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大兵事记略概述高士傧、卢永贵反奉哗变始末 1922年（民国11年） 4月28日，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此时，一场旨在配合直系夹击奉军的哗变计划，正秘密地策划于高士傧、直系军阀与卢永贵之间。
高士傧是吉林督军孟恩远女婿高俊峰的弟弟，他借着孟督军的恩宠，爬上吉林督军署参谋长的高位。1917年 8月间，张作霖发起驱逐孟恩远运动，使高士傧对张作霖积怨在心。1919年夏，张作霖电请大总统徐士昌调任鲍贵卿为吉林督军，高士傧得悉后大怒，自任师长兼旅长，率部讨伐张作霖，被奉军击败，其职务被徐士昌撤免。孟恩远回归故乡，高士傧走大连、赴上海奔保定，与直系勾结。同年春与高秀峰等 4人潜往东北边境，勾结卢永贵，策划在中东路东部线发起进攻，断其奉军后路，配合直系对奉军造成南北夹击之势。
卢永贵原是绥芬河探防队队长，于1912年探防队收编为吉林正规军，1917年正式改编为吉林陆军独立团二营，被吉林督军孟恩远提升为该营营长。对孟督军，卢永贵自然素怀感恩之情。1920年卢永贵部队被新任督军遣散，赋闲在家。之后，虽然官复原职，但已埋下怨恨。至1922年春季，卢永贵部队已发展到3个营21个连。
抵达绥芬河后，高士傧将自己在天津卖房子的钱送给卢永贵很多，并以官禄诱之，加上卢永贵对张作霖早怀积怨，于是哗变起兵之事一拍即合。卢永贵推举高士傧为“吉东讨逆总司令”，卢永贵、高秀峰为副司令，王恂齐为参谋长，陈庆麟为外交处长，于1922年5月26日早6时，率部发动了反奉哗变。
高士傧与卢永贵的联合哗变，首先从中东路五站（绥芬河）发起。哗变的军队以卢永贵兵力为主，经战前临时收编胡匪，共约 2千余人，装备一般，除步枪外仅有两门小炮和一辆铁甲车。哗变开始后，兵分两路。一股沿中东路向西攻打，一股攻打东宁。
哗变一开始，高士傧和卢永贵就派部下封锁并断绝了交通。直到卢永贵向西攻打的部队占领九站（穆棱站），沿线奉系护路军警均被解除武装的第二天 （5月27日），驻哈尔滨护路军司令部才得悉哗变消息，派驻哈独立团于团长带部队驰赴，同时电令驻双城子（乌苏里斯克）东省护路军十九旅刘副司令“应援军，电令穆棱及东宁驻军协力进剿”。而东宁县竟前后达半月之久“知事共发文电十余次，诚恐多被扣留，不能到达”。由于东宁县消息被封锁，未能及时得到援军，在卢永贵南线进攻部队的重重围困中，迭次告急，险致破城。
5月20日卢永贵派人到东宁县城附近村镇大肆招兵， 东宁县知事派人探得这一消息后，立即将此情况电报吉林奉系当局，派人监视，暗中做梗，使高士傧、卢永贵在东宁招兵一策收效甚微。但卢永贵在绥芬河至穆棱一带却收效颇大，经收编匪股，使他兵力由原来千余人迅速增至2 000多人。
哗变后，高士傧、卢永贵派人在绥芬河、东宁等地张贴布告，四处演说，表明哗变的“正义”和“正统”性。布告内容大意是：奉吉东讨逆总司令高士傧、副司令卢永贵名义布告人民，“本总副司令奉吴巡阅使（指吴佩孚）转奉中央命令，讨伐张使”（张作霖）等等。其间，高士傧还亲自在绥芬河车站演说，“台前听者甚众，极表欢迎”。卢永贵也亲自接待绥芬河调查员。布告和舆论，对于不太了解内地直奉战争情况的当地民众，确实起到很大的蛊惑作用，以致东宁知事韩积三在呈上报告中叫苦不迭。“愚民知识浅近，率尔盲从，加以辗转相传，遂使全县人心大为摇动。于斯时也，惧外患之方殷，虑内忧之隐伏，兼筹并顾，煞费经营，爰经知事屡向商民人等苦力劝导，几乎舌敝唇焦……”。
5月26日早6时，哗变部队兵分两路。一股南下围攻东宁县城；另一股沿中东路向西推进。5月28日，卢永贵部队已攻占海林，与奉军五十七旅一○四团一营、 吉林独立团一营、补充团一营和三营展开激战，并将奉军逼退石河子。其间“东自绥芬河西至海林，其间大小十站旦暮之间均被占据……职处第三区警察、第二第三两分署以及海林、七河、牡丹江驻在派出所，均以事仓猝抵避不及。当时官警仅将文卷设法收藏，幸未尽快，至其所有枪弹服装铺垫等项，均因匪变热炽，力难抵抗……”为阻止卢永贵部队，奉军将 1 191里桥梁（海林至石河子中间）烧毁40余米。横道河子车站俄国司机也因“现处战线生命危险”而拒绝开车，铁路局只好令机务处“选择华人司机愿告奋勇者前往开车”，以运送军队进剿卢永贵部队。6月1日早，为奉军焚烧桥梁之事，卢永贵直接通电哈尔滨护路军总司令张焕相，敦促他“阁下如反对吾等革命，甚愿相见于战场，战争地点除附近路线外，请阁下任意选择。如阁下与吾人同意，即请将枪械子弹缴来。但无论如何，阁下不得纵令军队有无意识之举动，如拆毁铁路焚烧桥梁，以妨碍运输业，即希阁下迅速解决此项问题”。卢永贵另一支千余人部队围攻东宁县城的战斗也十分激烈。时值陆军换防，东宁县城内部队大部开往密山，城内军、警只剩下 200余人，形势十分危急，东宁县知事韩积三一方面派人乔装绕道出城，“分催驻扎两乡各警团及开往密山之军队，令其星夜来城，以便协力防剿” 并向吉林督军署 “文电告急，请发援兵”；另一方面，和王团长“亲率警察所长及县署得力人员，分赴各城门及炮台，昼夜巡察”督战。
哗变部队与奉军的混战，造成中东路东部线交通中断，秩序混乱，引起铁路方面和国际有关组织的强烈反响。5 月30日，驻海参崴监管中东（俄国）铁路技术部为绥芬河沿线一带战事，召开紧急会议，磋商解决办法。会上各国代表各怀心计，论辩异常激烈。法国代表提议“似中国于保护责任已若不能担负，兹特提议由技术部向正当机关严行抗议，使将作战者驱逐路线界外”。日本代表声称“日民侨居东路甚多，地位与他国不同，此事应由本部研究救济之法，以实力对待，方能保护沿线外人之生命财产，维持东线之营业，若徒事抗议不生效果，日军有责任开进沿线保护侨民。”俄国代理代表提出“应由第三者武力干涉，将双方作战之军队隔断……”。中国代表当即反驳日法俄代表意见，指出“此次绥站之事，显然含有政治性质，技术部未便干涉。况华四国协约内有对于中国内争各国不加干涉之宣言……”。因中国代表会前“向美代表疏通”，中国代表的发言得到英美代表赞同，并经反复论辩，中国代表意见始得通过。但中国代表仍十分焦虑，急电中国外交部，指出“若长此迁延，技术部须尽其保持东路交通之责，势不得终事偏袒，难使无其他重要问题逐步发生”，吁请政府“似须速设法俾东路通车，早日恢复，否则外人有词可藉……”。6月1日，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沃斯特罗乌莫夫也电呈护路军总司令部督办，指出因交通中断，“出口货载减少，铁路所受损失已达卢布五十万元”。“已声明路员薪金均已暂缓发给”；“现有货载十五列停滞途中”。并反映“日本商业会议所及其他商业机关代表已来局。敦促护路军司令部尽快采取措施，平弭战事，恢复交通。
5月29日，卢永贵军队与奉系军的混战已转为相持阶段。卢永贵方面军队1列军车在牡丹江，1列军车和1辆机关车附带装甲车并1辆卫生车驻磨刀石；奉系军队 1列驻石河，1列驻山市，两列驻横道河子，1列驻石头河子，2列驻一面坡。6 月初张宗昌奉张作霖之命率军队进剿。此时卢永贵部队锐势已受挫，且不少小头目与张宗昌为旧相识，对张宗昌有旧情，加上张宗昌又得到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于是几仗之后便溃败下来。6月3日，张宗昌率部克复海林；6月4日夜夺回穆棱；在太平岭一带交战后，乘胜追击，于6月5日晚夺回绥芬河站，6月7日中东路交通恢复。哗变军队800余人退至东宁，与原围城部队共3 000余人合为一股，孤注一掷，再作攻城。将城“四面围住，声势浩大，愈逼愈紧”。但这时，“其境中人民，迭经知事极力相告，已渐觉悟”，对守城帮助很大，而且“前调未到之军队警团，绕道来城者已有数起，又有二旅三团二营六连王连长玉振带队60余名，到县援助，遂经知事与王团长会商会拨军队警团，由知事督令属军协力守城，由王团长亲率大军暨警团携带大炮，于九日天明时出城痛剿，激战一日，始将该叛党一并击退”。攻城兵败后，高士傧、卢永贵残部向西南老黑山一带逃窜，张宗昌部队和东宁县军警乘胜追击，残兵力不能支，一股逃往俄境，另一股逃往珲春一带。高士傧与卢永贵逃至珲春，在清茶馆被张宗昌部下擒获处决。至此半个多月的哗变闹剧彻底失败。
绥芬河中苏边境战 1917年（民国 6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苏联政府，曾先后两次发表宣言，主张把沙俄在华攫取的经理中东铁路的一切特权无条件地归还中国。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军阀割据，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未能充分利用这一时机把沙俄攫取的特权全部收回。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政府对归还中东路经理权的态度也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无条件变成有条件。到中俄、奉俄条约签订时，苏方又坚持中俄“共同利用”的态度。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加紧对苏斗争，试图在短时间内夺回中东铁路，由此东北军与苏联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紧张，愈演愈烈。
这种矛盾，在中东路沿线，特别是在与苏联接壤的绥芬河、满洲里等地，表现得尤为尖锐和突出。1929年 5月，东北军委任陆军中将赵芷香为绥宁镇守使。赵芷香从宁安来到绥芬河后，将司令部设在红花岭一带，不断从内地调兵遣将，派部队在绥芬河市区以东铁路第三号洞、保府沟一带边境前沿构筑工事，加紧备战。与此同时，苏联军队也开始在边境前沿阵地加紧挖战壕、筑工事。
7月10日暴发了“中东路事件”。7月13日，绥芬河站将苏方火车全部扣留，并派军队封锁铁路沿线。铁路交涉局声称，只有当苏方将中方第45辆车皮放回，苏方火车才可能放行。苏方当局解释说，中国车皮未及时返回，是因为沿途路基被洪水冲毁，无法通车造成的。此时苏方原计划出国的货车被禁止入境，被迫返回海参崴。中方原计划出国的货车亦返回内地，而绥芬河站内军用列车却明显增多。
绥宁镇守使赵芷香 7月16日午前9时30分，苏联飞机 4架，侵入绥芬河城区上空盘旋侦察，半小时后经小绥芬河返回苏境。17日又有苏机1架两次侵入绥芬河上空侦察。
7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号通告，阐明中共中央对于中东路事件的立场。
7月19日，绥芬河铁路苏联职员、工人罢工。
7月20日，3架苏机侵入绥芬河城区上空低空飞行，驻守部队向苏机射击，苏机未还击。
7月21日，绥芬河铁路警察署派警察将其罢工的苏联铁路员工包围， 并逮捕苏工会的领袖和一些被证实的苏共党员，连同被扣留的苏方乌苏里地区铁路司乘人员共计50余人，在当夜用火车乘载，经满洲里驱逐出境。
7月22日，经过从宁安、东宁三岔口等地调集兵力，东北军在绥芬河的兵力已增至近4 000（包括骑兵和警备部队）多人。
7月23日，苏方驻绥芬河海关全体关员及家属共31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回国。
7月29日，早晨，8架苏机在边境前沿向中国东北军俯冲射击。傍晚，苏机两架侵入绥芬河城区上空绕城盘旋，并投下照明弹数枚。铁路车站、军需仓库以及其他军事目标，全部暴露在照明弹的强烈光线之中。
7月31日，苏驻绥芬河领事馆工作人员及家眷，经满洲里回国。
从 7月中旬开始，绥芬河居民迫于战争的威胁，纷纷变卖家产、物品，扶老携幼乘火车转移内地避难。至 7月末，先后有千余人逃往内地。城区商店关闭，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除军队外，剩下的居民很少。
8月2日，苏联乌苏里铁路驻绥芬河站工作人员及家属共107人撤离回国。
8月8日，苏联飞机5架侵入绥芬河上空盘旋，鸣“空炮”200余响，并在边境前沿上空向中国东北军阵地投掷炸弹两枚。
8月15日晚，苏军炮袭东宁，并发起进攻，激战一夜不曾攻人，次日黎明时，苏军撤退。
从7月上旬至8月中旬，苏军飞机频繁地侵入绥芬河上空盘旋侦察，并多次投弹射击。
9月8日早三时，雾很浓，看不到星光，苏军首先向驻守在三号隧道、保府沟一带边境前沿的中国东北军开炮，同时炮击城区。东北军二十六旅、四十一团、三十六团和二十一旅七十四团约 1 000余名士兵，在赵芷香旅长、苏德臣团长指挥下，对苏军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东北军士兵使用79步枪，另有75迫击炮6门、山炮 4门、重机枪6挺，虽然武器简陋，但是士兵们很顽强。苏方使用小口径炮，在炮击城区时，第一发炮弹落在建设村，将某农户的毛驴炸死，之后炮弹不断落在街中心，炸毁一些建筑物。天亮时，苏方又出动 6架轰炸机，向东北军阵地俯冲轰炸和扫射，尔后侵入镇区上空狂轰滥炸，炸毁火车车箱数节。午后14时后，前沿阵地中苏双方炮火更加激烈。苏方又出动飞机 7架协助地面部队进攻东北军，同时侵入镇区铁路车站附近上空继续轰炸。车站候车室、警察守卫室、电话室、军需仓库、商务代理处主楼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车站电台被迫撤至八道河子（北寒）一带继续工作。附近建筑物的窗户玻璃全被震碎，东北军旅长赵芷香暂住的火车车窗亦被震得粉碎。在两次轰炸中，苏方投下炸弹 300多枚，5人被当场炸死，负伤的人很多。战火中有200多名居民徒步向绥阳方向逃难，中途伤亡很多。傍晚时，不时有伤员从前沿阵地被用担架抬下来。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个白天，双方互有伤亡。东北军阵亡20余人，负伤数十人，至晚间20点，战斗渐渐平息下来。晚22点左右，海关关员及难民乘火车撤往穆棱；当日半夜，赵芷香镇守使及绥芬河铁路及行政各部门负责人，乘专车离开绥芬河撤往横道河子。
次日下午16点，苏机 8架再次侵入绥芬河上空，轰炸车站，造成中方伤亡50余人，东北军穆团长、石济儒处长受伤。在这以后，东北军与苏军讲和，但是苏军仍在边境前沿不断举行军事演习，苏机仍时常在边境前沿盘旋侦察，窥探形势。
战乱期间，绥芬河站行政管理机构人员大部分撤往后方，部分无辜的平民百姓遭受伤亡；居民住宅、财产、镇内建筑设施被炸毁；商店关闭，物价暴涨，如平时九分 1盒的“飞鹰”牌烟其间卖到两角五分。
苏联红军进兵绥芬河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此时，日本关东军在绥芬河边境的防御体系将成为被苏军首先粉碎的目标。
绥芬河地域是日军第一道防御区中最坚固的筑垒地域之一，掩护着重要的战略要道中东铁路。筑垒南起十八盘山，北至大石砬子，正面宽约45公里，纵深30至35公里，右翼与东宁筑垒地域相接，左翼凭借着不易通行的山林，与密山筑垒地域相距约90公里。筑垒地域由十八盘山、铁路隧道、天长山、鸟青山、大石砬等拥有永备火力点群的各支撑点，构成了日军在绥芬河边界地段最坚固的防御体系。
南十八盘山高地，是绥芬河边界前沿一带最高山峰，筑有日军水泥工事，并在807·6高地配置了重炮。绥芬河以东第一、二、三号铁路隧道，设有 5至10个射击孔的永备工事，驻有日军国境守备队。天长山支撑点位于绥芬河东北部，是本地最大最坚固的筑垒，建有混凝土地下隐蔽部、仓库、发电、供水、通讯、给养等设施完备，并有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制高点上设有机枪、炮兵永备火力点。建有窄轨铁路的通道。该筑垒居高临下，既可控制通往东南、西北两侧山谷间的公路，又可以封锁重要的铁路连接点。此外设驻屯司令部，有日军 1个连驻守。鸟青山高地周围有 3条河，几乎四面都是沼泽。日军将山的四周切成陡壁，前面挖了很深的防坦克壕，设 6道铁丝网、铁棱堡，在厚厚的花岗岩峭壁层构筑了几十个永备火力点，机枪火力点间距为25至350米，火炮永备火力点间距离50至750米，可用305和410毫米口径的火炮射击。钢筋混凝土墙的厚度达 1米，发射孔用装甲档板遮盖。所有这些工事及观察哨、地下仓库等，都与在石岩中凿出并用钢筋混凝土覆盖的几道堑壕和坑道相连，驻有日军八六八部队。大石砬子支撑点位于绥芬河防御体系的最北侧，在两道防坦克堑壕和铁丝网，设置了多处机枪和火炮永备火力点。大石砬子与鸟青山两个支撑点，纵深 4公里，宽8公里，是日军在佛伦斯基山（今二段一带） 的抵抗枢纽部。此外，在绥芬河西侧和二道岗子，日军还建有飞机场。
日军在此派驻重兵，1941年夏曾集结3 000多人。1945年5月，大本营对关东军下达战斗部署，任务是确保满洲东部，因此主力已撤至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绥芬河筑垒地域仅剩日军约5百人，属混成一三二旅。
1945年8月6日，由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统帅的150万大军，在5 000公里的战线上，对盘踞中国东北的日军的包抄，已经全面展开。克雷洛夫上将指挥从东普鲁士对德战场调来的第五集团军，负责突破绥芬河地域。这是远东最强大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 有10个步兵师，3 509门火炮和迫击炮，72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进攻地带宽65公里。在主要突击地带，每公里正面坦克和自行火炮最大密度达40辆，火炮和迫击炮达260门。炮火准备的持续时间为4小时20分钟。
8月8日从上午至下午，苏军出动多批架轰炸机和强击机，对绥芬河的日军筑垒工事进行了轮番轰炸。傍晚，天气突变，乌云翻滚，电闪雷鸣，随之大雨滂沱，山洪倾泻。18时左右，苏军炮击，数十发从苏联境内射来的炮弹，穿透雨幕，落在街区炮台山北侧、火车站等处。夜幕完全降临后，苏军大部队开始悄悄接近边界前沿，进入攻击前的潜伏地域。
9日1时，远东第一方面军各先遣支队和边防部队各支队利用夜幕和暴雨的掩护，对日军发起突然进攻。苏步兵成散兵展开，迅速越过国界线向日军阵地接近。
苏第五集团军共 4个军，部署在多格瓦业山、杜霍夫斯卡亚、格罗捷阔沃地域，分别从佛伦斯基山、龙王庙（绥北东北）、绥芬河铁路沟（别拉洼）和十八盘山等地向绥芬河日军筑垒地域突击。佛伦斯基山的日军抵抗枢纽部是第五集团军的主要突击目标。
苏军第七十二军步兵二一五师和六十三师先遣营主要突击鸟青山。拂晓炮兵首先打响。夜间伪装起来的自行火炮和加农炮向驼峰猛烈轰击，苏军战士冒着日军机枪的扫射，把加农炮拖到开阔地，直接瞄准射击。远处，重型自行火炮对准永备火力点震天撼地轰击，钢筋水泥工事被撕裂成碎块。
炮声一停，专门组建的各强击群开始突击，用自动枪和炸药收拾残敌，为步兵分队的冲击扫清道路。苏联英雄莫斯卡列夫大尉指挥七○七团三营大量使用炸药、背囊式火焰喷射器、发烟罐、发烟手榴弹，熏出或烧死犬牙交错的掩体和堑壕里的日军，有时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自动枪手把阻碍进攻和影响迂回的残敌逐个加以肃清，迅速打乱了日军的防御，保障了师主力超过国境线向绥阳进发。
当日 4时，苏军各先遣营右翼接近绥阳左翼，左翼前突至鸟青山646.1高地东斜面，深入4公里。5时，二一五师和六十三师的先遣营顺利攻占630高地。不到 3小时，鸟青山的支撑点被彻底摧毁。12时夺取了座落在鸟青山西斜面上的日军军营。苏军主力从支撑点两侧绕过，至国境线以西4—5公里的二段至绥芬河横向公路线，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封锁、围攻筑垒地区内顽抗的日军。15时，大部队以坦克二一○旅、自行火炮三三三团和两个步兵营组成的先遣支队为前导，经老菜营向绥阳方向推进。
步兵六十五军向佛伦斯基抵抗枢纽部的关键阵地一一大石子支撑点实施突击，战斗特别激烈。步兵一四四师先遣营夜间发起冲击，因未经炮火掩护，日军事先进入所有火力点，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冲击未能奏效，步兵一九○师、九十七师的先遣营从北侧迂回进攻，并以猛烈火力封锁日军火力点。这一突然打击，使日军陷于被动，但日军仍疯狂抵抗，因此，尽管苏军进行了炮火掩护，先遣营的几次冲击都没有成功。
当日 7时，在自行火炮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步兵七八五团二营突击大石砬子支撑点东南部，两个连从正面冲击日军工事。1 个连迂回从左翼突击。猛烈的炮火很快压倒了日军的火力，正面攻击的1个营和侧面迂回的部队同时发起进攻，一举攻占4个火力点，苏军先遣分队已前进至大石砬子以西1公里地区，发起进攻，消灭了大石砬子高地两侧的日军。
龙王庙山（绥北东北）日边境守军被苏军强大的正面和翼侧突击所分割，失掉了联系和指挥。715·9高地两侧日军已全部撤离。苏军未遇任何阻击，便占领了射击阵地，大部队迅速取道五花山向绥阳进军。
苏第七十二军从绥芬河正面实施突击。当先遣营推进到铁路隧道地段时，受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损失很大。苏一八七师（十七军）先遣营在坦克掩护下沿铁路进攻，也遭到日军的猛烈阻击，一面与日军对射，一面派出强工程兵二十旅战士从后方绕过日军火力封锁后，在敌永备火力点下安放大量炸药。6时左右，5个坚固的永备火力点全被炸毁，顽抗的日特工队全部被歼。苏军完好无损地夺取了3个隧洞。
苏第十七军从绥芬河南十八盘山高地两侧向日军突击。向南（东宁方向）攻击日军一线筑垒，在鹿窖岭及以北地域，日军抵抗3个多小时后，撤至二道岗子逃窜（10日17时苏该军奉命转隶第二十五集团军指挥）。
9日10至12时，苏军先遣营和一梯队基本攻占了日军边境前沿的全部工事， 正面扩大突破口达60公里。边界上千万部马达轰鸣，每个突破地域遍布沟痕，到处是坦克和自行火炮推倒树木，碾碎土石的黑色车辙。
9日日终前，苏第五集团军在不少地方向纵深推进了近20公里， 其右翼部队已推进至太平岭山脉的东部支脉。左翼于10日凌晨全部占领了大型道路枢纽、绥芬河筑垒地域中心一一绥芬河城区。
苏各军迅猛从突破口向细鳞河、下城子方向推进。七十二军所辖的六十三、二一五、二七七师每师各留1个配有工兵和自行火炮的加强步兵团，奉命在3日内完成肃清日军守备队残部。
肃清绥芬河地域日军守备队的战斗十分激烈。9 月11日，苏军占领绥芬河后，一部分苏军在当地铁路车站东侧小广场集合时，突然遭到日军机枪的猛烈扫射，当即死伤数十人。苏军慌乱中盲目四处射击。当发现东正教堂塔楼上有隐蔽的日军歪把机枪射击时，苏军调来火炮还击，击毁顶部钟楼，两名日军毙命。
被苏联红军摧毁的日本侵略军军事设施残骸 9日晨，苏军进攻的炮声使街内日伪军警宪特惊恐万状。上午9时，日军家属、日侨、部分警宪及电报局人员等 200多人集中在日满俱乐部和协合会。下午，转退到天长山永备坑道里，企图负隅顽抗。
苏军占领绥芬河城区后，发布公告，令日伪军警宪特上午到红军司令部报到备案，绥芬河东街居民迁到西街（今建设村），同时，向退守天长山的日军发起进攻。
11日（或12日）晨，苏军进攻天长山，遭到日军的疯狂抵抗。七十二军留下的部队进入冲击点后，机枪、火炮的射击未能奏效。3 次冲锋均未成功，伤亡很大。苏军派张焕新的女儿嘎丽亚（十八岁，中俄混血儿，会俄、汉、日语）去劝降，日军不降，下午再去，未归。苏军最后用十几门大炮持续轰击，一昼夜后，以坦克为先导，随后步兵冲上，见洞中警察已逃跑，日军宪兵特务及其家属已全部毙命。
“挺进军程团”的组建与覆灭 1946年，绥芬河地区民主政权尚未建立，政治局势不稳定，一批日伪残余分子乘机钻进临时组织建立的地方维持会及下设的公安局，并窃居机构的要职。不久，又秘密组建了“国民党绥芬河分部”及“欢迎中央军筹委会”。
1945年10月，国民党第二战区东北挺进军第二纵队第十六支队司令（师长）兼军事特派联络员姜兴宇携带印鉴和委任状，潜入牡丹江、东宁县一带进行建军活动。委任王枝林（日伪把头）为东北挺进军第二纵队第十六支队牡东地区收编上校旅长，负责东宁一带“建军”活动；程玉祥（旧军阀军队副官）为上校团长，负责绥阳、绥芬河、穆棱一带建军活动；周武学 （王枝林的妹夫）为上校团长，负责绥芬河一带建军任务。此外还委任了50余名营、连、排级军官。
同年12月，周武学网罗常海升（伪职员）和刘子安（日伪翻译），为骨干分子，秘密进行“建军”活动。1946年 3月初，在孔令学家秘密聚会。常海升从东宁带来了空白“委任状”在会上填写后，分别发给到会人员。任命邢介山为少校团副，刘仲林为团部的上尉副官，卢子政为团部少校书记官，孔令学为团部少校军需官，徐佩为少校营长。
数日后，在徐佩家再次秘密召开会议。 程玉祥、徐佩等20多人到会。 会上程玉祥持团长“委任状”，宣布“国民党胡宗南第一战区东北挺进军第二纵队第十六支队东宁旅绥芬河程团”成立。“程团”组建后，其骨干们暗中四处活动，网罗反、坏分子和诱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加入“挺进军”，尤其加紧对绥芬河公安局人员的策反。
3月12日晚，程玉祥、邢介山等近20人在徐佩家第三次秘密集会， 部署策反行动。程玉祥说：“我们今晚就把公安局人员拉出去，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阜宁镇公安局由张广昆、刘仲林负责；绥芬河公安局由邢介山、徐佩负责。拉到东宁老黑山，接受中央军改编。”当夜22时，张广昆等人首先将阜宁镇公安局20多人带出。杜宝华、张洪本（会俄语） 2人将在绥芬河公安局门前值勤的两名苏军战士用酒灌醉后，徐佩、邢介山至当夜零点，将公安局20多人带出。在公安局（地址在今山城路与迎新街交叉处西南侧）门前，经程玉祥训话，每人发给一枚白布印有国民党党徽和中央军字样的臂章后，由徐佩带领，星夜兼程，在东宁通沟与阜宁镇公安局人员合为一股，共40多人直奔老黑山方向，投靠了王枝林旅。
13日晨，绥芬河公安局副局长曹恩广，将40余名公安人员集体投敌情况，通过电话报告绥阳县长魏绍武和公安局长于佐民。魏县长派赵长华、肖风云等人来绥芬河抓紧建立民主政权，并任命赵长华为绥芬河区长，肖凤云为绥芬河公安局局长，孙振环为绥芬河公安局的公安队长。赵长华 3人到任后，撤销绥芬河维持会，改组公安局，充实一部分人员。但解景繁等内奸没有被察觉，仍潜伏下来。
“程团”投奔王枝林旅后，无固定驻地，四处流窜；给养靠勒索百姓维持，武器装备亦不足。3月20日，程玉祥带领朱跃廷、秦洪祥等8人到南城子沟取枪，被驻东宁苏军士兵发现并逮捕，于24日被押回绥芬河苏军司令部。后交给我区公安局。28日晚间，我公安人员将程玉祥、陈连长、杜宝华3人秘密处决于地下室。杜宝华中弹未死，后逃至东宁。其余5人，经解景繁到阜宁镇逼迫百姓为其保释，于4月1日被释放，并仍留在绥芬河公安局工作。
“程团”团长程玉祥被绥芬河区公安局处决后，王枝林令周武学继任“程团”团长，辖徐佩1个营40余人。跟随王枝林参加了东宁“5.1”暴乱。暴乱得逞后在王枝林的纵容下，邢介山、徐佩等“程团”骨干密谋了攻打绥芬河，由王枝林派给两台汽车，补充枪支弹药，于5月2日，由邢介山、徐佩带领，向绥芬河开来。当夜住北寒葱河村。宿营后，即派连长王康发前往绥芬河东街探听情况，又时逢绥芬河公安局战士关长林、王景山回到北寒葱河探家，“程团”骨干分子通过这两个人了解掌握了绥芬河公安局情况，并策动其 2人回绥芬河秘密捎信给暗藏于绥芬河公安局内的奸细解景繁，信中约定了接头时间、地点、暗号及攻打步骤。
5月3日晚22时许，“程团”集合于北寒葱河村公路边，徐佩做暴乱前鼓动工作，并发给每人一条白毛巾扎在脖颈上，作为标志。随即匪徒们向绥芬河摸来。至5月4日零点，到达了约定接头地点——镇区北侧路口大杨树下，与负责内应的解景繁、关永年接头密谋后，邢介山将众匪徒召集一起，下达命令：“公安局的八路头正在睡觉呢，现在咱们就去攻公安局大楼，派几个胆子大枪法好的上楼，其余的都包围大楼。今晚攻打公安局的口令是‘解放’，由解景繁给咱们作向导……”。
凌晨 3时许，“程团”人员由解景繁带路，骗过哨兵后，来到区公安局楼下，将楼包围后，由邢介山、徐佩带领邹绍举、谭祥、孙禄等冲上楼，按解景繁事先密报的每个八路军干部的床位及标志，破门而人，肖局长、孙队长惊醒摸枪抵抗，暴徒们的枪声响了，邢介山首先开枪将孙振环队长打死；接着徐佩打死了肖凤云局长；谭祥打死了赵长华区长；邹绍举、孙禄打死了机枪手赵庆林。其余30余战士，被强迫参加“挺进军”。绥芬河区政府及公安局的武器装备被洗劫一空。计有机枪1挺，长短枪80余支，子弹10余箱，汽车1台。
“5·4”暴乱发生后，刚刚诞生的绥芬河民主政权被颠覆，绥芬河人民重又陷入危难之中。邢介山、徐佩、解景繁召开居民大会，进行反共宣传。并宣布撤销区政府，成立“自治会”。之后，“程团”又配合绥阳“范（兴山）团”制造了绥阳“5·8”暴乱，杀害了县长魏绍武、公安局长于佐民等干部，颠覆了绥阳县民主政权。王枝林旅扩充为 3个团、7个营、34个连，计3千余人；配有野炮、山炮等火炮23门及步枪、轻重机枪，还有20多辆汽车和充足的弹药，并于5月中旬攻占了马桥河。
1946年 5月中旬，牡丹江民主联军，继牡丹江地区南、北两线剿匪战役告捷后，在军区副司令员刘贤权指挥下，挥师东进，直逼东线“程团”等国民党反动武装。其相继参战部队有军区二团5个连、一团3个连、十五团 3个连、十四团3个连、炮校直属炮团一部及坦克大队的2辆坦克，总兵力约3 000余人。5月17日，牡丹江军区一团、十四团、十五团各一部，向马桥河发起反击。经 5小时激战，毙伤敌百余人，俘敌百余人，缴获火炮1门，轻重机枪6挺，一举收复马桥河。6月1日，民主联军继续向东推进。范兴山、邢介山、徐佩等残部二、三百人，经王枝林派兵增援后，龟缩在细鳞河一带设防。民主联军夺取制高点，数次冲锋未奏效。入夜，以战斗小组摸至匪军阵地前，以手榴弹杀伤甚多。交战至3日午后， 民主联军用火车载来 4辆坦克（一辆卸车后发生故障），以坦克为先导直夺敌军主峰，步兵跟进冲击。敌军见坦克上了山，惊慌逃窜。盘踞绥阳、绥芬河的敌军见民主联军来势难挡，纷纷向东宁方向逃窜。6月4日，民主联军顺利收复绥阳县城和绥芬河重镇。
6月16日民主联军又发起解放东宁县之战。历时1个半月，历经大小战斗10余次，至 7月下旬，东宁县境全部解放，王枝林旅绝大部分被民主联军歼灭。其中，共毙伤旅长、营长及匪军4百余人，俘虏匪军官兵6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6门，轻重机枪16挺， 长短枪150余支，炮弹3 000余发，子弹数万发， 汽车20余台及其他大批军用品。我军阵亡10余人，伤80余人。少数逃匿边远山区的残敌至1946年11月，被我地方部队基本肃清，个别潜逃者，在土改、肃反运动中落入法网。
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王枝林旅”、“程玉祥团”、“范兴山团”覆灭后，其首领和骨干分子等，均被押上人民的审判台。姜兴宇、王枝林、范兴山、徐佩、解景繁等20余名首犯、重犯，先后被人民司法机关判处死刑，其余人员根据其罪行程度，也都相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