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劳动管理
章下序

　　清朝末期，雇佣劳动者是地方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主体，受雇于官营企业和私营业主。地方没有专职劳动管理机构。　
　　中华民国初期，齐齐哈尔成立百工介绍所。只负责求职者的登记和介绍，具体事项由雇佣双方商定。在生产劳动中，官营企业内部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私营业主对工人的管理也有自己的章法。广大劳动者只有劳动的权力，而必要的劳动保护和生命安全则没有保障。　
　　沦陷时期，广大工人在封建把头的强制管理下，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人身自由，受尽剥削，艰难度日。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劳动统制，使地方工商业纷纷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至齐齐哈尔解放初期，失业人口达19000余人。　　
　　齐齐哈尔解放后，市政府十分关心广大工人群众的生活，重视劳动工作，建立专职劳动管理机构。逐步废除了奴役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对旧社会工厂企业中遗留下来的职工，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继续留用。对大量的失业人员，采取“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失业救济”的方式解决他们生活的困难，并有计划地安置就业。1946～1949年，安置9334人；1950～1951年，安置6266人；1953～1954年，又安置4294人。至1957年，失业现象已基本消除。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实行劳动力统一调配制度。形成以长期工为主，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季节工为辅的用工制度。各企业内部建立定额、定员、纪律等各种劳动管理制度。1956年的工资改革，完成了由供给制、工薪分制到工资制的过渡，统一了各行业工资的等级标准，初步确立了“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伤亡事故明显减少。在国营、公私合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中，普遍实行或参照实行了劳动保险。彻底废除了旧的雇佣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劳动法规，使广大职工的福利待遇得到改善和提高。　
　　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各企业私招乱雇成风，造成大量农民进城，导致城市人口骤增，劳动力膨胀。年内招工67000人，其中农民27000余人，地方出现第二次招工失控现象。1959年起，停止招收新职工，并对劳动力进行整顿。自1961年开始，全面开展职工精减下放工作，动员盲目进城的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196l～1963年，精减职工100799人。其中，1962年精减45683人，占年初职工总数的38.9％。1965年3月，用工制度进行改革，提倡多用临时工或合同工，少用固定工，并试行亦工亦农制度。进一步整顿劳动组织，加强劳动力余缺的调剂工作。至196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工人总数基本稳定在13万人以内，时有临时工20726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各项劳动管理制度遭到破坏，伤亡事故增多。1970年l～8月份，连续发生乙炔爆炸事故，死亡16人。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被废止，固定工是唯一用工形式。因技工学校停办，大专院校停止招生，造成大量青年待业。1968年开始，全市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至1977年，已有112938名知识青年去建设兵团、嫩江、黑河、呼玛等地区和郊区参加农业生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立健全了各级劳动管理机构，恢复各项劳动法规和制度，使劳动管理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喜人局面。同年，中共中央调整知青政策，使大批知青陆续返城，年内返城知青28630人。至1980年，下乡知识青年返城总数74448人。市政府采取就业安置、自愿组织集体生产和自谋个体就业“三结合”方针，妥善地安置了返城知青和待业青年。同年，累计安置返城知青（含待业青年）114443人。同时，恢复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制度，并开展“安全月”大检查活动。
　　1983年，对用工制度进行改革，推行“劳动合同制”，改变“铁饭碗、大锅饭”的劳动制度。对安全生产、尘毒治理，实行国家监察制度。
　　1985年，企业职工工资进行改革，实行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职工工资同个人劳动成果挂钩，充分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选出经济效益较好的齐齐哈尔造纸厂、齿轮厂、锅炉总厂等10户企业为试点单位。工资改革后，年上缴利税3342万元，比1984年增长45.56％；工资总额增加303.99万元，比1984年增长24.16％。职工年人均收入增加180.68元。
　　同年，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齐齐哈尔市劳动保护安全暂行规定》和《齐齐哈尔市关于违反安全法规经济处罚暂行办法》，使劳动保护工作步入法制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