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常川拼音：qu chang chuan

　　曲常川，1913年7月，生于山东省牟平县曲家长治村，学生出身。父曲德俊，农民。1934年分家时，分得草房4间，地7、8亩，与五哥曲信川一起居住。12岁以后于本村先念共和国文后念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还夹杂念三民主义，接着入邻村埠西头高小念2年书，尔后辍学1年有余。
　　1934年12月，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分村师范（即莱阳乡师）。1935年春入学，在乡师里无论是学习内容，还是师生的言谈举止都是他从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尤其是教务主任王衷一的进步思想对学生时代的曲常川影响很深。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向冀东、华北进逼，国民党政府屈辱卖国；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爱国救亡热潮之际。特别是“一·二九”、“二·一六”学生运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东征抗日的消息，对青年时期的曲常川影响极其深刻。
　　“七·七”抗战爆发，举国沸腾着爱国抗战浪潮。爱国救亡思想也冲击着曲常川，他不顾危险，置身于抗日救亡之中。与高玉麟、姜连登和姜寿诚等一起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37年11月到延安后，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经刘瑞森（队主任）、陈树香（队长）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入中央党校学习，9月毕业留中央党校工作。1939年春，在中央党校秘书处干部部任干事，又任总支委、校直总支委干事。1940年任总支委组织科长。1942年2月任生活协理员，一个月后又到秘书科工作。1945年春任第一部总务处指导员，直到日本投降后离开党校。
　　1945年9月2日，随干部团至东北。同年11月，组织派曲常川到黑龙江省。在任德都县工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和书记时，他带领当地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对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1949年3月，任海伦县委书记。1952年底，调省委组织部工作。曾主编《党的生活》杂志。
　　1952年12月，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54年春任代部长，8月合省后任组织部副部长；以后又任松花江地委常务书记。1960年5月，任安达市委第一书记。1961年4月15日，在任地委石油领导小组组长期间，集中抓了石油工业的开发与建设，并亲自主持了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的喷油典礼；8月7日～11月1日，在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欧阳钦等领导视察安达、大庆时，他汇报了工作。
　　1963年3月27日，调任伊春市委第一书记。1964年政企合一后，任特区党委书记。任职不久就明确提出伊春是国家木材生产基地之一，我们一方面要保护好现有森林，保证国家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克服重采轻育的思想，为子孙留得青山常在，培养一代好林子。为了寻找合理经营林业，快速管理林业的新路子，他虽年已逾半百，却不顾酷暑严寒，在一年时间里到了80多个林场、营林所实地考察。这一年冬季，他全面检查了企业对木材的使用情况，并连续处理了多起违纪事件，有效地刹住了乱砍滥伐现象。他在林场检查工作时，发现烧好材情况比较普遍，他算了一笔帐，全区每年烧柴以120万立方米计算，按其中约有30％左右的好材，则有近40万立方米的好木材被烧掉了。他当即责成有关部门，严令禁烧好材，号召农村烧茅草，城镇烧煤炭，林场烧枝丫，以煤代木。他到基层，群众说他：“披件破棉袄，到处看林子”。在家时，经常早起查看南、北山和街道绿化管护情况。一次，他发现3只羊一个早晨啃坏200多株树，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让大家都来抓这件事。他还根据当时毁坏林子的各种表现，提出要坚持经常向全区人民进行爱护森林的教育，并建议小学课本增添爱林护林教育篇。
　　为了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目标。他夜以继日的工作，调查了大量照搬国外的皆伐方式；更新造林跟不上，造成荒山秃岭和水土流失的严重情况。指出要摸索出一个适合中国林业特点的采伐方式，以取缔大面积“剃光头”的做法。为此，他对1958年乌敏河林业局副局长由心传和工人一起创造的采育兼顾伐的迹地进行了详细考察；这种采伐方式，是把成、过熟林木采出来，幼壮树保护好，天窗空地加以补植，采后三四十年即可轮回再伐，较之皆伐后重新造林，生长周期缩短一半以上。他将这一采伐方式在全林区推广，突破性地改革了沿袭多年的“剃光头”采伐方式。他的这一主张，在1964年1月，林业部召开的林业领导干部会议上得到了充分肯定。以后，他又把主要精力用于抓营林上，他要求在完成木材生产任务后，应积极搞好营造林。一把手抓全面，二把手主要抓营林生产。在他的努力下，伊春营造林保存率达到41％。此外，对苗木基地建设，年度更新造林计划，人力财力之使用，都亲自协同有关部门妥善安排，并调动各方力量组织落实。每当造林、抚育季节，他与工人一起栽苗、锄草，看到苗木歪了，就扶正；土培不严，就填土踏实；天旱苗枯，就和大家一起担水浇灌。1964年3月，他去东风林业局看到由于生产工艺、劳动组织、作业方式和机关改革的成功，劳动生产率、利润、成本将达到或超过预计标准，就指示森工生产方面的改革，要做巩固提高工作，使已获成果稳定下来，下一步改革应把重点放在摸索出适合小兴安岭的采伐和更新方式上，不可单纯地追求劳动生产率，而忽视加速更新造林这个根本大计。根据曲常川的意见，东风林业局党委与市委工作组一起，在推行“采育兼顾伐”的基础上，创造了“采育双包制”。采育双包是他系统地研究了各种采育方式沿革过程和其各自的利弊后，亲自总结出来的。7月20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杨尚昆等中央领导视察东风林业局时充分肯定了这一经验，并指示要在全国林区推广。这一年冬季，第二批社教开始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他预感到这批社教有可能把东风、新青经验搞垮。在无力防止，又要保住已获成果的情况下，他亲自主持了上甘岭林业局的社教工作。要求上甘岭搞好社教，促进生产，争取劳动生产率达到500立方米。1965年上甘岭劳动生产率超过了500立方米，赶上了木材生产先进国家瑞典。
　　曲常川刚来伊春时，有关部门给他安排了两间没灶房的房间。他让在走廊搭1个锅灶不要粉刷。公出回来时，他发现墙壁粉刷了，地板油了坚决不住。后来，行政科又给他安排了1户家属房，他和1名瓦工把火墙修补一下，用破麻袋沾泥砂蹭一遍一住就是几年。他家里1把木椅子也没有，和他谈工作，炕头一个，炕梢一个。他常说：“国家财产是人民的血汗钱，作为领导人只有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的义务，而无乱用国家一个铜板的权力。”在他担任市委第一书记期间，市委没有发生过一次用公款请客送礼的事情。
　　1969年6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他被隔离审查，身染多种疾病，虽经治疗，终因其在精神、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于7月9日凌晨病逝，终年57岁。临终前，他还说：“……革命就要有牺牲，和无数先烈比起来，我的死算不了啥……。”还嘱托：“我无论死在哪里，都要把我的骨灰埋在伊春的南山或北山，我永远和伊春人民在一起。”根据曲常川的遗愿，中共伊春市委、市政府于1978年7月9日，为其骨灰举行了安放仪式。
　　1983年9月1日，中共伊春市委、市人民政府，于北山松柏丛中为其树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