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综述
概述

　　中东路修筑前，绥芬河地区只有1个小村落，村落人以采集山产品和狩猎为生。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中东路东部线通车后，以铁路车站为中心的铁路附属地有中外商人涉足，形成口岸商埠。当时，沙皇封锁海参崴港，禁止人民同外商自由贸易，导致市场混乱、物资奇缺，形成地下走私贸易市场。在这样一个地缘环境下，绥芬河地区口岸经济的龙头，便被向俄国走私贸易的高额利润所左向。到1914年，以走私贸易为主要销售渠道的中国杂货商达108户，由走私老客支撑的旅馆、饭店也兴盛起来。

　　1910年，东宁富宁屯垦公司在寒葱河畔垦荒开发，始有农业经济的雏形。

　　1915年，阜宁屯垦公司（原富宁屯垦公司）由东宁迁入绥芬河地区后，垦荒规模扩大，农业经济形成。

　　1916年，阜宁屯垦公司主办万福华因痛同胞在铁路附属地内经商受俄人盘剥，使国体主权交受损害，于铁路附属地界外创办“中华市场”。“中华市场”是中国人自己的市场，政策优惠，民族商人纷至沓来，发展甚快，形成了与铁路附属地的鼎足之势。

　　到1920年，铁路附属地内城市建设形成规模；“中华市场”已扩展成阜宁镇（无行政建制），有中心大街6条，排列商号270余家，超过了铁路附属地。一个以商业为中心，农业为侧翼，手工业、服务业、食品业、酿酒业和小规模发电为附属成分的经济格局在绥芬河地区形成。

　　1917—1924年，国家逐步收回中东路主权，绥芬河成为准市级建制。由此，绥芬河地区始进入独立自主的经济建设时期。

　　1922年张宗昌到绥芬河地区平定卢永贵兵变后，受命于张作霖镇守绥芬河。张宗昌为了迅速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在绥芬河地区推行鸦片经济。种罂粟的高额利润，使裕宁公司垦区成为一个罂粟园。趋利而至的烟农有几万人，熬制鸦片的土作坊达 400余户。丰厚的烟税收入，满足了张宗昌的军费，达到了扩兵的目的，养兵一二万人。地方市政建设投资，也以“捐”的方式筹集于民，有公园、游湖成就。

　　走私、种罂粟，是20年代绥芬河地区经济的热点。人口暴涨，顶峰期达 6万之众，也有说10万的。国际上称绥芬河地区为国境上的商业都市。由于大众心理上的“淘金”观念，很少有人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背离了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一个殷实繁荣的商工城市失之交臂。

　　1924年张宗昌调离，国家恢复烟禁。同时，苏联政府严厉打击走私活动。在失去罂粟、走私这两个支点后的绥芬河经济该向何处发展，开始在工商界酝酿，李金生等工业企业家踌躇满志。

　　1933年沦陷后，绥芬河地区成为日本侵略者反苏的军事要塞。中东路被封，啤酒厂被拆迁到哈尔滨，发电厂被日本侵略军接管，商店纷纷倒闭，国境商都之星彻底陨落了。

　　1945年 8月解放后，中东路重新开通。1946年，东北人民政府组建东北贸易总公司绥芬河办事处，代行海关职能，确立了绥芬河国家口岸地位。当时，对外贸易权属于国家，中苏两国间的民间贸易，两个边境地区间的地方贸易未开展，口岸与地方经济分离。

　　解放初，绥芬河区为东宁县政府所在地，是全县的经济中心。1952年县政府迁东宁镇后，绥芬河区列为东宁县经济的农业区。由于地域冷凉，土地瘠薄，农业并不发达，加上长期形成的粗放经营习惯，以致在后来的集体生产条件下，粮食平均亩产仅200斤左右。

　　到1968年，绥芬河地区仅有6家工厂，其中新建2家；城市建设投资能力微弱；解放后23年间，只修了一条柏油路，1座铁路俱乐部，1座国家卫生检疫楼，1座自来水厂。

　　1968年建制升级为县级区后，加强了边防与口岸城市的地位。国家投资多，各项事业发展较快。尽管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兴办了纺织、化学、农机修造、建筑材料等工业门类的一些企业，填补了多项工业空白。在原啤酒、炉渣砖 2个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棉布、玻璃丝、珍珠岩、农机配件等新产品。流通领域，也由过去的零售市场，发展为零售、批发两个市场。经济格局仍以农业为中心，工业企业利润不高，但解决了青年的就业问题，在稳定人民生活上作用巨大。

　　绥芬河区经济效益不高，财政收入不多，财政支出多靠国家拨款。绥芬河因口岸设区，区财政却不能利用口岸生财，处于由国家供养的状态。1973年撤销区建制，恢复原两个公社建制；恢复了在东宁县经济格局中的农业区地位，使工业经济处于维持状态。原仅有的 1处能源工业——绥芬河发电厂，也彻底拆迁到东宁县城去了。

　　撤销区建制后，绥芬河地区无统一的行政领导，很不适应日益复杂的边防和口岸管理的需要。1975年建制再次升格，成立县级市。在“地盘越小越好管理负担越少”的思想支配下，将原属于绥芬河地区的南天门、新屯子、马架子、二道岗子、二段等农村和林区划给东宁县。所辖面积由960平方公里，减至460平方公里（区划面积）。

　　绥芬河市经济很薄弱。1976年市财政收入为183.2万元，其中企业收入-24.7万元，税收43.3万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164.6万元，占市财政总收入的89.8%。

　　在国家辅助下，城市建设发展较突出。1978年修筑柏油路4 500平方米，修整砂石路2.5万平方米；累计公产住宅面积达 7.7万平方米，人均（城镇人口）居住面积3.42平方米，累计办公楼及厂房等建筑面积达2.3万平方米。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市啤酒厂在拓宽啤酒市场的同时，开发出以本地野玫瑰为原料的儿童营养饮料——“维多思”新产品。“维多思”饮料曾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被国家评为优质产品。市政府看到野玫瑰系列产品开发的前景，确立了玫瑰经济战略。成立玫瑰栽培试验园，研究野玫瑰的人工栽培技术，开发玫瑰系列产品，其中有玫瑰油的提炼，拟形成玫瑰经济作物——玫瑰工业产品的经济链。

　　1984年 8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绥芬河市时提出：“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同苏联企业开展贸易。”由此，绥芬河市进入口岸经济新时代。

　　1985年5月和7月，分别成立了绥芬河市边境贸易公司和绥芬河口岸物资交易中心，通过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的外贸公司代理，探索同苏联开展边境贸易的路子；当年实现对苏联进出口贸易额 300万元。1987年，国家经贸部正式授予绥芬河市对苏联开展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的权限。1988年元宵节，绥芬河市创办“绥芬河市灯节洽谈会”，邀请苏联及国内贸易代表团来绥芬河市考察、洽谈，建立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同年 5月，黑龙江省政府批准绥芬河市为“黑龙江省通贸兴边试验区”，在贸易、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审批、劳务输出等方面给予一些优惠政策。

　　到1988年边境贸易成交额达12 958万瑞士法朗，年末过货实现 3 500万瑞士法朗。更重要的是，边贸和经济技术合作已成为绥芬河市经济的龙头。全市各战线成立19家贸易分公司，加入绥芬河市边境贸易公司，形成强大的对苏贸易阵容，也形成了以贸促工，以贸促农，以贸兴边的绥芬河市经济格局。其中农业率先闯出一条外向型农业的路子，解决了因受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生产效益不高的问题，开始了国内外效益农业的经营。有首批农民赴苏联种菜，成功的同苏联开展了经济技术合作。工业发展的路子尚不明晰，玫瑰经济的路子被放弃了，工业发展势头较80年代初有所减缓。

　　在改革开放通贸兴边战略方针指导下，绥芬河市地方经济实现了与口岸的拥抱，开始繁荣了。在1988年的财政收支决算中，总收入实现1 668.7万元，其中市本级收入644.1万元，占38.6%，省补助收入841.4万元，占50.4%，上年结余183.2万元，占11%；市本级收入比1976年提高28.5个百分点，国家投入比1976年减少39.4个百分点。人民生活提高了，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由1958年的41.77元跃至1988年的1 529元；城乡人均储蓄额达1 219元和519元。

　　至1988年，绥芬河市已初具经济实力：有社会劳动力1.15万人，其中工业0.26万人，占22.6%，农业0.24万人，占 21%，商业、服务业0.17万人，占14.8%，其他0.33万人，占41.6%；国民收入积累 3 551万元（现价），其中固定资产1 933万元，流动资产1 618万元；城乡居民和私人住房积累总额为 462万元，城乡建设投资能力2 221万元，人均921元；银行贷款占用额11 737.4万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占用10 676.1万元，固定资产贷款占用840.6万元，农业贷款占用99.7万元。全市有工业企业31个，商业机构66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