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活习俗


　　一、饮食

　　（一）主食

　　清末与民国时期。绥芬河地区除汉、满、回等中国居民外，亦有众多的俄侨及少量的朝鲜、日本等国侨民居住，因此地域整体饮食习俗差异较大。就汉族、满族主体而言，习惯于一日三餐。城镇居民一日三餐，一般为两干一稀搭配；农村农忙时三餐，农闲时多改为一日两餐；农忙吃干，农闲吃稀。主食以小米饭、苞米面大饼子或窝窝头为主，辅以高粮米、苞米楂子粥等。大米、白面均从内地购入，除少数官、商权贵富户经常食用外，百姓人家仅在年节或招待客人时食用。

　　沦陷时期，实行粮食配给制，粮食紧张，大米、白面奇缺，仅供日本人食用。中国人吃大米、白面被以“经济犯”论处，受到刑事处罚。城镇居民粮食按月定量“配给”，多为高粮米和苞米面。因不饱腹，后期配以橡子面充饥。农户则半年糠菜半年粮，生活苦不堪言。

　　1945年解放后，农民分到田地，粮食紧缺状况逐步好转。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和定量供应政策。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粮食渐趋紧张，尤其1960年至1962年困难期间，粮食更为紧张，部分居民需要加食野菜、树叶、树皮或以糠皮、豆饼、豆腐渣等代食品充饥。经政府调整粮食收购政策和允许开小荒后，吃粮紧张状况逐渐好转。到70年代后，居民主食以小米饭、苞米饼、煎饼、大楂子粥等粗粮为主，并时常吃到大米饭、油饼、面条和水饼等细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城镇和农村居民由主食以粗粮为主，逐步转向以细粮为主。大米、白面成为家常便饭，吃苞米楂子粥、苞米面粥、大煎饼等粗粮，已成为饮食调剂内容。部分职工为节省时间，早餐食油条喝豆浆等快餐渐成习俗。节日或招待客人宴席逐年丰盛，饭菜花样繁多。

　　（二）副食

　　旧时，一般百姓人家副食以咸菜、大酱和少量蔬菜为主，偶有少量豆腐、粉条相佐，鸡蛋留给产妇和儿童食用，只有年节或款待客人时才有禽、肉上桌。官、商等富贵人家副食相比丰富得多，除各种蔬菜外，豆腐、豆芽、粉条、及蛋、禽、鱼、肉等常食不断。因当地气候高寒冷凉，蔬菜品种单一，居民所食蔬菜春季多为土豆、白菜、大葱、咸菜、大酱等，还要辅以各种野菜；夏秋季节蔬菜增加了韭菜、茄子、辣椒、豆角、芹菜、西红柿、小白菜等，农家还采集一些蘑菇鲜食或晒干后食用；冬季蔬菜多食土豆、白菜、萝卜、大头菜（甘蓝）以及秋季晒制的干菜、蘑菇和腌制的酸菜、咸菜等。

　　解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副食品种有所增多。60年代困难时期，副食紧张，且市价暴涨。之后，城镇居民根据居住条件，也在房前屋后挖窖储菜，以备冬季能有较多的土豆、萝卜、白菜等食用。

　　70年代后，城镇居民肉、蛋限量供应，每人每月供应肉半市斤左右，蛋只在主要节日时供应。居民买肉时多有挑肥习惯，以便化油留存，备平时做菜时加入。因当地产菜有限，居民用菜需从邻县大批购入，这一时期市场尚未放开，城镇居民蔬菜供应曾是社会难点问题。

　　80年代后期，随着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市场放开，居民吃菜难的问题逐步解决，副食构成日趋丰富。居民一年四季蔬菜不断，城镇居民逐渐习惯于现买现吃。节日或款待客人，除传统的“八碟”、“八碗”或鸡、鱼、肘子、四喜丸子谷称四大件外，野味、海鲜也常见。单位用公款招待客人和铺张浪废之风时有发生。居民买肉由过去惯于挑肥转为挑瘦；采食蒲公英、刺花芽、柳蒿芽、蕨菜、薇菜等野菜成为添加“绿色食品”的时尚；品尝小豆腐、蘸酱菜，蒸食土豆、胡萝卜、地瓜等，成为了居民对副食的调剂和改善。

　　（三）饮料

　　清末，居民主要饮用当地产的高粮酒和黍米酿制的黄酒、米酒。民国初俄国人在绥芬河建成啤酒作坊和伏特加酒厂，其产品多销于俄国、捷克侨民，中国居民除喜欢饮用自己生产的粮食酒外，富裕人家习惯饮茶、喝豆汁。日伪时期，有日本清酒（沙丐）上市，中国居民仍以自产白酒、米酒为主。

　　解放后，除当地白酒、啤酒外，外地生产的各种瓶装白酒，种类繁多的葡萄酒和各类果酒源源购入，但仍以地方“小烧”最受欢迎。50年代当地有几户居民饲养奶牛，对外定时送奶，多为婴儿和老弱者饮用。70年代后当地啤酒产量逐年增长，饮用啤酒或以啤酒款待客人，逐渐成为城镇居民的普遍嗜好和习俗，故当地有“水缸常见底（自来水供应不足），啤酒管够喝”民谣相传。

　　80年代后饮料种类更趋丰富，除各种白酒、色酒、果酒、啤酒及传统的茶、奶、豆汁外，当地生产的雪梅露汽水、维多思果汁也深受市民欢迎，咖啡、麦乳晶等较高档饮料也开始进入百姓人家。

　　二、服饰

　　（一）衣

　　绥芬河地区聚落形成之初，居民多从山东、河北等地迁入；跃为口岸城镇后，人口剧增，俄、日、朝等国侨民纷纷涌入，因民族习俗不同，居民服装式样亦有明显区别。中国居民多重实用。一般百姓人家穿土布短衣裤，女人外出或待客穿长衫；官吏和富有者穿长袍马褂。当地冬季寒冷，一般人穿对襟棉袄、宽腰棉裤，布带束腰、束腿，妇女穿棉袍或偏大襟棉袄、宽腰棉裤，亦布带束腰、束腿；较富裕农民和车老板穿光面老羊皮袄；权贵者穿绸缎面的小羊羔皮、狐皮、小獭皮、猞猁皮大衣，外罩皮马褂或外罩毡、叫呢大氅，太太、小姐穿皮袍。民国十五六年后，学生开始着制服，知识界渐由长衫始着西装。

　　日伪时期，伪官吏穿协和服，城镇富裕妇女穿绸缎旗袍；百姓家妇女穿粗布短袖盖膝长衫，男人穿更生布对襟小褂和宽腰短裤；极贫者和劳工以水泥袋子纸遮体的惨状时常可见。

　　解放后，经土改，旧时权贵们的服装款式被摒弃，城镇居民男女统着蓝、灰色短衣裤，农民多穿对襟宽腰衣裤，干部穿吊兜服。50年代中苏友好期间，受苏式服装影响，城镇居民多穿列宁服和中山服，年轻人喜欢穿苏式扎道棉袄。60年代，夏季，年轻人喜欢穿学生蓝制服，姑娘喜欢穿素花连衣裙，城镇中老年人喜欢穿灰、蓝色中山装，农村中老年仍多喜欢穿黑、蓝色对襟宽松便服；冬季，新式“棉猴”代替了棉大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传统的西装、旗袍等服饰被认作封资修遭到鄙视，而被满目皆是国防绿色服装所替代，尤以着绿、黄色的旧军装为最时髦。无论男女老幼，其服装色彩和款式都很单调。

　　进入80年代，居民服装从款式、色泽到质地日趋多样化、高档化。居民不再穿补丁衣服，不再因服装款式而被罗织罪名。西装、旗袍重又受到市民青睐，呢大衣、羽绒服装、风衣备受欢迎。尤以女装、单装市面丰富，且款式新颖，色彩绚丽。随着边境贸易的开始，苏联产的男女各式呢大衣开始进入当地市场，更增添了边地服饰的异国情调。

　　（二）帽

　　清末，居民多戴上缀红顶的瓜皮小帽。民国后，有钱的绅士夏戴礼帽，冬顶水獭皮、狐狸皮或貉壳皮帽；一般百姓戴毡帽头或尖顶狗皮帽，少数富裕的车老板戴猞猁皮及尖顶狐狸皮帽。日伪时期，夏季流行戴麦秸草帽，反期多戴日式战斗帽；城镇妇女冬季外出多戴棉布风帽，农家妇女多以毛巾包头。

　　解放初期，干部戴八路军帽、八角帽，一般居民夏季戴园顶带遮帽，冬季戴狗皮帽。50年代和60年代初，春夏秋季，普遍戴“解放帽”；冬季，苏式剪绒帽、坦克帽曾在城镇居民中流行一时，妇女普遍围三角素花头巾。70年代，居民普遍以戴军帽为荣。

　　80年代以来，戴前进帽普遍增多，城乡差异明显减少，冬季老式棉帽开始被平顶的羊剪绒、狐狸、旱獭、水獭、苏式皮帽所取代，妇女除戴各式毛线帽外，俄式园形平顶银狐、水獭皮帽也开始展示女性的富裕和俏丽。

　　（三）鞋

　　清末，当地中国居民普遍穿自做的布鞋，夏夹（双层布）、冬棉。区别在于富有人家布鞋为缎面绒里；一般人家面里均为土布。民国后，百姓仍穿布鞋或毡靴，农民穿猪皮及牛皮乌拉，内蓄乌拉草；商人或地主穿毡窝。民国十七八年后，少数官吏和教师开始穿皮鞋。日伪时期，居民开始穿胶鞋，夏夹冬棉，穿乌拉的逐渐减少。解放后，多数人仍穿自做布鞋和胶鞋。60年代后，除布鞋外，开始穿压胶鞋，俗称“水袜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居民普遍以穿军用胶鞋、皮鞋、大头鞋为时尚。70年代后，式样各异的皮鞋、球鞋不断增多，自做的布鞋被机制布鞋代替，进入80年代，鞋的种类、款式和色彩日益多样化。除式样繁多的各种布鞋、胶鞋、皮鞋、水鞋外，各种入时的旅游鞋、拖鞋、苏式男皮靴、女式过膝高筒皮靴也开始进入市民家庭。

　　（四）首饰

　　旧时，首饰是妇女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头簪、耳环、戒指、手镯，是婚前须为女方购买的。贫困者买不起金的也要买包金或银的。首饰的多少和贵重程度，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富商权贵男人也戴戒指、怀表，以显示其身价。日伪统治时期，民众生活贫困，且惧怕警察特务勒索，戴首饰者明显减少。1945年解放后，经土地改革，首饰被视作剥削阶级的奢侈品，除偶有老太太仍佩戴和少数幼儿戴麒麟银锁外，很少有人再戴首饰。1980年后，国家对外开放，受沿海和大城市影响，首饰又受到绥芬河口岸妇女青睐。首饰式样逐年增多且精美，头簪无人再戴，金、珍珠、玛瑙等新式项链为城市妇女凭添了几分华贵。

　　三、居住

　　绥芬河地区聚落形成时，汉、俄居民杂居期间。初期，中国居民多单身汉，其住处或以树木、茅草搭成茅棚，俗称“马架子”；或背依山坡就地挖坑，前面、两侧和顶部以树木、柳枝搭盖，外抹大泥，顶覆茅草，俗称“地窨子”。冬季寒冷时，以柴草炭火取暖。后期，多择蔽风向阳处，以树木或土坯夹泥或抹泥， 架梁建茅屋居住。 俄侨则住以原木筑墙木板覆顶俗称“木克楞”的木屋，或住板夹泥墙、“拉合墙”加梁覆草盖、木盖的房屋。

　　19世纪末修筑中东铁路时，车站及附近始有石砖铁盖建筑物出现。有车站公用设施和铁路员工住宅，多为墙厚窗小的俄式建筑，依山而建，多南北走向，不讲向阳。与此同时有土坯茅屋民宅建成。民国初，绥芬河东街始有俄领事馆、铁路公寓、茶庄等楼房出现，均为两层或三层。之后，阜宁公司在铁路界外放街基，建民宅。这期间绥芬河地区除官衙、商贾用房外，民宅普遍为土坯草房。多是座北朝南，三间，一明两暗，中间为厨房，两侧住人，南北大炕，上铺秫秸或芦苇编成的炕席。东屋为大，西屋为小；长辈或房主住东屋，晚辈或房客住西屋。冬季，靠炕取暖，寒极时，以盆掏灶内草木炭火取暖。庭院以细木杆或柴草夹好围起，称院杖子。大户富有人家东西两侧增建厢房，称四合院。西厢房多住佣人或长工。建房选地基位置时，要先请风水先生看风水；择吉日破土动工，忌讳农历双月双日；房高不能超过邻居家主房，否则为“欺邻”。最隆重为上梁时，请风水先生择吉日吉时，正梁悬红布，挂铜钱，贴上书“太公（指姜子牙）在此，诸神让位”红纸条幅；门两侧和上方，贴“太公昨日从此过，说是今日上梁好”对联和“上梁大吉”横联，窗檐下贴“安窗大吉”横联，燃放鞭炮以示避邪。

　　日伪时期，除日本人建宪兵队、特务机关等楼房外，民宅依旧多是低矮土坯草房，且更加破败。

　　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居民建房逐年增多，但初期仍多为土坯房。60年代后，城镇及农村富裕人家开始建砖瓦结构住宅，所用砖瓦均从东宁县运入。冬季住宅多以火炉、火墙取暖。居民开始用纸糊炕，涂色或绘花鸟、山水图案后，上着清油，美观且清洁。70年代后，当地建成炉渣砖厂，居民建房始用炉渣砖；但因其质地不坚，且保温差，居民仍喜住红砖房。这期间人们已开始注重住宅上下水道，并有人在民宅试装以火炉余热为动力的暖气取暖，俗称土暖气，后逐渐在居民住宅推广。1975年建市后，市内人口增加，房产部门及机关、财贸等系统新建部分家属房。每房40平方米左右，均为砖瓦结构，注重采光，设上下水道，居室多为一大一小一厨，称“老少屋”。公房每月房租费人民币3至4元之间；职工由国家补贴，所在单位每月从职工工资中扣除，交付房产部门。这期间，市战备办公室采取私建公助方式，在市内部分职工院内建钢筋水泥结构的地下掩体，俗称战备洞，一般6—8平方米，后多被居民用作菜窖。80年代初，国家实施对外开放，绥芬河对苏边境贸易开通后，口岸人口不断增加，居民住房日渐紧张，人均住房面积不足 7平方米，市内和农村私人建房逐渐增多。新建民房窗户多由旧时两扇变为3至4扇，瓦盖开始被铁皮替代。建民房时，请风水先生者已少见；但择日动土和上梁，上梁时悬红布、贴对联、放鞭炮、设宴席等沿袭至今。这期间，市里在山城路与迎新街交叉处、青云路西侧，先后建成4层居民住宅楼和教师住宅楼。每户面积54 至58平方米之间，有上下水管道及室内厕所，无集中供热设施，以火炉、火炕及土暖气取暖。每月房租30元左右。1988年全市实行房屋产权制度改革，公有民宅分批分期出售给个人。售价根据房屋建筑面积、建筑结构和新旧程度做价。一般平房每平方米100元左右，楼房每平方米200元左右。买到公房的居民，有条件的对原房屋进行改造或扩建，居住条件逐渐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