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打击犯罪与帮教运动


　　一、刑事案件

　　民国时期，匪患猖獗。拦路抢劫、入室偷盗、绑架人质等案件屡屡发生。1928年，仅 1个月内就发生刑事案件9起，其中偷盗5 起，杀人4起。僻静处无人敢走。天黑后，须持枪行动。现通天路北端、昔称八家子的地方和铁路大桥附近，被土匪劫杀的尸体随时可见。居民联合向警察署递交“允许携带武器”的申请，警察署备案未准。

　　武装土匪袭击火车的事件经常发生。有土匪公开扎营于苏联境内，随时过境抢劫。走私者的小路也频遭袭击。有“市警”、“护垦队”和“保卫团”的保护，匪患收敛，但终不能禁。商人和农民只好花钱养匪。割大烟的送烟份，住沟里种地的凑鞋脚钱，商店老板送“给养”等等，以保无虞。

　　民国时期，社会不安定因素主要有贩毒者、赌徒、二流子（游手好闲者），发财狂，其或偷或盗或劫或杀，以填毒坑、赌坑、财坑。

　　解放初，在人民政权建设过程中，伪警宪特分子、土匪恶霸纷纷出笼，混入农会内乱抓乱斗。1946年“五·四”暴乱后，国民党挺进军分子抓人杀人，搞得人心惶惶。1946年平息暴乱后，人民公安配合土改工作团，用党的政策启发引导群众，开展反奸清霸斗争；清算、斗争和处决了负有血债、民愤极大的日本宪兵队特务杨德福夫妻、郑老六、于忠堂、李氏、张仁风，恶霸刘维彪、黄丕祯，土匪杨胜仁、常法楼、王克生等。

　　在完成土地改革、剿匪和村屯民主建政后，绥芬河区于1949年5月至8月，开展反动党、团、特和反动会道门坦白、登记运动。全区有 126人坦白、登记各自的政治历史问题。其中反动党团登记：国民党党员 3人，“挺进军”22人，伪警宪特7人，伪保长2人；反动会道门登记：一贯道徒34人，“孔孟道徒”29人，其他一般道徒29人。

　　完成对社会反动势力的围剿后，又发动群众起枪（日伪时期遗弃的枪支弹药）清除社会隐患；开展“四防”教育（防奸、防谍、防火、防盗），监督、改造和管制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严防反革命破坏活动。

　　1950年少数反革命分子乘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迎接美帝和蒋帮重返大陆。

　　同年12月，在全国统一部署下，绥芬河区在东宁县委和公安局领导下，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经政法机关查证核实，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35人。其中押送原籍4人（由山东逃来的还乡团分子），判处死刑1人（“挺进军”首恶分子解景繁），判处有期徒刑24人，依法管制 2人，宽大释放4人（主动坦白交待，罪行较轻）。

　　1952年 1月21日，中共东宁县委工作队进驻绥芬河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俗称“打虎”；当月24日，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以“反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的“五反”运动（也称五毒）。运动期间，逮捕法办1名严重偷工减料的业主和1名贪污抗美援朝捐款的不法分子。

　　50年代初，军政委员会保卫部建立包片民警制度。包片民警常年深入村屯，与群众形成鱼水关系。民警邱士安在建设村包片，对每户每人都了如指掌，老百姓常言：谁家的锅门口朝哪他都知道。50年代，绥芬河除政治犯罪和经济犯罪以外，其它重大刑事犯罪甚少，有些小偷小摸案，在邱士安的辖区内，破案不过当日。在边境禁区内，外来人员甚少。长期的“四防”教育，一个陌生面孔出现，大家都要审视一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绥芬河人的风范。白天，以绳拴门、以门扣挂门，或开着窗户挂着门，仅是一种主人不在的信号表示，无防盗之意。偶有所失，不出两天，邱士安准让“小偷”登门归还。政治犯主要是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甚少。经济犯罪主要是贪污，投机倒把等。其他刑事犯罪主要有强奸、盗窃等。案件均不多。1956年发生刑事案件8起，其中奸污案3起，盗窃案 5起。至1960年三年灾害时期，在物资极度缺乏、吃代食品的情况下，也少有重大偷盗案件发生。

　　1957年反右斗争后，管制对象由四类增至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简称五类分子。五类分子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行动受限制。全公社有被管制五类分子57名，其中地主分子26名，富农分子14名，反革命分子9名，坏分子2名，右派分子 6名。1959年五类分子新增18名，其中地主2名，富农 1名，反革命分子8名，坏分子6名，右派分子1名。1960年，“五类分子”的变化情况是：死亡2名（地主分子），被判刑2名（地、富各 1名），摘帽3名（右派分子2名富农1名），迁出3名（反革命分子1名、坏分子1名、右派分子1名），外地迁入1名（地主分子），新戴帽7名（富农分子2名、反革命分子4名、坏分子1名）。

　　1960年发生建国后首例杀人案。杀人犯薛景安，因贪污和两性关系问题，报复杀害检举人，致一死一伤，本人亦自杀。同年，发生反革命案2起，一起反动标语案，一起反动书信案。

　　1962年，全年发生刑事案件4起，行政拘留2起；查处越境犯168人，其中朝鲜公民52人。

　　1965年，有五类分子53名，其中地主分子8名，富农分子15名，反革命分子17名，坏分子6名，右派分子7名。在五类分子总数中，有5人被管制，其中反革命分子4名、富农分子1名；有48名被监督生产，其中地主分子8名，富农分子14名、反革命分子13名、坏分子6名，右派分子7名。在管制和改造中，全公社53名五类分子，表现好的18名，占五类分子的34%，中间20名，占37.8%，不好的13名，占24.5%，有破坏活动的2名，占3.7%。对表现不好的5名受管制的五类分子，发动群众批判斗争；法办2名有破坏活动的五类分子；为1名表现好的富农分子摘了富农分子帽子，成为正式社员。

　　同年，发生刑事案3起，人口（15 214人）案发率0.197‰。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阶段。区公安军管小组一夜间在反修大队挖出“苏修特务”36名。至1969年 5月5日，全区揪出“三特一叛”269人，其中判刑20人，内迁33人，死亡10人，伤残8人。1970年初至1971年6月28日，进行“一打三反”（反盗窃、反铺张浪费、反投机倒把、打击反革命）运动，揪出27人（一打19人三反 8人）。其中判刑3人，戴反革命帽子被管制 1人，内迁4人，其他19人。在运动中，发生张吉珍纵火案。张吉珍多次申请与丈夫离婚被有关部门以理由不足而拒绝，产生纵火嫁祸丈夫以达离婚目的的想法。其夫是建西大队三队饲养员，在马号住宿。张吉珍点燃铡草栏子，大火蔓延成灾，烧死马11匹、牛4头、驴2头，畜舍4间，饲养室3问，饲草10万余斤，价值 5万余元。案发后，阶级斗争论先入为主，受阶级斗争积极分子的诬陷，原队长金德昌被逮捕批斗、非法关押 3个多月。后，调整破案方向，10天破案，纵火犯张吉珍被逮捕归案，判刑10年。

　　1979年，根据中央部署，为五类分子摘帽，结束五类分子管制制度。地主、富农成分停止使用，一律称农民。同年，捕获刑事犯罪分子6名；审查处理4名苏联移交的越境犯。

　　1980年，青少年犯罪较为突出，全市共有违法犯罪青少年73名，其中男性71名，女性 2名；城镇户口50名，农村户口23名；在职职工15名，社员17名、待业青少年19名，在校学生22名；20岁以上30岁以下15名，20岁以下的58名，最小的11岁。有69名在本地作案，有 4名流窜作案。犯罪性质以盗窃为最，其它有流氓、打架斗殴、叛国投修等。犯罪行为是：由小偷小摸到大偷大盗，不计后果；结伙作案，重复作案，帮教后再犯。成因为父母离异，子女缺少管教；家长溺爱；家庭影响；受人教唆。对青少年犯罪问题，公安局向市委提出司法建议：各党委要把教育青少年纳入议程；加强学校教育；对企业青年职工加强法制教育；开展对失足青少年帮教活动；积极安排就业。

　　1983年 8月24日，遵照中共中央、省委“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布置“严打”斗争。市长丛福奎在“严打”大会上号召：提高认识，坚决贯彻执行“坚决打击，一网打尽”的方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积极行动起来，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截至1984年8月末，在“严打斗争”中，共搜捕各种刑事犯罪分子37人，破获积案2起、隐案15起，收缴凶器7件，收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3 000余元；共判处有期徒刑18人，拘役 7人，管制3人，劳动教养2人，免予起诉2人，教育释放5人。此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合并进行，称双打斗争。

　　1984年，市公安局总结治安形势，对治安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三点：一是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后，工厂企业精简了一批剩余劳动力，如市棉织厂在册职工 220名，有60人闲呆着，占职工总数的 27%；这些人闲散在社会上，生活没有经济来源，个别人走上犯罪道路。二是对外开放后，少数青少年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缺乏抵制能力，由好奇以致犯罪。三是在经济改革的形势下，外地大批工匠、施工队、个体商户进入本地，夹裹一些犯罪分子；1983年在施工队伍中发现违法犯罪分子3人，其中逃犯1人。

　　1985年，收捕人犯11人，判有期徒刑 3人，劳动教养2人，具结释放6人；杀人犯王东春执行死刑。王东春杀人案是建国后的第二起杀人案。综合发案率占总人口的0.62‰。

　　1986年公诉刑事案件9起12人，其中17岁至26岁青少年犯9人，占犯人总数的75%。在9名青少年犯罪中，城市8人，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88.9%；团员2人，占22%，一般群众7人，占78%。

　　9起案件中，主要是强奸和盗窃两类，其中强奸案 3起占33.3%，盗窃案6起，占66.7%。作案特点是：内外勾结结伙作案，其中两人以上结伙作案3起，勾结外地人结伙作案的1起；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屡教不改重新犯罪；工厂企业内部职工作案，占案件总数的66%。

　　截至1988年，社会治安和犯罪总态势是：刑事案件上升，青少年犯罪日益增加，盗窃案突出，凶杀伤害案屡有发生，诈骗、强奸案连年发生，卖淫、奸宿等流氓淫乱活动时有发生；案犯呈流窜作案特点，侦破难度大。

　　针对治安形势，在公安部门的指导下，全市采取预防措施，杜绝犯罪。主要做法有：一、全市大面积落实技术防范措施。有92个单位安装防盗自动报警器，占应安装单位的94%。3个银行安装感应式报警器。30个单位使用安全包取送款。居民为防止犯罪分子侵害普遍养犬。二、公安局创办保安服务大队，为企事业单位进行保安有偿服务，并担负起街道居民区的巡逻任务。三、对可能的犯罪对象，进行帮教和安置。公安机关掌握的劣迹青少年34名，逐一成立帮教小组进行帮教，其中有70%劣迹青年改好。安置“两劳”释放人员5人。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实行来客挂条制度。在外地施工队伍中建立治保会，配备专职保干。五、堵死销赃渠道。六、加强对重点人口的管理，共列重点人口 315人，列管率为13‰。七、加强枪支弹药管理。通过以上措施，较好地控制了犯罪。人口发案率控制在0.7‰。

　　在防范的同时，加大打击力度。1988年捕判各种刑事犯罪分子22人；劳动教养5人。

　　二、经济案件

　　1980年，市检察院受理经济检察案 3起，其中贪污案1起，滥砍盗伐林木案2起，其中公诉到法院1起1人，免于起诉2人，转党政纪律处分3人。同时，市检察院配合林政部门查处乱砍滥伐林木案件31起。其中行政拘留6人，罚款31人，收缴有关单位滥砍幼树赔款1.5万元，上缴国库罚款2.46万元。

　　1982年，在严厉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运动中，经济案件立案19起，结案18起；受党纪处分1人、政纪处分2人，构成犯罪5人，判刑1人，收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3.4万元。

　　1985年，检察院受理经济检察案件19件，立案12件，结案11件，其中盗伐林木 1件，投机倒把1件，有4人受党纪、政纪处分，挽回经济损失 2万余元，收缴木材60余立方米。检查院指出，经济领域犯罪主要表现是：有的干部利用职权之便，在工程施工中以提高工程造价、偷工减料、巧立名目购买高档商品、私分建筑材料和工程资金等手段侵吞国有财产；收受贿赂“入干股”；挪用公款进行倒买倒卖活动；偷漏税、抗税；盗伐林木。

　　1986年，市检察院检察经济案件11起，其中诈骗 1起，投机倒把5起，贪污5起，其中大要案5起，当年结案8起，追究刑事责任3人，公诉2起。

　　1987年，经济犯罪发案率占人口总数的0.25‰左右。

　　1988年，市检察院公诉经济案件6起，其中贪污2起、受贿1起、偷税2起、诈骗1起。在打击经济犯罪斗争中，对阻力大、案情复杂的大要案，市委书记亲自过问，主管书记亲自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