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非诉讼调解


　　绥芬河市素有疏诉讼厚调解的传统。家庭纠纷，诸如分家、赡养、财产继承、婚姻、抚养等，均由舅舅等出面调解。舅为大，有绝对权威。无舅者，叔伯、其它亲属、或邻里中长辈德高望重者均可请托调解。遗产继承及单亲赡养纠纷，多在丧事后产生。或舅、或叔、或德高望重者，在丧事完毕后的当晚或第二天不请自到，形成酒桌“合议庭”，调解纠纷。邻里纠纷、买卖纠纷、土地纠纷、伤害赔偿纠纷，则由团体负责人或地方行政长官出面调解。民国时期，农务会和商（含工）务会，是两大调解机构。凡农、工、商间产生的纠纷，多由两会调解息争。新中国成立后，干部是群众的贴心人，凡有纠纷，多找干部调解。调解范围不断扩大，由小赔偿、小伤害扩大到盗窃财物、交通肇事等，形成了凡纠纷愿“私了”的心理取向。其后遗症甚多，如失去诉讼时效，无限期纠缠等。50年代人民法院发展了民间调解的传统，成立基层调解组织。基层调解组织的任务是：一、进行党的政策、国家法律、法令和道德风尚的宣传教育。二、总结交流调解工作经验。三、调解民间一般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民间一般纠纷主要包括：家庭纠纷、婚姻纠纷、邻里纠纷、抚养纠纷、赡养纠纷、损害赔偿、财产继承、债务等。轻微刑事案件主要包括：小量偷摸、打仗斗殴、轻微伤害、小量侵占、虐待、损害名誉等。调解工作的原则是：依法调解，不得强迫。民间调解不是法院起诉的必经程序，不得阻碍当事人向法院起诉。

　　1980年成立市司法局后，民间调解工作不再由法院兼管。到1982年，全市有调解组织42个，其中农村14个，街道11个，企业17个，有调解干部 178人。在市司法局的领导下，共调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打架斗殴、债权债务、赡养、园田土地、经济等纠纷 215件，为法院同期处理的民事案件数的6倍，起到了减少诉讼、积极防范的作用。有90%的纠纷解决在基层。

　　1983年，调解组织发展至112个，调解员发展至367人。其中农村有调解组织15个、调解员56人，街道有调解组织11个、调解员53人；企事业单位有调解组织86个、调解员 258人。1984年，调解组织发展至124个，其中农村33个、街道11个、厂企事业单位80个。调解员发展至398人。同年，调解各类纠纷117件，其中婚姻家庭纠纷67件、继承纠纷5件、赡扶养纠纷11件、房屋宅基地纠纷14件、债务纠纷7件、经济承包和园田土地纠纷2件、一般邻里纠纷11件。

　　1986年，调解组织发展到128个，其中调解领导小组9个、村与街道居民委调委会28个、厂企事业单位调委会90个、机关调委会 1个。调解员发展至452人。同年，调解民间纠纷409件，其中婚姻纠纷57件、继承纠纷5件、赡养纠纷7件、家庭纠纷68件、房屋宅基地纠纷37件、债务纠纷1件、生产经营纠纷21件、邻里纠纷60件、赔偿纠纷14件、其它纠纷139件。在调解中，防止械斗事件1起，防止非正常死亡15人次。

　　1987年后，经济纠纷、生产经营纠纷明显增多，调解工作趋向复杂。根据黑龙江省司法厅“设立信息员，建立三级调解网”的指示，调整发展了民间调解组织。全市划片形成 128个调解委员会、284个调解小组、568名信息员。调委会包面，调解小组包片，信息员包户，调解网络覆盖全市每个角落。信息员由村、居民委内有威望、热情高、敢管事的居民担任。三级调解网的建立，覆盖面大，负责人多，纠纷发现早，处理及时，纠纷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市啤酒厂某工人经常酗酒并疑妻子有外遇。一次醉酒后持菜刀逼妻承认。被邻居调解信息员及时发现后，上门调解，解决了纠纷，夫妻重归于好。

　　同年，处理民事纠纷341件，调解成功率达94.4%，防止刑事犯罪5件，避免矛盾激化5起。在民事纠纷中，婚姻纠纷上升，第一季度婚姻纠纷占民间纠纷总数的43.5%。

　　1988年，共调处民间纠纷358件，比1987年上升4.7%，调解成功率达96.93%，回访率达50%，防止和避免可能激化为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2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