983年连续两年举办17期新闻写作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学员 1 298人(含所辖县)。使通讯员的数量增加，质量也有提高。1985年末，报社共有通讯员2 000多人，培训1 300人，共拥有3 500名通讯队伍。同年，有190名优秀通讯员受奖；受奖的优秀稿31篇，其中一等 3篇，二等6篇，三等22篇。
　　　　　　　　　　　　　　　　 四、经营管理
　　(一)经 费
　　自1945年12月成立报社始，经费开支一直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补差。这期间，补贴最少的年份1964年，为4.6万元；补贴最多的1976年，达 31.1万元。从1979年起实行定额补贴，每年补贴20万元，超支不付，节余归己。1979年结余7万元，至1985 年，年年略有节余。
　　　　　　　　　　　　　　 报纸历年收支损益对照表
　　　　　　　　　　　　　　　　　　　　　　　　　　　　　　　　　　　　 单位：元




　　注：空格内无资料
　　(二)设 施
　　报社创办时有办公楼1栋，印刷厂1个和一些简易设备。报纸停刊后全部上交。1958年重建《牡丹江日报》，有400平方米办公楼1栋，270平方米印刷厂厂房1座，8页印刷机2台和一些铅字等设备。1959年增加32 页和16页印刷机各1台，210铸字机2台。1960年，新建1 820平方米3层楼房1栋，厂房占1 200平方米。新添16页印刷机 2台。1963年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又陆续增添一些设施和设备。1971年1月由省印刷物资公司调入单面轮转印刷机2台。1974年10月省报社无偿转让30年代德国造64寸轮转印刷机1台。1974年在原楼东头北拐弯处新接3层楼 1栋，面积1200平方米，厂房占用800平方米。1975年10月，仿上海人民机械厂自行组装成787小高速轮转印刷机1台。1985年8月，省印刷物资公司拨给上海人民机械厂制造的787高速转印刷机1台。此问，还先后购进201铸字机6台、301铸字机1 台、铸条机1台，XSD—12型收报机和WS423型收报机5台，621型条式模写机4 台，页式文字传真印字机2 台。22年间，共添置各种机器设备24台。此外，还陆续添置各种照相机、录音机和放大机等采访工具21套(台)。按目前报纸状况，基本满足需要。
　　(三)发 行
　　从1958年 5月重建《牡丹江日报》起，报纸一直由市邮电局统一发行，发行费为报纸月价的25%。开始每份报纸四开四版。日刊零售价0.02元，月价0.50元，年价6元。同年末，发行量为4.9万份。1959年5月起报纸改为对开四版，13刊，每份售价0.04元，月价1.20元，年价14.40元。1961年2月报纸由对开四版又改为四开四版，每份售价0.02元，月价0.50元，年价6元。月平均发行量1.3万份，年发行总量444.5万多份。1984年 1月，每份价格调为0.03元，月价0.75元，年价9元。同年，月平均发行量4.8万份，年发行总量1 633.8万份。1985 年，月平均发行量达4.9万份，年发行总量达1 699.4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