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牡丹江边墙调查记


　　牡丹江边墙，修筑在牡丹江市郊北部山区，距市中心约25公里，当地称为边墙岭。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自1979年7月20日首次调查起，到1984年4月28日止，对牡丹江边墙进行了五次调查，历时21天，行程约250余公里，踏查边墙58公里，调查情况如下：
　　　　　　　　　　　　　　　 一、边墙的地理位置
　　牡丹江市北部，是张广才岭的东部余脉。整个山脉基本上是东西走向，西北高，东南低，沟谷中的山溪向东南流去经佛塔密冲积台地注入牡丹江。南北山脉之间，多为沟谷隔开，形成长石、蛤蟆塘、三道关、半拉窝集等山谷。牡丹江边墙自江西村西沟北山主峰起，蜿蜒起伏，向西北伸展，经过的主要山峰有新峰南岭、蛤蟆塘砬子、馒头砬子、岱王砬子、二人石南岭等。墙体一般在海拨500 —600米的峰岭之上和沟谷之间，最后消逝在740米的西大砬子北坡。整个边墙位于牡丹江市与海林县东北部的交界处之间。东西两端随山体呈东西走向，中间跨沟越谷，为东南、西北走向，基本位置在东径130℃，北纬45℃之间。
　　　　　　　　　　　　　　　　　二、边墙的基本特点
　　牡丹江边墙，系就地取土采石修筑，两端多为土筑墙，而石筑墙较少；中部石筑墙多，与土筑墙相同。
　　土墙，墙体断面中不见夯层，这种墙多筑在土层较厚的山梁上和狭窄的沟谷中。个别地方筑在山坡处。
　　山梁上的土墙，筑在山梁外缘，土墙与山体融为一体。从平面看，这种山梁有平、圆、凹三种情况。平顶山梁较宽，墙体内侧一般在4米以上，有的可达7米左右，比较宽敞；圆顶山梁较窄，墙体内侧一般在 3米左右；凹顶山梁介于二者之间，墙体内侧一般在3米以上^凡山梁土墙，外坡险陡，易守难攻，内侧坡缓，上下方便。
　　沟谷中的土墙，除蛤蟆塘山谷一般土墙外，一般筑在两山之间的狭窄地方，沟谷深处土墙较高虽经长期风雨剥蚀，现仍存留1.0—2米高，可以推知修筑的当时应在4米以上。墙底宽5—7 米不等，顶宽0.5—1.5米左右，墙的外侧残留取土时形成的浅沟。土墙横断面为圆顶三角形。从平面看，沟谷中的墙体均向内侧凸出一个较大的弧形，宽度40—60米左右，呈反弓形，使两端形成两个类似马面的弯度，可以从两端控制沟底前方。
　　山坡土墙，一般筑在沟帮缓坡地带，借以与沟谷中土墙相连。当土墙拐向山头后，便以山头为墙，土墙便逐渐消失。
　　此外，凡地势比较险要的土墙内侧，地面比较平坦或有缓坡的地方，均有距离不等的圆形土坑，大坑直径约59米，小坑直径约3米，深不到1米。土坑距墙体4—5米不等，其排列形式，有的四、五个呈一字形沿墙排列；有的三个一组呈三角形；有的四个一组呈方形；有的五个一组呈十字形；有的在漫坡上，呈不规则形。还有的在比较隐蔽的山坳里筑土坑和石避圆坑，直径约3米，深1—2米左右。这里可能是守兵驻地，土坑为住房，石坑为蓄水池。
　　石墙，是用自然石块和人工劈凿石块，用干插石的方法砌筑的，一般都是可搬动的中小石块。根据地势，石墙的具体位置、长度、高低各不相同。有的长达36米，短的仅有3—4米；有的砌筑在几个并排兀立的砬子豁口之间。如馒头砬子东南部的山梁上在五个6—7米高的岩石豁口上，砌筑了四段石墙，将豁口堵住。在蛤蟆塘砬子东侧，有一排长约百米的峭壁，犹如古城的残垣断壁，从上向下看，两侧陡峭险不可攀，岩顶不平之处和豁口，均以石块砌成平整的石墙，其上可以行人巡守，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边墙的中部，是从东南向西北斜行的跨沟越谷部分，山势险峻，沟谷纵横，墙多为石筑，其中保存完整的就是上述两段石墙，极为美观。蛤蟆塘砬子北侧长墙，从山坡下部筑到峭壁之下，墙体外侧高4米左右，顶宽约1米，基宽5米左右。墙体内侧砌有二层台阶，第一层高约2米，第二层高约 1.5米。在第二层墙体中发现了射洞(箭眼)，比较完整的仅保存下来一个，呈斗形横砌在墙体之中，内口大于外口高50、宽40厘米；外口高25、宽30厘米，上距墙顶30厘米。
　　附属设施除射洞外，主要是马面。根据地势条件，马面的形制与布局也有区别。调查中发现以下几种情况：
　　土筑马面，多筑在坡度较小的山脚下，或平缓的山梁上，和较宽的沟谷两侧的土墙中一般与墙体等高，个别的高于墙体，向外突出呈凸字形，内侧高约 3米左右，平面呈半圆或圆角梯形，内侧与墙体平直，开E1处有低于墙体的凹坑。较大型的马面口宽12米、深6—5米左右；小型马面口宽7米、深3—4米，外侧高约2米。马面间距50—100米以上。
　　山头式马面，是利用伸向山体拐弯处的高山头，加以修整而成。平面呈半圆形，山顶上修整成平面或凹坑式，外侧坡陡，一般在50度以上，既可防守、了望，又可作为烽火台。
　　山包式马面，是利用低于山头而高于墙体的山包修筑的，多分布在土墙拐弯之处，顶部凹下，内有开口，两侧与墙体相接，高出墙体1米左右，外部高3—4米，口宽约5米，深约 3米多。
　　石砌马面，比土筑马面少。均砌筑在石墙之中。小型马面，多分布在高山石墙中。调查中发现海拨 706米的蛤蟆塘砬子东侧长墙中，仅有两个小型马面比较完整，形制与土筑马面基本相同，但比较小，也是向墙体外侧伸出，呈凸字形，外侧高5—6米，平面呈半。圆形，内侧与墙体平直，开口宽2—3米，深2米左右。
　　大型石砌马面较少，多分布在较宽的山口两侧石墙之中，如哈蟆塘南沟和三道关东北部山口等地，口宽约20米左右，由于墙体坍塌，仅可看出马面大体形状，基本上和土筑马面相同。
　　此外，还有一种距墙体内侧很近的用石块砌筑的圆坑。这种设施仅见于蛤蟆塘南沟西侧一段险要的山梁上。山梁是自然形成的阶梯状，石墙是沿层层升高的山梁外侧断断续续地伸展，但保留的墙体低于山梁，在墙内相距2—3米的山梁上，又砌筑了掩体式圆坑，凹坑呈圆形，两侧有开口痕迹，均高出山梁及外侧石墙，直径仅 3米左右。这种设施不带有普遍性，而是由于山梁狭窄所致，很可能是居住和防守兼而用之。
　　对于上述附属设施的调查，由于地形复杂没有记下完整的数字，仅从三道关至城墙砬子约10公里的边墙中统计，共有马面13 个，其中土筑4个，山头式6个，石砌3个。墙体内侧土坑46个，这段墙体中的附属设施，与其它墙段相比还是比较少的。
　　　　　　　　　　　　　　　 三、边墙附近的出土器物
　　在几年来的调查过程中，得知有的农民拣到过古代铜钱，有的林业工人拣到过铁箭头，但都未保存下来，仅征集到两件出土于边墙附近的文物。
　　一件是鸾凤花鸟铜镜。1979年春季，蛤蟆塘生产队社员宋传生等在蛤蟆塘河谷边墙外侧350米处耕种时发现的。镜面铜银色，有绿锈，直径17.5厘米，圆纽，六瓣牡丹花纹围绕的纽座外，有一突起的弦纹，两朵对称的云纹排列在弦纹之外，云纹外有两只飞舞的凤凰回首相望，两凤问有两只大雁飞翔，四只喜鹊在凤雁之间同向而立；凤雁鹊之外，是两圈突起的弦纹，中间置以链珠纹。铜镜薄身平缘，厚0.4，缘宽1.1厘米。镜缘左边阴刻“泰州录(录)判”四字个字和“押记”。铸工较精致，纹饰布局均称秀丽，具有唐人晚期铜镜的凤格。从边刻文字和押记看，是金代用品，并经过金代州级官府的验检。
　　另一件是“古州之印”。1984年7月4日牡丹江铁路医院职工任广才，在牡丹江市北郊八达沟口金龙溪右岸发现。印面正方形铸有汉字九叠篆书“古州之印”四个字，印背左边阴刻“应辨所遗”，右边阴刻“天泰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重1.3公斤。
　　　　　　　　　　　　　　　　　　四、结　　语
　　牡丹江边墙，在我国史籍中不见记载，仅有俄国学者鲍诺索夫，于1932年写的《北满考古史》(未刊稿)一文中提到“在牡丹江北发现了东边墙”。但对边墙的性质、目的、年代、形制以及发现情况等，均未作任何记述。根据我的调查，从边墙的位置、走向、形制等，可以明显看出。这道边墙是一条古代军事防线。虽然它是短小的，但是它的性质、目的，却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长城是一致的。所以牡丹江边墙是一道长城型山城。
　　牡丹江边墙地势的选择，材料的使用，墙体形制，修筑方法以及附属设施等，基本上与牡丹江流域渤海国早期山城，以及金代沿用和修筑的山城相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在牡丹江沿岸崇山峻岭上修筑这样一道小长城。是颇费一番功夫的。在调查中，我们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大约需要土石15万立方米，超过了这一带任何山城和平原城的工程量，这就进一步说明修筑这条军事防线的重要性。
　　牡丹江边墙的防御方向在东北，即牡丹江下游及其东北地区，受其保护的政治中心在西南，即牡丹江中上游及其以南地区。历史上在牡丹江中游及其以南地区，建立封建制割据政权的国家有渤海、东丹、东真(东夏)。
　　渤海时期的军事城防设施，初期以建山城为主，当政权稳固之后，又建立了诸多平原城。多年来，吉林、黑龙江两省文物工作者，在牡丹江两岸的山区平原发现了很多山城和平原城。牡丹江边墙正处于渤海和黑水之间水路交通孔道的一侧，是军事必经之地，所以牡丹江边墙，初期可能是渤海为了防止黑水而建成的，当黑水败于渤海，其势力日益减弱以后，这道防线在渤海时期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辽天显元年( 926年)，契丹灭渤海，改渤海为东丹国，改渤海都城上京龙泉府为天福城。东丹即东契丹，在渤海故地统治不到三年，在天显三年(928年)便由天福城南迁到东平郡(今辽阳 )，并升东平郡为南京。以上情况表明，东丹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没有修筑这道边墙的时间和力量，也没有利用这道边墙的可能。
　　金宣宗贞佑三年(1215年)，当金廷内外交困之时，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叛金自立，在金故地建立东真国。金哀宗天兴二年(1833 年)，蒙古大军攻破东真国南京城(吉林延吉市城子山古城)，开元、恤品(今绥芬河一带)两路也先后收服。东真国历时十九年而亡。
　　蒲鲜万奴先是叛金降蒙，后又叛蒙自立，他很了解蒙古的势力，为维护东真政府的存在，必须防止蒙古的东侵，所以建国后，他利用蒙古和金廷争战而无暇东进的机会，抓紧时机喘息休整，并占据战略要地和军事设施，按自己的需要，对原有城址进行改筑或重建是可能的。正如他沿用诸多渤海山城一样，对牡丹江边墙也进行改修和沿用，以适应战略防御的需要。
　　综上所述，牡丹江边墙可能始建于渤海，东真国又改修沿用。其目的，初期是海渤的靺鞨为制止黑水靺鞨的南进。后期东真沿用，是为防止蒙古大军绕过张广才岭，从其北端顺松花江而下，继而逆牡丹江而上，向牡丹江中上游进发。
　　牡丹江边墙附近的出土文物，为上述推断提供了实物证据。鸾凤花鸟铜镜虽属唐镜风格，但验镜签押文字和押记证明，为金代用品无疑。“古州之印”有确凿印文和年款，是东真立国第二年，即1216年颁铸。“古州之印”的发现，不仅证明东真有古州建置，而且说明牡丹江边墙就设在古州境内。
　　　　　　　　　　　　　　　　　　　　　　　 　 (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1984年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