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养殖业
第一节　禽畜饲养

　　禽以鸡为主，鸭、鹅次之。1949年前鹤岗饲养鸡3000只左右，分散在各家各户饲养。1958年，国家对人民公社集体养鸡进行投资、贷款，农村生产队普遍办起养鸡场，市（包括矿务局）属国营和集体农牧场也办鸡场。1959年，在高指标、浮夸风的影响下，养鸡虽然发展到50多万只（包括宝泉岭、伏尔基河、鹤立河、梧桐河农场和鹤立、振兴、吉祥、裕德四个公社），但因缺饲料、缺暖舍，防疫灭病和饲料管理跟不上，致使家禽大批死亡。至1960年，鸡存栏下降到18万只左右，下降64％。“文化大革命”期间，把个体养鸡当“发展资本主义”批判，致使养鸡发展迟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委、市政府贯彻执行了“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以个体为主”的饲养方针，大力发展养鸡，积极鼓励扶持社员养鸡。
　　1984年全市饲养产蛋鸡57万只（包括个人饲养的蛋鸡），产蛋600万斤，全市人均1只产蛋鸡、10斤鲜蛋。鹤岗养鸡业的发展速度，在全省9城市中名列第一。1985年鹤岗鸡存栏76万只，城市人口人均有产蛋鸡1.5只。地产商品蛋773万斤，城市人均16斤。
　　猪　1949年前仅有大民、二民、荷包猪，各家各户分散饲养。1949年养猪2315头。1959年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发表后，全市掀起了“四级”（市区、公社、大队、小队）养猪高潮，养猪发展到33773头（包括宝泉岭、伏尔基河、鹤立河、梧桐河和鹤立、振兴、吉祥、裕德公社），农业实现每人一头猪。由于饲料奇缺、暖舍极少，科学管理饲养和防疫跟不上，造成猪大批饿死、冻死、病死。这一段养猪教训是强调集体养，忽视了社员个体养。1962年贯彻落实党的“公私并举，以私养为主”的发展养猪方针，调动了社员家庭养猪的积极性，全市养猪存栏逐年增加，1966年全市养猪存栏达到22700头（宝泉岭、鹤立河、梧桐河三个农场和鹤立、振兴、吉祥、裕德四个公社已划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倾错误干扰，把个体养猪视为发展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致使养猪头数徘徊在万头左右。1976年以后，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和中央75号文件公布后，实行联产计酬和“队繁户养、队有户养”的责任制，队养母猪繁殖仔猪给社员养，队养种公猪为社员养母猪配种。为解决社员养猪饲料不足，生产队分给养猪户饲料地，充分调动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养猪的积极性。1978年全市生猪存栏28406头，创鹤岗养猪历史的最好水平。但是，由于国家收购肥猪的价格偏低，又使养猪业发展缓慢。1983年末全市生猪存栏达11229头，比1978年下降60％。1985年全市养猪发展开始回升，年末生猪存栏总数23312头。
　　奶牛新中国成立后，全市奶牛头数大幅度上升。1951年有奶牛16头。1957年增至128头，1962年增至510头，1951至1962年的12年间增长30倍。1967年全市奶牛头数减至350头，1981年减至262头，1967至1981的15年间减少25％。1982年全市奶牛发展开始回升，年末奶牛存栏415头，比1981年增长36％。1985年有奶牛677头，是新中国成立后37年间养奶牛最多的年份。
　　大牲畜（马、骡、驴、黄牛）　1949年全市大牲畜仅有1100匹（头），主要有蒙古马、朝鲜牛。绝大部分牲畜用作煤炭短途运输，极少部分牲畜用于种菜、种粮。1950年市人民政府颁发《关于严禁滥行屠宰耕畜的规定》、《保护和繁殖耕畜的奖励办法》，发放了大牲畜执照，对任意屠宰大牲畜的分情节给予处罚，对于保护和积极发展大牲畜的进行表彰和奖励。1955年市政府举办了畜牧饲养管理技术训练班，培训了百余名畜牧管理干部和饲养员。成立互助组、初组社、人民公社时，农业大牲畜集中集体饲养使役，贯彻“繁殖第一、使役第二”的原则，实行“四包”（包繁殖、包膘头、包饲草饲料、包粪肥）一奖（达到规定标准给奖），推行“分槽饲养”、“短草细料、少给勤添”、“农忙三喂五饮”（冬季三喂四饮，酌情增减饲料）、“牧牛以常年放牧为主，冬季入舍补喂草料”等办法，开展了爱畜保畜的活动，保证了大牲畜健康的发展。1959年全市大牲畜发展到6569头。“文革”期间，由于大牲畜饲养管理措施遭到破坏，出现无人管理、滥宰牲畜的问题，致使大牲畜发展不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后，落实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全市农村大牲畜分配给户养，任务落实到人，致使大牲畜又恢复到近万头。1978年全市大牲畜存栏12107头，是新中国成立37年间大牲畜最多的年份。1985年有大牲畜9733头。其中黄牛5081头，马驴骡1616匹，奶牛677头。

　　鹤岗市畜牧业发展情况表
　　表10—7
　　　　　　　　　　　　　单位：头、只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