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历史问题纪略


　　一、反右斗争

　　1957年11月，绥芬河镇按上级部署开展党内整风运动。镇委及基层单位，分别召开党、团员和干部职工大会。层层动员，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消除顾虑，积极参加运动，大胆鸣放，向党组织和领导人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一些干部、职工就中苏关系、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及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进行鸣放，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1958年 5月15日，停止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镇党委和外事党委对整风鸣放中的重点人及鸣放的重点问题，进行分类排队，按照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政策界限规定，报东宁县委批准，全镇划出右派分子8名，其中外事机关干部1人，财贸系统 2人，教师3人，干校干部1人，手工业社工人1人。在财贸系统划定坏分子2人。定性后，镇党委、外事党委及各基层单位召开各种会议，批斗8名“右派分子”和 2名“坏分子”，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高潮。这8名“右派分子”被逮捕判刑1人，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劳动改造5人，开除公职留用1人，免于处分1人。2名“坏分子”被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劳动。运动至年末结束。

　　1978年4月，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经市委改正办和统战部认真复查，认定原划8名右派分子和2名坏分子全属错划，实事求是的全部予以改正，为他们恢复政治名誉和公职。

　　二、大跃进

　　1958年 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后，在全国掀起了以“大办钢铁”、“大办粮食”为核心的大跃进运动。提出“实现钢产量1 070万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跃进口号。

　　1958年 6月，在党委动员下，全镇职工捐款集资，办起地方工业铁工厂。其中前进社捐款100余元。镇内各单位 400余名职工共捐款6 179元，军政、海关等部门平均每人捐款20元。地方铁工厂组建后，把大炼钢铁作为重要任务。支部书记和厂长带领职工到十八盘山、五花山、南沟、鹿窖岭等地寻找铁矿石。找到后，用土办法熔炼，因矿石品位低和设备技术差而失败。后又改以草炭炼油，因不懂技术和违背客观规律而告结束。同时，公社党委规定，每个单位，每户居民必须搜集各种废钢铁、金属卖给国家，如果有完不成规定数目的，就被视为对“大办钢铁”的态度问题而受到批评甚至批判。为支援国家，也迫于形势，广大职工、社员、驻军官兵不分昼夜，不畏风雨地挖掘废钢铁。啤酒厂门前石桥和镇区北侧小桥上的铁轨，铁路机务段的旧机车库，全部被职工拆除卖给国家。很多居民还将家中用的各类铁器、金属制品、装饰品等作为废金属卖给国家。全镇共挖掘和收购废钢铁2 473吨。其中铁路系统1 643吨，镇直和农村717吨，海关30吨，外贸公司13吨，边防检查站70吨。年收购量比1957年增长4倍以上。1958年11月，绥芬河公社党委组织社员群众通过大辩论，狠批地冻不能深翻等各种“右倾保守思想”，调动各作业区社员和城镇机关干部、职工，男女老少 1 000多人集中到友好、胜利两个作业区，进行深翻大会战。同时还将电话、广播、供销、医务等部门及文艺宣传队调到田间，进行宣传鼓动。经过铁钎凿，炸药炸，深翻 3尺，建成“试验田”、“丰产田”。地表腐殖土被深深地埋在白浆土之下。使两个作业区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

　　文教、卫生、政法等各行各业，也卷入“大跃进”的浪潮。卫生工作提出：个人卫生，每人一个脸盆、一条毛巾；环境卫生，“横看成块，竖看成线”。同时，全市倾城出动，敲锣打鼓进行围剿麻雀、捕抓老鼠、挖蛹大会战。搞得人人疲惫不堪。政法工作提出：刑事案件侦破率100%，治安实现“四无”，即无盗窃，无破坏事故，无重大火灾，无赌博。其结果是既没实现治安的“四无”，侦破率也未达100%，“逼供信”现象却不断增多。

　　大跃进时期形成的“浮夸风”、“瞎指挥风”，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块绊脚石。

　　三、文化大革命

　　1966年 7月初，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序幕中，绥芬河镇中学的几名学生成立“革命青年战斗组”的“造反”组织。军政委员会和镇公社党委依照上级部署，派出工作组到镇中学进行调查和干预。随之这个学生组织悄悄解散。到8月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首都红卫兵后，镇中学 200多名师生宣布镇中学红卫兵总部正式成立，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卫兵总部成立后，第一个革命行动是“破四旧”，将《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古文观止》、《沙士比亚戏剧集》等书籍搜查烧毁，谓之“造反有理”。

　　同年10月下旬，绥芬河镇中学、铁路民办中学选出红卫兵代表，由教师带队，共42人赴京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其他红卫兵纷纷外出搞“大串联”。

　　同年12月，卫生检疫所成立“虫媒战斗小组”后，各外事机关、铁路系统、城镇公社及工厂、学校、农村、街道居民委纷纷成立造反组织。

　　1967年1月，各单位造反派纷纷召开“点火”大会，开始冲击各级党政组织。1月24日，外事机关造反派夺权。1967年 1月25日，以镇中学红卫兵和外事机关造反派为主的19个造反团，500多人，在军政俱乐部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迫使军政党组和公社党委就派工作组的问题当众检讨、认罪。随之镇内各单位相继夺权。仅 5天时间，军政委员会、公社、铁路系统及其他基层单位的党政大权，全部被造反派夺取，为造反派的接管委员会（小组）所取代。党员停止组织生活，革命干部被揪斗、游街，机关、工厂、学校不能正常办公、生产和教学，全社会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

　　至9月26日，全市有造反团（队）140个，造反派1 571人。11月 7日发生两派300多人揪与保一军管干部的两派武斗事件。

　　1968年2月21日镇内按系统成立机关、工交、农林、财贸、文卫、红卫兵6个造反总部，下属87个造反团，2 157名造反派。

　　3月7日，成立军、干、群三结合的绥芬河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1968年 4月10日，全区（不含铁路系统）22个单位、10个大队全部建立革委会。

　　从1966年9月到1968年3月，仅在军管会正式备案的（不含随揪随放的干部，不含铁路系统）被揪斗的干部达31人，占绥芬河干部总数的26%。其中处级以上干部 3人，科级干部9人，股级干部9人，农村大小队干部10人。

　　1968年4月 9日，区革委在北寒大队召开全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挖“三特一叛”运动）。 会议确定由公安军管小组在反修大队搞清队试点。之后区革委又多次召开全区群众大会，做清队动员。在此期间，区公安军管小组在反修大队，一夜之间揪出36名“苏修特务”。此做法被视为经验加以推广，致使全区城乡揪斗成风。

　　至1969年5月，全区（不含铁路系统） 清队集中关押“三特一叛”269人。其中处级干部3人，科级干部4人，一般干部12人，群众250人；按揪斗罪名分，“苏修特务”45人，“日特”15人，“国民党特务”2人，“叛徒”14人，“历史反革命”35人，“现行反革命”20人，“坏分子”14人，“中央胡子”10人，“密探”52人，“一般历史问题”的15人，“一般反动言论”的39人，“内部矛盾”的8人。以上人员被判刑的20人，动迁内地33人；造成死亡10人，伤残8人。

　　1968年 8月24日，区革委在铁路俱乐部召开千人大会，发动群众揪斗“漏网走资派”，并当场揪出卫东大队支部书记卢立国等 3名干部。9月21日，区革委又在建设小学召开全区1 500多人大会，继续鼓动揪“漏网走资派”，并再次当场揪出两名大队干部和一名区革委领导。至1969年3月，揪出各级“漏网走资派”16人，占全区（不含铁路系统）已揪干部数的50%，其中局级干部2人，股级干部5人，一般干部9人；罢免干部32人，占原干部总数的27%。

　　1970年后，先后进行“整党”、“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政治谣言”等运动。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下旬，市委成立“文化大革命”揭批查领导小组，开展“三大讲”、“清查”、“两打”以及整党整风运动。

　　1978年6月，进行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对248起案件逐个进行反复的查证核实。同年12月 8日，召开全市平反冤假错案大会，为原绥芬河军政委员会主任张庆禄、原绥芬河军政保卫部长赵奎等 7名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平反。会后，各党委召开各种类型的三案平反大会。截至1980年 5月25日，全市248起冤假错案全部平反。其中给33名干部重新安排工作；对9名致残者定为比照公伤处理；为 158人补偿经济损失（农村58人补工分）或发给困难补助费，总计人民币 5.156万元。原有不实材料全部销毁，落实政策的平反材料全部装卷归档。同时，对“三案”制造者、打砸抢人员也分别进行处理：全市立案的7人，其中科级干部1人，一般干部5人，社员1人；根据其情节轻重，定性二类1人，三类6人；行政撤职1人，开除党籍1人，撤销党内职务1人。

1966—1976年绥芬河市“文化大革命”事表　　表15—5—①


　　表15—5—②


　　表15—5—③


　　表15—5—④


　　表15—5—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