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礼仪习俗


　　一、亲缘

　　旧时，崇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观念。尤其富裕大户人家，更加注重“族权”、“族规”、“族谱”。辈份长者为族长，为全家庭的至尊，具有代表全族对其子弟及子孙们的统治权。无视族权，违反族规者，会受到惩罚。族长之下是家长，多是男性长者；支配家庭分工和主持家务。家庭内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妻之间有尊卑等次之别，一般随家长定职，如家长务农，便一家为农；家长做工，一家为工；家长或家人为官，则一家为“老爷”。父与子以终生同居为规范；父母健在，子女远走，视为“不孝”；闹争端分家更为舆论所耻笑。

　　解放后，经宣传教育，族权、族规意识逐年淡化，代之以尊老爱幼风尚。“族谱”、“家谱”70年代后已很少有人续记；但孔姓、孟姓家族成员起名时，仍加旧时确定的字排定，同姓相见，听其名即可知彼此辈份。一般人家为孩子起名，二字者注意同辈人确定其中一字列序。80年代计划生育确定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后，同辈定字取名现象已逐年弱化。

　　二、生育

　　解放前，生育习俗多带迷信色彩。妇女怀孕后忌食兔肉、狗肉，认为吃兔肉，会生豁嘴婴儿；吃狗肉孩子会长单眼皮。

　　孕妇生孩子均在家生，请接生婆，临产时产妇丈夫不得在产室。喜男婴站生女婴坐生，谓“坐生娘娘站生官”。产后，女婴胎衣埋室外窗前地下，男婴胎衣埋房门外地下；产房外门挂一条红布。亲友来探望时带鸡蛋、小米、 挂面、红糖等礼物，俗称 “下奶”；下奶时忌说带　　“死、风”等不吉利话。产后第三天全家或请亲友吃面条，称“喜面”；婴儿满月时，设宴款待亲朋好友。如新生儿死亡，称“要帐鬼”，以谷草裹尸抛于野外，让狼吃掉，谓其不再“脱生”要账。

　　产妇分娩后休息俗称“猫月子”或“坐月子”。此间如有亲友来产房，走后产妇奶汁不畅，便认为被“带”走了，带走的人要给产妇送鸡汤或荷包蛋吃，称“送奶”。满月后母亲抱婴儿回娘家，俗称“挪臊窝子”。当日可归，亦可住数日后再归。临走时，姥姥要给外孙或外孙女顶下套挂一缕“长命线”；回家后将“长命线”从婴儿颈部由上至下取下，并念道“头上戴脚下抹，一活活到八十八”。

　　60年代后，除不再将死婴抛尸野地外，其他习俗至今尚存。

　　三、婚姻

　　解放前，绥芬河地区居民按关内惯例，基本实行一夫一妻制。少数官吏富商两个妻子，也有个别娶三四个甚至更多妻妾的。20年代初期绥宁镇守使张宗昌妻妾成群，故当地百姓讥讽他的“三不知”中，有“不知姨太多少”之语相传。旧时惯于早婚，十二三岁男孩娶十七八岁媳妇的现象普遍存在。其目的多是为早生子，增加劳动力。也有富裕人家将贫困家几岁女孩抱回抚养，长大后再为儿子正式成婚，称抱养的女孩为“童养媳”。

　　旧时男女订婚，要听父母之命（无父母的由近亲长者作主）和媒妁之言，由媒婆为两家说和，称“保媒”，并经先生卜算男女生辰“八字”都吉利后，方能订婚。订婚后，无论贫富之家都要择吉日向女方家送“聘礼”，俗称彩礼。

　　聘礼分为“大礼”和“小礼”：“小礼”先送，“大礼”后送；聘礼厚薄不等，一般富裕人家“过大礼”送白银三四十两、棉布20匹、白酒百斤、肥猪2口、粳米2斗以及绸缎、首饰等。男方父母和本人在亲友陪同下，随媒人到女方家送聘礼时，姑娘要给男方父母“装烟”点烟，男方父母要给“装烟钱”。过大礼后，定结婚日子，并通知女方家，称 “送日子”。结婚前3天，男方家租轿子（两乘、有的用花车）、餐具，请吹鼓手和厨师。结婚前一日，要抬着新郎由吹鼓手前奏绕街一周，谓“亮轿”。同日，女方家要向男方家送嫁妆，并与男方家共同布置新房。结婚日，男方家早起，鼓乐前导，花轿在后，形成几十人的接亲队伍，去女方家接亲。如女方家路途太远，可先一日将姑娘接至附近亲友家住，俗称“打下处”。接亲队伍至女家，女家闭门不开，须鼓乐奏三遍才开门，谓“蹩性子”。女家将新郎和接亲人员迎入室内， 摆出4个“果碟子”招待。然后，用双线为新娘绞脸，使其面孔更光洁；新娘梳洗、盘头、戴耳环、着红衣绿裤，头上蒙一方红布，称“盖头”。临行前，接亲的人“偷”走女方家两双筷子，意求“快生子”。新娘由胞兄或叔兄抱入轿，谓“抱轿”；随同新娘前往男方家的有 4女4男或8女 8男，谓“送亲”。新娘至男方家后，燃放鞭炮，鸣奏鼓乐，引新娘踏红毡进门，并跨马鞍、火盆，意求今后生活“平平安安、红红火火”。入室内后，在司仪主持下，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父母），夫妻对拜，谓“拜堂”。早年拜堂磕头，民国后改鞠躬。拜堂后，引新娘入洞房，由新郎用称杆挑开新娘盖头，新娘上炕面南而坐，谓“坐福”。然后由女方备席，鼓乐伴奏，新郎新娘同桌吃饭，谓“管小饭”。同时开宴席，款待宾客，新郎逐桌敬酒。席散客走，新娘才能离开洞房活动。是夜，由儿女双全妇女在洞房为新郎新娘铺床，并在被子里撒上大枣和粟子，意求“早立子”。之后新娘吃水饺，水饺有意煮半熟，并设人在洞房外隔窗相问“生不生？”新娘答“生”，暗喻“生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婚姻法》，实行一夫一妻制和男女自由恋爱，废除童养媳，反对包办和买卖婚姻。男女青年多是自由恋爱或经介绍人介绍结为夫妻。经移风移俗，婚礼过程中的繁文缛节逐年减少。 五六十年代结婚，其程序大至为 “定亲”、“认亲”、“接亲”、“送亲”、“坐福”，典礼时向毛主席像、向父母、向来宾鞠躬，新郎新娘相互鞠躬；宴请来宾，新郎新娘敬酒，晚间“闹洞房”。这期间，向男方家索要“彩礼”情况亦不少见；为节省支出，也为寻乡情，当地农村男青年回关内原籍娶媳妇者较多。70年代，常有男女青年旅游结婚，既简便也免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80年代以来，结婚礼仪简化不大，接亲带“离娘肉、瓶酒、大葱、粉条”，新娘被接走时，新娘母亲在门口泼盆水等习俗依然流行。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新房布置、家具、电器、服装、首饰等标准越来越高，相互攀比之风日甚；收礼金，大操大办，婚宴少则十几桌，多则几十桌，以致造成送礼金者每每叫苦不喋，新郎新娘婚后债台高筑。对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坚持宣传教育，但成效并不明显。

　　四、丧葬

　　新中国成立前，丧葬习俗多带有浓厚迷信色彩，具繁文缛礼。老人死后，身着“寿衣”，脚穿“寿鞋”，头朝西停于正屋；富裕人家搭设“灵棚”，雇吹鼓手。儿女披麻戴孝，长子主丧，摆放供果、燃香、点油灯、焚化纸钱；全家哭号，门外挂“岁头纸”，通知亲友，称“告丧”；向亲友分布“孝布”，称“撒孝”。尸体装入灵柩称“入殓”；灵柩俗称“寿材”，外涂油漆，描龙画凤；灵柩规格分为四五六（4寸底、5寸帮、6 寸盖），三四五、一二三不等；材质以香柏赤柏松木为最佳，一般都用红松，贫寒人家用薄板钉底，称“狗碰子”，极贫者以苇席裹尸掩埋亦不少见。家人一日 3次到土地庙为死者焚化纸钱、送稀饭，称“报庙”和“送浆水”。人死后，一般在家停放 3天，富裕人家也有放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入葬前一天，为死者“送盘缠”（焚化纸钱），焚纸牛或纸马（男送马，女送牛），向西南大路“指冥路”。入殓时为死者“开光”，盖棺铆钉喊“躲钉”。起灵时，长子摔“丧盆”，持灵幡“引灵”，死者子孙及亲友随其后（女人当日不得去墓地），棺木按其轻重由4、8、16人抬着，一路撒园形方孔纸钱去墓地。

　　墓地要经风水先生选定；墓穴内放“长明灯”（豆油灯）、五谷粮等。安葬后的第三天，死者子女要到墓地“圆坟”，七天后去墓地“烧七”，后逢“三七”、“五七”、“七七”还要到墓地祭奠。再后是百日、周年及传统祭日，都要祭奠。

　　解放后，绥芬河地区丧葬仪式逐年简化。死者子女“披麻戴孝”、“报庙”、“送浆水”等习俗渐已绝迹，代之以戴黑纱（多是黑布）、送花圈、亲友向遗体告别、开追悼会等新习俗。80年代本市在地久山设公墓，除偏僻山村外，市内死亡居民多安葬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