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传略 沈松年
字茂林，祖籍湖南省凤凰县，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病逝于1939年（伪康德6年），卒年56岁。
沈松年出身于清末官宦之家。松年幼年丧母，7岁时由继母教授读书。17岁时懂诗文、善书法，学业颇佳。父母期待其子成官，兴振家业。而松年却拒官不做，甘愿独自外出谋生。
沈松年不依权势，不继父业，18岁时离开家乡到边远荒僻的黑龙江省漠河，用父亲给的钱开办了金矿，经营尚好，颇有盈余。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他应在汤原一位同乡邀请，离开漠河来到汤原放荒。
到汤原后，由于放荒颇有成绩，被县府聘为测地委员。松年品行端正，才貌双全，在他放荒到鹤立岗（今鹤立）时，为当地赵某看中，将女儿赵凤银许他为妻。时松年27岁。沈松年成家之后，家业渐兴，生活富裕，置土地4方（合180垧），四合院住宅1座，逐渐在鹤立岗有了名气，人称“沈老爷”。
1914年（民国3年），当地农民、猎户曹凤阳在石头河西岸一带发现煤苗，遂持归交给沈松年。松年向爱矿业，又经实地察看，发现煤质颇佳。遂与地方士绅孙丙午等人商议，决定集资开发，招股兴办矿业。
1917年，呈请矿照。1918年6月19日，经黑龙江省长官公署批准，由沈松年、孙丙午集资成立煤矿公司。同年11月1日正式开发，名黑龙江省汤原县商办兴华煤矿公司。公司设在鹤立岗，沈松年为经理，由工头李相亭组织50余名工人实行土法开采，五组合班作业，每组平均出煤10箱，每箱千斤，日出煤5万斤。煤矿规模虽小，但有盈余。公司所用工人，多是“闯关东”、“下边外”的劳苦农民。后因公司内部矛盾，有人劝他将煤矿公司财产卖给日本人，另谋他业。沈松年认为这是卖国行为，坚决不干。后来矛盾加剧，造成内讧，进行诉讼，几经调解，最后定为官商合办。
1920年（民国9年）兴华煤矿公司改为官商合办的鹤岗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给松年一个微职。他失去了苦心经营数年的矿业，积郁成疾，1939年于鹤立岗病逝。
谭成玉
生年及原籍不详。东北沦陷时期任兴山街勤劳奉公队长、消防队长，受到日伪当局宠爱。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从鹤岗溃逃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兴山街维持会的保安队长。他搜罗日伪残余势力，组织保安队武装。11月间，三江人民自治军将保安队改编为兴山第二大队第三中队，谭任中队长。谭成玉迫于形势接受改编，仍心向国民党，与民主政府为敌。1945年12月在矿警队阴谋反叛被自治军缴械后，谭率部叛变出逃到萝北县凤翔镇，与盘踞凤翔的徐吉恒匪部勾结。谭部叛军驻凤翔期间，自治军驻鹤岗独立团曾派人带着陈瑞符团长的信件找到谭成玉，望其改邪归正率部回归，保证其人身及家属安全，谭成玉不仅不回心转意，反而与国民党地下建军头目勾结，在凤翔团结二屯召集会议，部署攻击已建立民主政府的兴山市。
1946年1月16日，谭纠集徐部匪队共百余人，配有山炮2门向兴山开进。17日凌晨袭击兴山市。叛匪攻进新街基后，残害民主政府干部，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吃喝玩乐，窜扰百姓。独立团迅即调集部队围歼叛匪，谭成玉被击毙，所部被歼。
杜文祥
原籍山东省莒县，1892年生。幼年家贫，9岁时随父母逃荒在外。1924年应招工来莲江口修筑鹤岗铁路，不久当上了小把头，后又来到煤矿，开始了他的矿山把头生涯。
民国时期的鹤岗矿山有12家把头，杜文祥是其中一家。沦陷时期，大把头周子清组织把头大柜，叫同心账房，统一了各家把头，周子清当经理，杜文祥为副经理。1937年（伪康德4年）秋，杜文祥在日伪当局的赏识下，重新组织把头大柜，即鹤岗炭矿把头诘所，又成了大把头。随着矿山工人增加，把头诘所机构扩大，大把头增加10人，杜文祥则为头号大把头。他到处招摇撞骗，组织大小把头到各地先后招工2万余人，其中关内约1.2万人，东北境内约8000人。他还被日本宪兵分队吸收为特务，成了鹤岗矿山的一霸。
杜文祥是矿山的总把头，矿方给他的津贴（工资），1939年前每月为120元～200元，1939年后每月为400元～600元，是采煤工人最高工资的3倍多。他指挥矿山所有把头，对工人实行极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把头每招骗来1名工人，可得到200元的募集费。矿方还按工人出工率给把头发奖金。把头们与劳务系人员一起到工人中催班，不管212人死活，有病也得上工，并声言：“为大东亚圣战，脑袋硬就得上班。”杜文祥剥削工人的方式很多，从工人工资中榨取所谓操心费；提取伙食费，每天扣工人的伙食费3角2分，而工人每天只能吃到1角6分的伙食；212人往家里寄钱，也必须由把头诘所办理，他们不是从中扣下流进杜文祥腰包，就是挪用几个月才给寄；发给工人有限的生活配给品，也被杜文祥等把头克扣的所剩无几。此外，还要向工人收取名目繁多的工具费、安全灯破损费、住宅修理费、贷付金等10多种。
杜文祥当10多年把头，成了大富翁。他在老家莒县置有房子12间、土地2顷，开设了咸菜铺；在青岛有1座3层楼房；在天津开设太平洋鞋帽庄；在济南开设3个同心成布庄和茶叶铺，还有40多间房产全部出租；在鹤岗还开了杂货铺和客栈。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逃跑后，杜文祥和佟锡功等人组织鹤岗煤矿临时维持委员会，杜为委员长。他曾两次派人去哈尔滨等地迎接国民党接收大员。民主政府接收鹤岗后，他表面上接受领导，暗中却策划暗害共产党派来的干部。1946年1月组建工会，32人们提出：清算吸血鬼。杜见大势已去，逃离鹤岗，在汤原车站被合江人民自治军抓获。
1946年3月，兴山市人民法庭举行公审杜文祥大会。法庭根据杜文祥的罪恶和广大工人群众的要求，将杜文祥处死。
左觉农
原名家宽，学名泽民，化名夏忠武。1905年生，湖北省光化县人，中共党员。
左觉农自幼寄养在外婆家里。幼年就喜欢读舅父袁书堂自武汉寄回的进步书刊杂志。1916年袁书堂把觉农带到武汉，送进武昌高师附小就读。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当时在该校执教。觉农在进步思想熏陶下，勤奋攻读，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1919年春，考入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0年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肖楚女到二师任教。肖楚女向学生宣传革命，灌输新思想。1924年觉农到武汉，在舅父袁书堂引荐下，在汉阳警察局任文牍。当时的武汉，革命空气浓厚，很多国民党左派、革命志士和共产党人聚集武汉，宣传革命推进北伐，觉农深
受影响，投入到大革命洪流中。1925年8月在汉阳兵工厂子弟学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春，在襄阳县转为共产党员。入党后，受中共襄阳特支委派回光化，筹建党组织。1926年冬建立起中共光化县第一个支部，觉农被推选为书记。
1926年3月，左觉农在中共襄阳特支书记李实领导下，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1月他作为光化县代表，参加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2月，作为省农协特派员被派往应山县开展农运工作。在县城魁星楼开办了第一期农民运动讲习班，吸收50余名学员，觉农亲自任教，讲解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学员毕业后，回乡建立村乡农协，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等运动。1927年7月5日，应山县召开第一次农协代表大会，觉农被选为执行委员、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觉农回到光化，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利用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组织，领导农民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
1929年冬觉农到上海，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陈潭秋批准，从事地下印刷发行32作。1933年，印刷厂遭敌人破坏，觉农被捕，后经组织多方营救被释放出狱。随后党组织派觉农到江西中央苏区，分配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1938年，党组织派觉农回湖北以中共湖北省特派员兼训练班教员身分到襄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党员，恢复与重建党组织，使鄂北地区党的组织逐步恢复得到发展，成立了中共郧县支部。觉农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郧阳专署专员的注意，密派特务跟踪监视。9月被国民党宪警搜捕。十八集团军驻汉办事处董必武得知消息，致电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要求查明，依法办理。在党组织营救下，觉农被释放。此后，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缉捕，左觉农化名为夏忠武。
1938年冬任鄂中区党委宣传部长。1939年7月7日创办了《七七报》，第一期在京山养马畈出刊，为鄂中区党委机关报。1939年11月，豫南、鄂东、鄂中党委撤销，成立鄂豫边区党委，觉农仍为宣传部长。《七七报》成为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在觉农直接领导下，《七七报》成为鄂豫边区党委的喉舌，是鄂豫边区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觉农为报纸撰写了大量文章，内容广泛，文笔质朴，涉及党政、宣传、文教、经济、军事诸方面。抗战胜利前夕，觉农任豫南地委书记，兼豫南军分区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1946年6月，觉农在中原突围转移到山东，后奉调到东北解放区，在通化任地委书记。在敌强我弱形势下与敌人周旋。1947年东北战场揭开反攻序幕，觉农亲自带领工作队下乡，发动群众开展土改斗争。1948年9月觉农调到鹤岗矿务局，任第二局长，12月任局长、党委书记。
到鹤岗矿务局后，广泛接触群众调查研究，制定规划，研究措施，为多产煤炭支援解放战争竭尽全力。为提高干部管理水平，他提议组织干部学习，开办职工业余学校，培养工人干部，在工人中举办识字班学习文化，使全局掀起学文化、学技术业务、学习企业管理的热潮。解放初期，矿区商店很少，他函请有关部门在矿区增设商店，以解决职工买东西难的问题。为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他筹建东山工人独身宿舍大楼。在其它各矿也筹建家属住宅，对旧房进行修缮。觉农关心职工群众，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为方便工作，局里为领导干部备一辆小汽车，觉农体弱多病，大家劝他出门坐车，他却说：“出门坐车，越坐人越懒，走路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我身体不好还能锻炼身体”。1948年冬他胃病严重，医生医嘱住院治疗，上级领导也要他尊重医嘱，注意休息。但他仍坚持每日工作6小时以上。为减轻疼痛，办公时他用桌子顶压腹部坚持工作。1949年3月病情恶化，到沈阳医大附属医院治疗。病榻上仍想着工作和战友。矿务局派人前去探望，他不谈自己的病情，却询问东山职工大楼的兴建进度，功臣劳模的评选工作，建党工作进展等情况。
1949年6月10日，觉农病危，经医生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45岁。
孙志盖
湖北省随县洛阳店（今随州市洛阳区）人，中共党员。他出生于地主家庭，自幼勤奋攻读，中学毕业后，在本地私塾及洛阳小学任教，颇受乡里尊重。
1936年随县土匪为患，民不聊生。志盖组织农民自卫武装，招之即来者达数百人，打击土匪，维持治安。曾与蔡九、龙天武、施占元等匪部作战，擒匪首蔡九除之，布告示众，使百姓得安宁，民心大快。
抗日战争爆发后，青年学生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开展抵制“日货”，禁烟、禁毒运动，志盖均大力支持。1938年鄂三专抗敌委员会派随南政治工作队在洛阳店一带活动，孙受中国共产党政策影响，倾向民主抗日。1939年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到孙的家乡开展工作，与志盖联系，并经常住在孙家。
1940年建立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按“三三制”原则，由各界人民代表选举，志盖当选为副县长。1942年新四军五师撤离随南，志盖随县政府转移到京山、应城、安陆、云梦、孝感、应山等地坚持游击战争，并担任云梦县副县长。
1943年调任鄂中贸易总局局长。国’民党反动派趁志盖离开家乡之际对其夫人邓氏进行威胁利诱，妄图迫使志盖放弃革命。志盖大义凛然，气愤地说：“我宁死不做两世人”。反动派阴谋未成，便对其夫人倍加折磨，关押禁闭，捆绑吊打，致使终身残废。反动派的迫害更加坚定了孙志盖“毕生为革命”的决心。
1944年我军收复随南县后，志盖复任随南县副县长。同年6月，参加豫鄂边区临时参政会议，代表随南县人民宣读《为民请命书》，要求出兵收复白兆山根据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深得到会者的同情和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犯。1946年春上级指示突围北上。志盖到达华北解放区，并参加中国共产党。后随新四军第七师转战安徽，后奉调到东北。1946年12月任大连市新华公司科长。1948年10月受合江省政府委派到兴山市任市政府科长，同年11月任兴山市副市长。1950年7月7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61岁。
孙志盖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立场坚定。在长期的艰苦革命斗争中，他以“勤以补拙，俭以养廉”严格要求自己。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经济困难，与人民同甘苦，和群众一起开荒生产，身带针线包，自己缝补衣服。他配有马匹，但不领马料，不领津贴，自己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节约民财为战争。
在任兴山市（鹤岗市）副市长期间，已是花甲之年，仍经常徒步到学校、街道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有时往返十余里，从不要车接送。志盖是湖北人，习惯吃大米，而当时生活条件艰苦，虽享受中灶待遇，每天连一餐大米饭也无法保证，从未有过一声怨言。他湖北乡音很重，布置工作，交换意见，总是轻声慢语，反复讲解，态度和霭，平易近人。他文学素养较高，喜读诗词古典文学，经常苦读到深夜。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勤奋，不计名利。和同志相处推心置腹，以诚相见。在市政府是受人敬重的领导，也是可亲的兄长。
刘银喜
又名刘春峰、刘冲，中共党员。1925年生于哈尔滨。祖籍河北省清苑县。银喜10岁时，由哈尔滨回河北省清苑县北王力村，生活在伯父家。1938年参加八路军，当过司号员、宣传员、看护班长。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12月，经组织批准到鹤岗探望病重的母亲。后因故未能归队，经人介绍和技术考核，在鹤岗炭矿医院当了医助。
银喜在鹤岗炭矿工作期间，结识了伪街公署雇员，具有反日爱国思想的徐挺坚。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心，交往密切，结为至交。二人志同道合，经常秘密收听苏联广播，谈论苏德战场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要为反日救国贡献力量。银喜家住新街基，和邻居姜鸿飞来往密切。姜鸿飞原名姜传林，原籍山东省黄县，在抗日战争年代来佳木斯，在协康药房当学徒，后为逃避征“国兵”，改名到鹤岗炭矿谋生。银喜、鸿飞志趣相投，又是近邻，时间一长无话不谈。他们曾在关里抗日根据地生活过，思念解放区，不忘八路军，对日本侵略中国奸淫烧杀，仇恨满胸。
1945年8月9日晨，徐挺坚、刘银喜在秘密收听苏联广播中得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已向满洲进军。徐、刘二人满怀激情，秘密研究，决定配合苏军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5年8月12日，刘银喜、徐挺坚、姜鸿飞秘密组织武工队，并在8月13日，苏军进驻鹤岗追歼逃敌中，刘银喜为苏军带路，直至莲江口返回鹤岗。刘银喜待人热情，善于宣传鼓动，武工队很快扩大起来，银喜任队长，公开名称为手枪队。队员有工人、雇员、学生、矿警队员等，他们秘密活动，收集枪支，武装队员。队员们常在银喜和姜鸿飞家集会，银喜家就是队部。
日本投降后，银喜即寻找党的组织。9月初，到佳木斯苏军司令部和抗联干部、中共党员、合江地区抗联负责人彭施鲁取得联系，汇报组织武工队，保卫矿山及掌握伪警宪特活动等情况，请示工作任务。银喜及其领导的手枪队被承认为共产党干部和武装力量。刘银喜回到鹤岗后，继续发展队伍，取得苏军司令部支持，并明确手枪队的宗旨是：保矿建军，迎接八路军接管矿山。至9月底，手枪队发展到50余人。11月中旬，银喜率手枪队员赵德金等到佳木斯迎接和保卫民主政府派来鹤岗的首任矿务局长王其清。11月间改手枪队为三江人民自治军第三团。下旬，又到佳木斯迎来中共合江省工作委员会派来鹤岗的延安赴东北干部陈瑞符、刘大兴、邵万才、罗仕泉、杜涛等同志。陈瑞符等率部队到达鹤岗后，扩建第三团。1946年1月统一编制为合江军区独立十二团。银喜先后任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等职。大部队员担任营连领导职务，成为独立团的骨干。从日军由鹤岗败逃，到共产党、民主政府接管鹤岗的四个多月时间，银喜在建立人民武装、保卫矿山、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保护干部等方面做出了贡献。银喜领导的手枪队，参加了收缴阴谋叛乱的矿警队武装的行动。1946年1月17日，银喜率独立团一营参加了消灭谭成玉叛匪的战斗。
1946年8月，部队奉命北上剿匪，在乌拉嘎金矿局解放后，银喜率部分部队守卫金矿。土匪不断反扑并设卡截路，断绝商旅，进行围困。部队缺粮缺弹药，银喜率部队英勇冲杀坚守22日，一直到援军到来。
1947年从黑河地区剿匪归来后，调到鹤立土改工作队，被评为模范队员。同年，根据省委有关规定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裕德区工作团副团长，鹤立县城区副区长、区长。
1948年后，历任松江省鹤立荣军学校副校长，鹤立荣军农场副场长，伏尔基河荣军农场场长，萝北县农业生产办公室主任，萝北拖拉机修配厂厂长，集贤国营农场副场长等职。1951年荣获东北荣军劳动模范，出席松江省首届荣军劳模代表大会。他所在的伏尔基河荣军农场，受到省政府表彰奖励。刘银喜（刘冲）被大会推选为出席全国荣军工作会议代表，会议期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0年荣获黑龙江省农业先进工作者称号。
银喜勤恳好学。初到萝北农场时，条件艰苦，晚间经常秉烛读书，自修俄语，能阅读俄文书刊。记日记写笔记是他生活上的习惯。工作调转到集贤农场时，携带的物品除一件行李外，是四箱子书籍和笔记。在担任集贤农场副场长时，负责农业机械，农场的各种农业机械，他不仅会使用，还能给农工讲解机械性能、原理。
1968年4月3日，刘银喜于“文化大革命”中在集贤农场（双鸭山农场）含恨逝世，终年44岁。1978年5月，中共双鸭山农场委员会为刘银喜（刘冲）平反昭雪。称刘银喜在长期革命工作中，始终有一股热情、泼辣的工作作风，能克服困难，带病坚持工作，在开发和建设北大荒事业中做出了贡献，誉为好干部好党员。
罗万友
辽宁省新宾县人。1927年12月生。1947年在鹤立县参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曾三次荣立战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1952年6月复员转业回乡，村民们选他为村长。1954年后，在鹤岗东山煤矿当工人、班长。1966年到新一矿战备办公室工作。曾被评为鹤岗市荣复转业军人模范，矿区五好职工。
在新一矿战备办公室工作期间，一次民兵训练中，一名女民兵因初次投弹，没有经验，将手榴弹投掷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意外的事故就要发生。罗万友即刻将那名女民兵摁倒，避免一次事故。1971年3月17日，罗万友和两名武装干部，带领3个班的武装基干民兵进行实弹射击训练。训练前，罗万友做了枪榴弹发射试验，发射正常。训练时，罗万友向民兵讲解了枪榴弹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后，亲自进行示范发射，两名武装干部在他身后二三米远。当枪声作响，榴弹射出就突然向地面坠落下来。罗万友立刻奋勇向前扑去，榴弹在他胸前爆炸。罗万友以自己身体掩护了在他身后和附近的同志安全脱险，罗万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45岁。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刘盛斌
天津市人。中共党员。自幼喜爱戏曲，12岁入天津宝兴社学习京剧，专工武小花脸。两年后登台演出《时迁偷鸡》、《三盗九龙杯》等剧目。艺名刘宝贵。15岁时兼学架子花脸、武生等行当。17岁时在天津京剧舞台有了名气。他以漂、溜的功夫得到行家的赞赏。他在宝兴社学习时就被朋友介绍给当时天津著名花脸演员朱玉良先生。朱玉良赏识他，希望与他长期合作。但盛斌不甘总当配角，便离开天津去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搭班演出。除演出原拿手剧目外，又开始演出武生戏《杀西门》、《战宛城》、《四杰村》、《安天会》、《白水滩》等戏。20岁时经人介绍参加国民党军队二十二师京剧团。解放后该团编入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团，盛斌任该团武戏队队长。
1952年盛斌转业到鹤岗市京剧团当演员。1956年任鹤岗市京剧团团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参加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主演《嘉兴府》、《黑旋风李逵》获优秀演出奖。1960年出席全国文艺代表大会，被吸收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并担任省戏剧家协会理事。1961年后，盛斌学习麒派老生，演出《徐策跑城》、《坐楼杀媳》等麒派剧目。同时兼演花脸戏《铡美案》、《探阴山》等戏。在现代戏表演上也颇有成就，他演出的《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林海雪源》中的杨子荣、《柯山红日》中的杨帆，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坚持演戏的同时还坚持搞京剧改革，支持剧团创作人员创作新编历史剧《还我台湾》、《林则徐》等剧目。
1965年文艺界“小整风”运动中，刘盛斌被撤了京剧团团长职务，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政治上精神上的打击，加剧了高血压病的恶化，1971年医生诊断为晚期动脉硬化。他疾病缠身，看到剧团演员素质和演出水平日趋下降十分焦急，便抓紧时间以老带新，给演员讲授戏曲知识和基本功。在病中还多次建议整顿剧团体制，改革京剧艺术，为京剧艺术事业呕心沥血。1974年8月于鹤岗病逝，终年51岁。
于丽芬
辽宁省大连市人。1938年8月生。1953年初中毕业，1954年考入长春银行学校，同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毕业分配到鹤岗，在第一储蓄所做储蓄员32作。
于丽芬接待储户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他虚心向同事们学习，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带领大家开展储蓄业务，使这个储蓄所年年超额完成储蓄任务。由于这个储蓄所工作出色，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声誉，1959年8月，中共西山区委用党的好女儿向秀丽的名字命名该所为向秀丽储蓄所。
1959年10月1日，丽芬做为特邀代表，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观礼。同年11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工交、基建、财贸群英会，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60年2月，出席黑龙江
省财贸战线先进生产（32作）者代表大会，被授予省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60年4月，一位储户因探家急需用款，从市郊8公里处来储蓄所取款。不巧，正赶上储蓄所午后学习不营业，这位储户急得团团转。丽芬经询问得知情况后，立即回储蓄所为他办理手续，又到银行经另一名储蓄员复核后，找到出纳员付了款。同年11月，一些军人储户因调离鹤岗，来储蓄所结算存款，丽芬特意到银行换出大额券付给储户。
1961年10月末的一天早晨，储户沈桂兰焦急不安地来到储蓄所，找到于丽芬述说他昨晚丢失钱包和存折的事，丽芬一面安慰失主，一面帮助失主办理声明作废手续，记下失主的住址、电话。失主走后，丽芬和同志们查找储户挂失底据，终于在中午休息时间查找出来，遂通知失主来所，补办了新存折。沈桂兰流出了感激的泪水，在留言簿上写道：“………向秀丽储蓄所全体同志对待事业是这样的赤心，我永远不能忘记你们的高尚风格”。
于丽芬和大家研究、总结了业务工作中的忙闲规律，决定深入到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宿舍和街道居民中去服务。在西山地区独身宿舍住宿的人，常看到丽芬，熟悉这位受人尊敬的储蓄员。一次市委机关发工资后，丽芬来到市委机关做储蓄宣传，市委书记邵光程带头储蓄，还主动领着他们到市委各部、办去动员储蓄存款。为了方便外地来鹤工作人员存取款，向秀丽储蓄所在招待所设立“定时服务站”，办理外地出差人员存取款业务。
丽芬通过储蓄业务培养少年儿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她编成储蓄儿歌，向儿童宣传储蓄。在深入街道走访中，得知发电厂老工人王春善的小儿子王金江，年仅8岁将父母给的零花钱装入储蓄盒内，积攒到9元交给母亲买粮用，又积攒3元准备交学费，买学习本。丽芬鼓励王金江把钱存入银行，用时去取。金江小朋友坚持攒1元到储蓄所存1元。丽芬将小朋友的事迹向所在学校红军小学校领导作了汇报。学校将王金江的事迹做为活教材在学生中进行传播。于丽芬又把王金江小朋友的事迹用传单向储户进行宣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们赞颂的于丽芬，被当做“黑典型”批判。不久，将她由支行向秀丽储蓄所调到大陆办事处工作。该办事处新成立，地处边远地区，交通不便，工作人员又少。此时她已经妊娠，经医生确诊为“产前子痫”需要住院。她的爱人被弄到煤矿井下劳动改造，不准回家。丽芬抱病坚持工作，承担全部家务。病情加重了，在昏迷中住进医院。医生为她做了子宫全切术。丽芬的性命保住了，怀胎的婴儿却夭折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打击，使丽芬的病越来越重，血压升高，心率过速，还得了肾炎。刚强、乐观的于丽芬，仍坚持工作，而且节假日也不休息。他坚持“服务上门”，在富力矿独身宿舍办起了储蓄代办所；常年到一些退休老矿工家去办理存取款，并帮助做些家务活。1974年，丽芬病情恶化，转为尿毒症。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期间，她还多次向身边的同事询问工作情况，给战友写信嘱咐办好储蓄所。省政府领导杨易辰前往医院看望，省银行行长及其他领导也多次前往医院看望。1974年9月，丽芬与世长辞，年仅37岁。
孙好清
孙好清，原名孙好琴，1902年10月生，原籍河北省磁县，中共党员。
青少年时期在家乡给地主放羊、扛活，在峰峰煤矿当过拉脚工。1937年他不堪忍受地主的欺压和剥削，痛打了恶霸地主路文财，遭到路文财的毒手，左腿被砍伤。1938年秋，两个国民党兵将他买粮的五块大洋抢去，好清一气之下夺了两个国民党兵的枪。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村子，声言找不到枪就处死全村的人。好清为了全村乡亲们的性命，偷偷地把枪送回村，逃离家乡到东北谋生。1939年来到鹤岗煤矿，在兴山一坑当了采煤工。日伪统治下的矿山，一片白色恐怖。生来刚直倔强的老孙，不甘心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许多矿工一起，消极怠工，糊弄日本监工人员。
1945年8月13日，苏军进驻鹤岗，老孙和几位好友，欢天喜地地为苏军修路，以便苏军顺利进军，消灭日本侵略者。日本投降后，矿山处于无政府状态，大量的设备被破坏，遗弃的器材到处皆是。老孙和几位好友核计：日本人跑了，咱们工人出了气。可矿山器材丢失，砸坏，多可惜！咱们把器材搜集搜集看管起来，早晚能用上。于是，他和兰凤歧、张清和等五、六个人轮流看着南岗采炭所的灯房子，那里有矿灯、电动机、电缆等许多器材。后来，为了保险，就将器材藏了起来。
民主政府接管矿山后，1946年他到职工学校学习，他心里更亮堂了，立志当好矿山的主人。在恢复生产、反把头斗争、民主改革中，他都走在头里。老孙在恢复坑口生产中，带领十几名工友舍生忘死，日夜奋战。井下有瓦斯，凭着他十多年的经验，用手巾浸醋蒙住嘴鼻坚持工作，有的人晕倒了，被抬到井上，苏醒后立即下井继续战斗，终于战胜了水、火、瓦斯灾害，很快恢复了生产。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前方需用大量煤炭。为了保证军需民用，鹤岗矿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1947年4月，矿务局召开“开展红五月劳动竞赛动员大会”，号召全体工友掀起生产竞赛，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日本侵略者溃逃后，矿山设备、器材丢失破坏严重，当时局里没有器材，好清收藏起来的大量器材有了用武之地。在动员大会上，老孙代表南山矿向各矿发起挑战竞赛，首先提出夺全局竞赛大红旗。他说：谁要是夺走大红旗，我孙好清一步一个头磕着给送去。回矿后，积极带领工友投入热火朝天的竞赛运动，奋战红五月。在红五月竞赛中，各矿都超额完成任务，大红旗插在矿务局。
1947年4月，南山三坑实行民主选举坑口干部，全坑200名工友一致选举好清为三坑副坑长。好清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本市第一位工人出身的干部。1947年7月，矿务局召开劳模大会，孙好清、王绍武、崔瑞台选为特等英雄，孙好清被公推为特等英雄状元，成为全局工人的光荣旗帜。在这次大会上，好清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本市第一位被公开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
1948年8月，好清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951年5月，出席东北煤矿第一届劳动模范大会。好清多次受到矿务局、东北煤管局的嘉奖。
好清性情耿直，待人宽厚，对待工友亲如兄弟。南山矿有个老矿工，井下生产经验丰富，和他一起干活的人都佩服他，工友叫他“老八点”。这个人脾气十分古怪，要是发起脾气来谁也管不了，谁的话也不听，而对好清的话则百依百顺。在光复那年，他和老孙在一起，患难与共。“老八点”患病，老孙精心侍候他。受了工伤老孙去医院护理。喝醉了酒，老孙照料他，有时没吃的了，老孙想办法给他买吃的。两人相处如亲兄弟。“老八点”从小失去亲人，他把老孙当做自己身边的唯一亲人。1948年生活是艰苦的，吃的穿的都很困难。老孙好不容易买了床新被子。当他在坑口了解到有些工友吃不饱，影响生产情绪，老孙用新买的被子换了200斤大煎饼分给大家，并说是工会给大家买的。老孙总穿着旧衣服，帽子鞋也总是旧的。原来他买了新衣服新帽子新鞋.有的被工友换走，有的给了没衣服穿的工友。
好清爱护矿山财产如生命。谁拿公家一点东西他都不答应。一次，一个老乡从井下背上一块煤回家，被他看见了，把煤截下，批评了那位老乡，并说：你这样做，影响工人阶级的光荣称号。他对自己却要求得很严格，公物一点不沾，他家连张饭桌子都没有，煤棚子缺几块板皮就那样敞着。他家离煤场几十米远，他给他的孩子们立个规矩，不许拿公家一块煤。
好清当了矿长，老家不少亲属、老乡来投奔他。50年代到鹤岗找个工作很容易，他在矿上给安排个好工作也容易。好清特别注意党的干部在群众中的影响，对待工人一视同仁。他的老乡亲属有二三十人，都安排到采煤场子采煤。1955年老孙的儿子学礼从原籍来到鹤岗，别人关心地想给安排个好工种，孙矿长指示工资部门安排采煤工。1950年2月好清的父亲病重，家里来信催他回去看看。老孙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能离开。矿务局长知道了这件事，批给他假，还特批了路费让他回家探望病重的父亲。老孙回到家时，父亲已经病逝。他看到本村乡亲们生活困难，便把携带的钱给了有困难的乡亲们。回鹤岗的路费是他将儿子的手推车卖掉买的车票。
好清历任南山矿的副股长（副坑长）、坑长、副矿长、矿长等职。1966年6月退休，带领全家回原籍农村。临走时，他没要公家一件东西，不让单位欢送，穿戴着往日的一套旧衣旧帽，离开他战斗了大半生的鹤岗矿山。1977年4月在家乡病逝，享年75岁。
彭诚
原名彭诚瑞，1920年生，山东省沂南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奉调东北，先后任合江省委交通科长，合江日报社行政科长兼印刷厂厂长，合江省、松江省总工会部长、秘书长，佳木斯森林工业管理局党委书记，中共松江省委林业部副部长，中共黑龙江省委林业部、第二工业部、工业部副部长、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鸡西市委第一书记，伊春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合江地委副书记兼佳木斯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中共鹤岗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等职。
彭诚9岁入学读书，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老师经常在同学中表扬他。1939年八路军到鲁中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彭诚受到共产党的教育，萌生了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他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在本村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并担任队长。他工作废寝忘食，搞宣传，扩大队伍，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小学教员、中心校校长、区文教助理，沂南县文教科科员。此期间，他不仅是教师，还是好民兵，在配合部队反扫荡中，作战勇敢，受到上级嘉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彭诚响应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号召，随部队由山东到达东北。1946年9月，在任合江日报社行政科长兼印刷厂厂长时条件艰苦，为保证按时出报，他和工人一起昼夜奋战，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工人们称他为我们的好厂长。1952年4月，彭诚受党的重托来到佳木斯森工局，任党委书记兼局长。到任后，走访工人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指导下，经多方努力建立了职工疗养院、托儿所、子弟学校。1953年6月彭诚任松江省委林业部副部长职务，次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林业部副部长。他从事林业工作十一年，作风深入，脚踏实地，从完达山脉到大小兴安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从反封建把头残余，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扭转混乱局面，到建立林业生产秩序，为国家生产木材，增加森林后备资源做出了贡献。他工作认真负责，关怀工人群众。他常说：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群众的疾苦就是我们的疾苦，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要切切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几件有益的事情。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和工人打成一片，受到工人们的爱戴。
“文化大革命”中，彭诚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残酷的迫害，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1972年后，他重新工作。
1978年6月彭诚任鹤岗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他来到鹤岗就把心扑到了鹤岗生产建设上。根据鹤岗以煤炭生产为主的特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煤炭生产。他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积极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新春佳节之际，彭诚深入煤矿看望矿工，就在他生前最后一天，还走访劳动模范，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人民群众心中。1979年1月30日，高血压冠心病发作逝世，享年59岁。
李松波
河北省安国县人，1921年7月17日生。1937年毕业于伪满新京（长春）医科大学。
1949年9月，经朋友介绍来鹤岗应聘为矿务局职工医院儿科医师。工作中认真负责，关心患者，1950年被评为矿务局二等劳模。
松波是鹤岗市著名的儿科医生，他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对患者有深厚的感情，在医术上不因循守旧，治学严谨，挽救病儿甚多，为群众所公认。有些病人就诊，经济上困难，他体贴患者，尽量改进治疗方案，让患者少花钱把病治好。有的患者登门求医，有的挂来电话要求急诊，无论大人小孩，无论相识与否，既或正在用餐，也立刻放下碗筷，热情给予答复或前去诊治。
1959年担任市文教卫生部副部长领导工作后，也不脱离专业，并经常深入街道巡视病人，到学校了解儿童发育状况，到各区医院检查指导医疗工作。松波常说：“一个医生对病人没有感情，就不是个好医生”。“患者有百分之一挽救的希望，医生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一位矿工的小孩患病多年，到各地医院治疗均无效，后求医于松波，经他细心检查和精心治疗终于治愈。一患脉管炎患者被抬到医院就医，右腿呈棕褐色，四个脚趾已变黑。
患者的母亲哭诉，去了不少医院，都说这腿是保不住了。松波毫不犹豫收下这位患者。他翻阅了许多治疗脉管炎的资料，制定了一个活血、解毒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经月余精心医疗，患者右腿皮温升高，皮肤逐渐恢复红润。
松波历任矿务局妇幼咨询所所长，儿科科主任、主治医师，矿务局妇婴医院院长。是鹤岗市二、三、四、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鹤岗市政协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1月鹤岗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四、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松波均被选为副市长。1980年9月，鹤岗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3年11月20日，李松波因病逝世，享年63岁。
李庆萱
辽宁省本溪市人，1921年8月15日生，中共党员。解放前曾在本溪煤铁公司当学徒工，1939年来到鹤岗煤矿当电工，做过佣员和雇员。1945年11月，民主政府接管鹤岗矿山，李庆萱在矿务局变电所当电工。1946年5月后，历任矿务局股长、科长、技术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矿副总工程师、矿务局机电处副处长兼主任工程师、矿务局副总工程师等职。1950年5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党和政府送他到中国矿业学院老干部专修班学习文化。1952年入北京矿业学院学习，1956年大学毕业。1981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1949年，矿山开展了以改进技术、改善管理及劳动组织为目的的创造生产新记录运动。跟随许铁民局长到南山矿十一坑
调查研究的李庆萱，在工作面和工人一起研究，首创从每小班用18个炮掘进0.8米，提高到用12个炮掘进1米的新记录。庆萱从实际中受到启发。当时惯用的打眼爆破方式是锥心炮，他发现“锥心炮’药力分散，不能充分发挥爆破力，在矿师的指点下，他想最好掏出一个铆头形的药窝，炮眼的终点是个大头，装满火药，充分发挥火药的威力。他苦思苦想，夜不能寐，几次想扔下。在许铁民局长鼓励下，鼓起了研究试验的勇气，一天清晨，庆萱到矿务科去，见门上吊着一把锁，他找到钥匙一看，是一直棍，便对着这把钥匙琢磨起来，原来这把钥匙的头上是两股叉，嵌着一活动铜片，铜片顶到底的时候就弯回头来，再一旋转，锁头就开了。他从这把钥匙上受到启发，立刻联系到打眼的钎子头上去，如果按着这个道理制成钎子头，打眼时掏成一个铆头形的药窠，把火药集中一起，充分发挥其威力，就能克服惯用的打眼方法药力分散的缺点。庆萱顿时高兴得跳了起来，攥着钥匙，一口气跑到十一坑。庆萱的想法得到局长的支持，又向铁匠李士英师傅说了他的想法。他和士英反复研究试验，制造成功了药壶式掏槽钎子。士英一天能做6个。用这种钎子掏一个窠的爆破力，等于以前4个锥心炮的效果，成为鹤岗煤矿的一大创造，使掘进效率提高近1倍。每掘进1米，节省火药、雷管、导火线合东北币336645元。这一创造推广到西安、蛟河、大同、淮南等煤矿。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奖给李庆萱一等红旗奖章；煤管局颁发通令并发给奖金东北币1500万元。1950年9月，参加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参加了国庆观礼。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规章制度被砸烂了，技术管理也没人强调了。当时全局机电设备严重失修，各种事故不断发生。1972年，庆萱任局机电处副处长兼机电处主任工程师。目睹此情，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深入基层摸情况搞调查。矿井下、机器旁到处是他研究布置工作的场所。工作中狠抓设备的技术管理和老设备的更新换代。南山竖井单层罐笼提升紧张，有时下井要等两三个小时，他率领机电处、设计处及有关技术人员苦干一个月，制成单车双层罐笼，使提升效率提高1倍。
1983年7月，大雨成灾。兴山矿一井二井被淹，六井受到严重威胁。迅速排除大量积水成了当务之急。他集中了参预治水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果断提出迅速组织人力突击增设一趟输水管道，增大排水断面。63岁的李庆萱和大家泥里水里苦战一星期，铺设一条800米长的排水管道，治服了洪水。
庆萱在工作岗位上十分忙碌，在家里也紧张有序。每天早晨起床后，首先给大坝、泵房、电力调度打电话，询问供水供电情况。晚间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读书看报是他的习惯。喜读《史记》和唐诗。不管春夏秋冬，天天注意收听电台的天气预报。每逢降雨，必将专用的搪瓷缸放在外面，并委托孩子们注意看管，雨一停，就测量瓷缸里的水量。冬季，每下完一场雪就测量雪层的厚度。他的专用记事本记着降水的记录。
庆萤年青时喜欢打猎。孩子们大了，常和儿女们对弈。他说话风趣幽默，全家充满欢乐的气氛。他和爱人刘莹共同生活37年，相敬如宾，家庭生活和谐美满。
1984年2月17日，患心肌梗塞住院。1984年2月24日，庆萱与世长辞，享年64岁。庆萱逝世后，国家煤炭工业部于洪恩部长来鹤岗视察工作时，向庆萱的爱人刘莹说：李庆萱一生兢兢业业，为鹤岗煤矿、为煤矿事业立了大功，是有功之臣。
陈勇
1958年11月13日生。原籍黑龙江省阿城县。他高中毕业后，在红卫区农场劳动4年。在农场劳动时，坚持自学，1979年考入市技工学校，1981年9月毕业分配到机械局电机厂当工人。1982年3月到公安机关任民警工作。为了尽快掌握公安工作的本领，他刻苦学习公安业务知识，不到1年就独立办案，成为派出所的骨干。
陈勇在兴安区兴安路派出所工作2年，和街道居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冬天，积雪堵塞道路，他和群众一起刨冰运雪。夏季阴雨连绵时，他和群众一起挖沟排水。在他工作的地区，谁家拉煤，只要他赶上就帮忙。1983年夏季一天下午，陈勇在街道工作时，忽然发现19委夏令宝家房头草堆失火，他一面派人打电话通知消防队，一面组织扑火。当陈勇得知正在燃烧的小棚里有两桶汽油时，他奋不顾身冲进去和几名群众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抢出了汽油桶。在陈勇的组织扑救下，火被扑灭了。
1982年秋，一个6岁男孩，因乘错汽车到了兴安台，陈勇把小孩领到派出所，给小孩买了饭菜。两天后，在南山区找到小孩的父母。
陈勇对有劣迹行为的人，帮助改邪归正。居民李某，经常赌博不上班，因此夫妻不和闹离婚。在陈勇耐心帮助下，李痛改前非，在单位工作出色，晋升一级工资，夫妻重归于好。居民崔某沾染上流氓恶习，进行绺窃，陈勇与其家长密切配合，坚持不懈地进行帮教，感化得崔某说：“我不能辜负陈哥哥的一片心意，在工作上一定干出点成绩来。”
1984年3月7日上午，陈勇到担当区走访街道干部之后，来到19委10组，准备抓捕在逃分子、流氓犯王友江。两天前，王友江之兄王友林（劳改释放人员）说其弟王友江回来了。陈勇来到王家不见王友江，王友林假装出去找王友江，让陈勇下午再来。当陈勇从屋里往外走时，被早有预谋的王友林从背后用匕首猛刺头部，陈勇与罪犯展开搏斗。此时早已在屋等候的宋德林（解除劳教人员）与王友林二人持凶器向陈勇猛刺。陈勇因受重伤，寡不敌众而牺牲。
1984年7月11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陈勇为革命烈士。
丁惠民
黑龙江省绥化县人，回族，1919年2月21日生。8岁入绥化县清真寺初级小学校读书。1935年在绥化清真寺学习《古兰经》专攻阿拉伯文，后辗转齐齐哈尔、牡丹江、安东、沈阳、大连等清真寺学习12载。1949年于大连清真寺挂帐（即毕业），当了阿訇，任大连市清真寺教长。他以主人翁责任感，关心国家大事，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推选为大连市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当时，大连工学院的回民学生向他反映学校没有回民食堂，有的学生闹着要退学。这些回民学生是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丁阿訇知道后，立即同市委统战部、学院党委联系，积极采取措施，为12名回民学生建一座食堂，使他们安心学习。
1954年1月，惠民来到鹤岗任清真寺教长。1956、1958年及以后历次人代会均被选为省、市人大代表。1959年建立政协后担任市历届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理事和省伊斯兰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他一心一意跟党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少数民族，在全市回民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惠民刚来鹤岗，清真寺是一座年久失修的破旧草房，他奔走于回民居住地区，集资修建清真寺。丁阿訇又把原清真寺房屋利用起来，请几位回民，建起了“下水房子”（屠宰地），方便了回民生活。1957年丁阿訇在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成立了第一家回民商店和回民糕点厂。政府为回族人民修建一座回民肉食冷库，解决了回民肉食存放难的问题。随着鹤岗煤矿的发展，回民职工成倍增加。1958年，南山矿是回民职工集中地区，原有的回民食堂，满足不了回民矿工的需要，影响了回民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有的因生活不习惯，要回原籍。丁阿訇得知此情，一面在回民职工中作思想工作，一面与南山矿联系，反映情况，建议解决，并主动配合南山矿扩建了回民职工食堂，得到了回民群众赞誉。接着，在他的倡议下，回民矿工较多的新一、兴山、富力等矿都相继建起了回民保健食堂。丁阿訇经常出现在井口和回民职工家中，鼓励他们出满勤、干满点，为扎根边疆，建设矿山出力献策。
1960年，丁阿訇响应党的号召，艰苦创业，自己拿钱买了两口大缸，一口大锅，请4名师傅办起了回民酱菜厂，以厂养寺，既减轻了国家和回民的经济负担，又安排了回民就业。
“文化大革命”期间，清真寺受到冲击，丁阿訇也被“批斗”。清真寺的沐浴室砸了，回民棺架棺罩被抬走了，不准阿訇宰牛羊，激起了回民群众的不满和义愤。丁阿訇为了民族事业，挺身而出，作当时掌权者的工作和回民群众工作，使回民的风俗习惯受到尊重。还建起了回民新葬地。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丁阿訇精神振奋，致力于民族宗教工作。省、市政府拨款7万元重修清真寺。丁阿訇不顾年老体弱，他自行设计安排施工，于1982年建成了680平方米的二层楼清真寺。
丁教长一生勤奋学习，关心时事政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从不因宗教事务繁忙而缺席。
1984年11月27日，他带病参加政协会议，会议期间发病，及时送往医院，经全力抢救无效，当日无常（即去世）。
市民委在清真寺为丁教长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数百名回民怀着深深的敬意，轮流着用双手将他的灵柩托过头顶送到墓地。
陈恩普
辽宁省开源县人，1918年10月25日生于贫农家庭。少年读过4年私塾，15岁因家贫辍学，与父母种田，当过装卸工。1938年来鹤岗煤矿当铁路工人，受尽日本侵略者和地主、把头的欺压和剥削。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鹤岗解放后最早发展的党员之一。历任矿务局铁路车站站长、运转股长、车务段长、干部科长、中共鹤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市委常委、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党组副书记、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在任市委组织部部长期间，认真贯彻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教育本部门的工作人员，把组织部办成党员之家，使广大党员干部对组织有亲切感和信任感。在反右斗争中，他管辖的部门有个同志说了些错话，恩普则全面衡量一个人，认为此人年轻，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不是恶意攻击，属于好人说错话，避免一起冤案。
1960年5月，任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分工主持常务和文教卫生及区街工作。任职期间，中小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
60年代，全市工矿企业，分层次地办起职工业余学校，近万名职工进行文化补习、扫盲和技术培训。中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开办后，广大教师进行业务深造，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促进作用。医药卫生系统办起医疗技术培训班，使学有专长的老医务工作者充分发挥了业务指导作用，使一批青年医务工作者迅速成长。
恩普副市长对文教卫生工作，既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听到公园小学教室采光不好，影响儿童健康，便前去调查，拨专款给学校解决照明问题。有时到学校专门了解师生伙食状况，帮助学校解决副食供应。冬季来临，过问学校取暖。汛期到来，关心学校的安全。他在教师中广交朋友，了解很多教师的专长和家庭苦乐。广大干部和教师，都愿意和陈市长谈心、汇报工作。
恩普任副市长期间，关心人民群众健康。根据鹤岗的财力状况，积极争取资金创办医疗网点，为医院购置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设备，改善医院就诊条件和住院条件。拨资金选送在职人员到外地进修学习，举办各种培训班，使老医生传播医疗技术，提高医疗卫生队伍的技术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恩普受到残酷迫害。在受迫害最严酷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
1972年恩普恢复工作后，先后担任市革委政治部副主任、市革委副主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问题堆积如山，他以旺盛的革命热情，投入拨乱反正的工作中去。他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呕心沥血。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逝世的同志开追悼会，他亲自参加，安抚死者家属；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各种迫害的人赔礼道歉，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中去。
1980年9月，恩普当选为鹤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持常务工作，他对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和在新形势下开展人大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1985年10月5日，恩普因病逝世，享年68岁。
曹贵有
吉林省怀德县人，1925年5月生。高小毕业后随父务农。1949年8月参加革命，在兴山市（鹤岗）的国营粮店从事服务工作。由于贵有善于钻研，又有文化，做营业员不久就到粮食公司统计股当统计，1952年提升为统计股长。1956年9月提为鹤岗市粮食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初，被造反派揪斗，停职检查。后调到粮食局第一粮库当副主任。1972年任粮食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73年任粮食局局长。
1976年，鹤岗粮食局亏损额达到历史最高峰，年亏损1252万元。贵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下决心带领全局职工扭亏增盈。他带领粮食局领导班子成员，在对企业做了调查研究之后，决定在生财和用财上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抓潜力大的粮油加工工业，实行以工补商；抓原料有来源，产品有销路的综合利用，实行以副养主；抓外贸出口，实行以外养内；抓花钱多的仓储环节，实行节支减亏；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实行以议补平；大搞粮油食品工业，实行以厂养店。一年后，使粮食经营性亏损减少1000万元。
1980年，省委领导来鹤岗检查工作时，要求鹤岗粮食部门在全省第一个实现扭亏为盈，砸碎粮食部门亏赔合理，非亏不可的枷锁。贵有代表鹤岗粮食部门职工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他带领有关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反复测算，制订了扭亏为盈的方案。采取深挖企业潜力，搞活食品经营，减少花钱口子，拓宽流通领域等一系列措施，创出了扭亏为盈的新路。1980年实现利润49万元，1981年盈利102万元，1982年创利204万元，1983年实现利润234万元。
为了扭转粮食部门存在的官商作风，贵有向全局提出“要像抓扭亏增盈一样抓优质服务”。1983年，粮食局向全市人民发出9万张“最佳营业员”选票，让群众评议和监督粮食部门的服务工作。在北京订做3个景泰兰杯，在全局范围内开展优质服务夺杯赛。连续抓了3年，改变了粮食部门的形象，提高了服务质量。在努力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粮食部门广大职工，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向机械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使粮食部门基本改变了人背肩扛的落后、笨重的作业条件，提高了劳动效率。全市粮店基本实现机械化、标准化；食品产销网点配套；仓储及吞吐能力成番增长；机械化程度逐年提高。浸油车间、大型面粉车间、玉米联产车间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大豆蛋白车间的产品远销海外，每年换回大量外汇。鹤岗市粮食局，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单位和国家商业部的“六好企业”。
贵有在任鹤岗市粮食局主要领导期间，为鹤岗市粮食企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80年10月任粮食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他在1980年、1982年、1983年3次受到市委、市政府的嘉奖，荣获市优秀干部称号。1984年任粮食局党委书记。1985年12月31日病逝，享年6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