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佳木斯原名“甲母克寺噶珊”、“嘉木寺屯”，为满语，意译为“站官屯”或“驿丞村”。

　　据出土文物资料证明，早在 6 000年前，佳木斯地区就有人类活动。历史文献记载，在公元前20世纪夏商之际，肃慎人即在此地繁衍生息，并向中原王朝连年朝贡，接受管辖与封赏。汉晋时代，肃慎改称为挹娄，南北朝时称为勿吉，隋唐时称为靺鞨，均臣服中原王朝。唐朝曾设立黑水都督府，管辖今佳木斯一带。辽时靺鞨改称女真，辽王朝在依兰以下沿松花江、黑龙江两岸建立五国部，管辖这一地区。元初归开元路，后属水达达路。明代于黑龙江入海口附近设立奴儿干都司，统辖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直至库页岛广大地区。清代初年设宁古塔昂邦章京，管辖吉林、黑龙江地区，北至外兴安岭，东至滨海及库页岛。清 雍正十年（1732年）增设三姓副都统。1888年，依兰旗署设东兴镇（后改为佳木斯镇），1909年改属桦川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属伪满洲国三江省。1937年设市，为省会。

　　东北解放后，佳木斯先后属合江省、松江省，今属黑龙江省。1985年实行市管县体制。1989年辖依兰、汤原、桦川、桦南、宝清、友谊、饶河、抚远 8县和富锦、同江2 市。境内总面积55580平方公里，总人口318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57人。市区设东风、前进、向阳、永红4区和郊区。面积911.9平方公里，人口61.7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76.7人。市区地理位置在东经129°61′—130°33′、北纬46°31′—46°52′之间。佳木斯市东北部隔黑龙江、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南部是双鸭山、七台河煤城和牡丹江市；西南与哈尔滨相近；西北与林都伊春相邻；北部与煤城鹤岗接壤。

　　佳木斯地区虽历史悠久，但开发较晚。自建镇迄今刚满百年，从设市迄今仅52年。一百年间，佳木斯经历了封建王朝和军阀的黑暗统治，饱尝了沙俄的侵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在苦难和屈辱中生存和成长。1945年东北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开始走上自由幸福的康庄大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今日的佳木斯已由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祖国东北部边陲的新兴城市，成为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

一
　　佳木斯地处三江平原腹地，地域辽阔，土质肥沃，物产丰饶。周围有鹤岗、双鸭山和七台河3个煤矿和鹤北、鹤立、双鸭山、桦南4个林区，有省属大型国营农场36个。区域内盛产大豆、小麦、水稻、玉米，为黑龙江省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人参、鹿茸、蜂蜜、鲑鱼、鲟鳇鱼、红小豆、白瓜籽、紫貂、貉皮、黄鼬皮、黑木耳、磨菇、蕨菜、薇菜等特产驰名中外。煤炭、黄金等矿藏分布广阔，贮量丰富。现有可垦荒地859万亩，可利用草原493万亩。

佳木斯是黑龙江省东部地区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的重要交通枢纽，境内交通发达。水运溯松花江上行直达哈尔滨，下行畅通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与俄罗斯之间的水上航道客货运输线已开通，以佳木斯为始发港，沿松花江和黑龙江经过俄罗斯边境城市马卡和庙街等港口出海，可以进入日本海，已开通江海联运，成为国际航道。佳木斯至哈巴罗夫斯克的空中航线已经运行。境内公路纵横交错，联接哈同（江）、哈萝（北）和鹤（岗）大（连）三条国道，与内地往来十分便利。铁路有绥佳、牡佳、福前、佳鹤、南乌和佳富等9 条干线，贯通东西南北，客运已直达北京、济南和大连等重要城市。近年，经国家批准，佳木斯、富锦、同江、桦川、抚远和饶河港口先后对外开放，形成以佳木斯港为龙头的港口群体，更便利于对外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成为我国东北部沿边地区同世界联系的重要窗口和通道。

佳木斯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夏季林木葱笼，草绿花香，沃野千里，一望无际，娇姿百态，胜似江南。　冬季白雪皑皑，冰封大地，银妆素裹，一片北国风光。辖域内有古代遗迹、原始森林、奇山怪石。为游人瞩目者有依兰县辽代五国头城、清末三姓古城和四块石抗日联军密营遗址；桦川县瓦里霍通古城遗址和前董家子古山寨；桦南县向阳山水库和孟家岗人工林；汤原县大亮子河国家森林保护公园；富锦市乌尔古力山、七星河自然风貌；同江市三江口古战场、街津口赫哲族之乡和洪河自然保护区；抚远县我国东方第一哨乌苏镇及饶河县的乌苏里风光等。市区内，城南有山，山中有湖。松花江宛如玉带横贯市区。江中有岛，岛内遍布游览设施，颇具北国特色。新辟的两个风景区和已具相当规模的6个公园，为城市增色不少。

二
　　佳木斯地区人民素有爱国主义和革命的光荣传统，在保卫和建设边疆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早在17世纪沙皇俄国将其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边疆时，佳木斯地区的人民奋起抵抗。1643年，沙俄派出波雅科夫率侵略军，闯入中国内河黑龙江进行骚扰，烧杀抢掠，遭到边疆居民的英勇抗击，被逐回。1650年后，沙俄侵略者哈巴罗夫纠集哥萨克匪徒，多次侵入黑龙江中下游。佳木斯边疆军民同仇敌忾，于乌扎拉村进行迎击，予入侵者以沉重打击。1654—1658年，沙俄派遣以斯捷潘诺夫为首的侵略军，三次侵入松花江流域，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口处遭到当地各族军民的英勇抗击，被歼270余人，斯捷潘诺夫葬身鱼腹。19 世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瓜分中国。沙皇俄国乘机强迫腐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强占了原属中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约100 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此黑、乌两江成为中俄界江。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驻守三江地区的东北军旅长兼依兰镇守使李杜将军，率所部官兵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开赴哈尔滨前线迎击日军。驻佳木斯镇的桦川县长张锡侯，组织地方乡勇进行编练，准备抗敌。1932年 5月日军侵占佳木斯后，镇内乡绅武国梁、武国臣弟兄舍家纾难，组织“自卫军独立团”在周围农村展开游击战争。由民众自发组织的义勇军、黄枪会、红枪会、天真会、大刀会等抗日团体纷纷成立， 总数达万人。从5月至年底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1月17日，红枪会、黄枪会等抗日义军聚集数干人，手持大刀、长矛，于城东马忠显大桥同日伪军展开激战，打死打伤日军40余人，抗日义军牺牲近千人。

　　在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少数人屈膝投降的形势下，中共下江特委、北满临时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江地区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发展壮大抗日武装。佳木斯市区的地下党由一个小组发展为市委。郊区大来、黑通、西格木等乡村纷纷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成为十分活跃的抗日游击区。　先后攻破大来、黑通等伪警察署，策动了梧桐河矿警的武装起义。与此同时，由中共北满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三江地区与日伪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30年代中期，东北抗日联军的11个军中，有5个军诞生在佳木斯地区；有8个军经常活动和战斗在三江平原。著名的抗日联军领导人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李延禄、冯仲云、崔石泉、夏云杰、祁致中、李保满等，都曾经在这里同敌人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无数抗日联军将士的鲜血洒遍三江大地。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联军，团结依靠人民群众，在偏辟的农村和山区，建立密营、根据地和“红地盘”，成立抗日救国会、妇救会和儿童团。人民群众积极主动为抗联筹款筹物，传送情报，破坏桥梁、电信，并伺机袭击敌人。对于松花江下游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日伪当局恐慌万状，惊呼“三江省已变为共产乐土！”1938年，敌伪加紧推行残酷的“治安整肃”计划。在农村和山区强制“归屯并户”，实行“保甲连坐”，以期隔断人民群众与抗日联军的联系。在城市进行大搜捕，发动“三·一五”大逮捕事件，使佳木斯及周围各县的中共地下组织全部遭到破坏。抗日联军在失去党的统一领导、给养断绝、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处境异常艰险，蒙受巨大损失。为了冲破敌人的包围和封锁，主力部队被迫转移到海伦、北安、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战争。1941年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抗联部队陆续转入苏联远东地区进行整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联部队配合苏联红军，重新返回东北，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东北解放后，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先后向佳木斯地区派来以张闻天为首的大批干部和军队，建立了中共合江省委、中共佳木斯市委和省、市政府。在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形势下，一大批军政、文化、后勤机关陆续迁至佳木斯。其中有东北行政委员会留守处、东北大学、东北军政大学、东北日报社、东北新华广播电台、东北书店、鲁艺文工团等，集中了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一时精英荟萃，群贤毕至。佳木斯一度被称为“东北革命文化的摇篮”。中共各级组织和人民政府，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清剿土匪，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健全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群情振奋，努力发展生产，积极参军参战，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当时的佳木斯已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巩固的根据地，曾被誉为“东北的延安”。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三
　　清朝时期，由于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佳木斯地区被称为龙禁之地，大片土地未得开发，素称“北大荒”。民国时期，虽已开禁放荒，但军阀混战，土匪猖獗，民不聊生。尤其经过日本帝国主义14年的侵占和掠夺，使刚刚兴起的民族经济遭受严重摧残，大量农田荒芜，工厂倒闭，商业凋零。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前，佳木斯的民族工业仅有粮油、木材加工，生产方式长期处在自然经济阶段。

1946年人民政权建立后，市委、市政府领导全市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败退时留下的一片废墟上，开始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创办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和由人民群众集资经营的合作社经济，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在50年代，佳木斯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投入大量资金，新建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陆续开发建设一批大型国营农场，从而奠定了发展国营经济的基础。60—70年代，经济发展缓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国民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至1989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已达47亿元，比1949年增长14倍。国民收入达40.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80年增长 1.6倍。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7.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25倍。综观新中国成立的40年来，佳木斯国民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基本建设规模恢宏，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新中国成立的40年来，国家为佳木斯地区投放了大量资金，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共达82亿元，新增固定资产57.8亿元（包括省属国营农场）。在农业方面，修建堤防1500公里，建成水库27座，机电井3650眼，排灌工程千余处，有效地控制了洪涝灾害。兴建27个大型国营农场，其中包括全国著名的友谊农场和装备现代化的洪河农场。农业机械化水平空前提高。与1949年相比，大中型拖拉机由 41台增加到1.9万台，联合收割机由1台增加到0.5万台。在工业方面，建成近40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其中包括全国最大的造纸企业佳木斯综合制浆造纸厂，全国防爆电机制造中心佳木斯防爆电机厂，以及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纺织印染厂、友谊糖厂、三江食品公司等一批国内外闻名的重点企业。国有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总值（原值）共达43.5亿元，为1949年的 300多倍。在交通运输、邮电、商业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建成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基础设施，为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基础不断加强，综合型工业体系基本形成。全市拥有食品、造纸、纺织、电力、建材、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30多个行业，乡以上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823家，职工24万人。1989年，工业总产值达57.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49 年增长121倍。许多产品从无到有，产量质量不断提高。1989年，主要产品产量为：机制纸24.4万吨，白酒1.8万吨，啤酒6.4万吨，机制糖9万吨，食用植物油 6.8万吨，发电量35.4亿千瓦小时，水泥38万吨，砖14亿块，卷烟5.1万箱，小型拖拉机1.8万 台，交流电动机104 万千瓦，纱1.7万吨，布5 877万米，木材22万立方米，锯材12 万立方米，人造板1.1万立方米，电视机8.5万部，平板玻璃90万重量箱，烧碱2.3万吨，塑料制品 0.8万吨，铝0.5万吨，锻压机械546台，机引耕作机械0.3万台，联合收割机519台，轴承42万套，服装242万件。在500种优质产品中，国优10种，部优65种，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为90％。全年产品销售收入43.4亿元，实现利税6.1亿元。

　　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已由中世纪传统落后的手工耕作方式，为现代化农机具逐渐代替。1989 年共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7.3 万台、联合收割机5 344台、农用汽车1 786台。农业机械总动力达209.7万马力，田间机械化程度达到60％，非田间机械化程度达到90％以上。大量处女地得到开发，耕地面积已由1949 年的626万亩增加到2224万亩。科学种田的普及和推广，促进了农产品产量的提高。1989年，粮豆薯总产量由1949年47万吨增加到284万吨；大牲畜由13.2万头增加到23.8 万头；生猪存栏由19.5万头增加到47.5万头；新开辟养鱼水面17万亩，鱼产量由3 115吨增加到22 797吨；甜菜产量由841吨增加到46万吨；亚麻产量由3 558吨增加到2万吨。40年间累计生产粮食5 434万吨，上交国家2 300万吨。1989年，农业总产值达3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 9倍。乡镇企业产值达15亿元，占农业总产值50％，比1978年增长11倍。

　　内外贸易不断扩大，城乡市场日趋繁荣。1989年，全境商业服务机构22 538个，从业人员11.6万人。国营大型商业星罗棋布，集市贸易遍及城乡，形成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商品供应充足，购销活跃兴旺。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28.1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1.2倍，其中集体和个体经济比重已占 38％，交易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1％。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9年，市属外贸出口商品收购额达 2亿元，比1978年增长 9倍。出口产品有粮油、土畜产、纺织、轻工、工艺、化工、医药、机械等10大类，品种150多个。全市有8个外贸公司获有外贸出口经营权，有73家出口生产企业和11个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近年来对俄罗斯边境贸易取得较大进展，已同俄方40多家客户建立了贸易伙伴关系，年进出口总额达1 033 万瑞士法郎。10年间从国外共引进经济技术项目100多个，利用外资2亿多元。

　　交通、电信迅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服务功能显著增强。1989年，全市公路总里程已达6800多公里，比1949年增加4倍，好路率达58％。全市共有机动车4 万辆，总吨位7万多吨。松花江公路大桥于1989年建成后，使鹤大、哈同、哈萝 3条干线公路贯通。铁路营业里程达1 057公里，有旅客列车 20多对，年客运量2 000万人次，货运量3 000多万吨。水运有国航、地方航运两个系统，有 6个开放港口和 7个内河港站，年吞吐量 148万吨，占吞吐能力的40％；年完成客运207万人次，货运116万吨。民用航空机场可起落20吨以下各类飞机。邮电通信事业发展较快。邮路总长达6 000公里，为1952年的 3倍。电话总容量3万多门，已实现程控化，可与300 多个城市直拨通话。邮电业务量达2 046万元，比1949年增长 62倍。城市道路，经过40年的建设，多数实现了铺装化。排水设施服务范围增加 12倍，照明道路长度增加8.7倍。交通流量大的地段修建立交桥4座。街道绿化长度增加了13.8倍，先后修建了6处公园，开辟了四丰山、柳树岛2个风景区。城市公共客运线路发展到 15条，年运送乘客4480万人次。自来水供水管道已铺设158公里，供水井568眼，综合涌水能力27.2万吨。居民使用液化气已达23万人。集中供热面积达442万平方米。新辟 12个居民小区正在建设，旧房改造已大面积展开，出现了新式高层建筑林立、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新景象。城市功能日益配套、完备，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
　　佳木斯地处祖国北疆，远离中原地区，历史上文化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建设得到迅速发展，社会进步明显加快。

　　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解放前，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儿童入学率只占15％左右。1949年，全市仅有中小学676所，在校生7万名。1989 年发展到普通中学332所，农业和职业中学58所，小学2 422所，在校生总计61.3万名。与1949年相比，中小学校增加 3.1倍，在校生增加7.7倍，适龄儿童入学率由15％上升到99.5％。高等院校4所，在校生5 484名；中等专业学校 9所，在校生5487名；另有成人高等学校6所，学生1211 名；中等专业学校 15所，在校生3 155名。已形成学前教育、大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高中级职业教育结构。各级普通教育职工队伍已达 4.8万人，其中专任教师3.8万人；成人教育职工达0.5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0.3万人。全市已完成初等教育的普及任务，教学条件日益改善，教师待遇普遍提高，为今后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科学技术事业从无到有，逐渐发展。50年代初，全市只有一个农事试验场，从事农作物良种繁育和技术示范；一个科学技术研究会，组织科技人员进行科技研究和协调工作。60—70年代虽有进展，但速度不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落实“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使科技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1989年，全市有科研机构 44个，专职科研人员1100多人，加上兼职科技人员共达5万余人，其中具有高中级职称者1.8万人。80年代以来，每年都安排50多个市级以上科技攻关项目、星火计划项目和成果推广项目；每年都有几十项科技成果通过各级鉴定。1989年，在全国星火计划成果适用技术展交会上，佳木斯获4项金奖、5项银奖。科技改革不断深化，技术市场年交易额达1200多万元。市、县两级技术发展基金累计已达1000多万元。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等活动开展活跃，科学技术已被摆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提高，学科学、用科学开始成为广大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自觉行动。
　　文化艺术事业逐步走向繁荣。解放前，人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解放战争时期，佳木斯成为巩固的根据地，延安等地的文化艺术团体和全国著名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云集于此，创办刊物，创作文学艺术作品，演出革命戏剧，曾一度出现空前繁荣景象。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些团体陆续迁往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文化艺术事业主要靠地方自力更生发展建设。1989年，全市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0个，从业人员450 人。40年来，京、评、话剧和杂技等各专业剧团，创作并演出一大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大型剧目。其中京剧《雪岭苍松》、《绿川英子》，评剧《功与罪》，话剧《佳木斯的黎明》等获得省以上文化部门的奖励。　群众文化十分活跃。市、县（市）普遍有新华书店、图书馆（室）。市有群众艺术馆，县区有文化馆，乡镇有群众文化活动室，计153个，普及率达85％。还有一大批企业、街道、学校、军营文化团体。80 年代以来，全市有近百件群众音乐、美术、舞蹈、曲艺、摄影、书法作品获省以上奖励。电影放映机构已达662个，其中有 612个电影队活跃在广大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更快。全市已有广播电台和转播台17座，发射功率达122千瓦；乡村广播站（室）1 862个，广播覆盖率达85.3％。全市共建成电视台和电视转播站10座、地面卫星接收站11座，电视覆盖率达80％。近10 年共创作60多部（集）广播剧，其中《追求》、《特别行动》、《甜甜的山里红》等40多部在全国和省演出中获奖；摄制的《李宗仁归来》、《深流》等电视连续剧在省内外均产生较大反响。文学创作亦出现新的局面，自50年代始，先后出版多部具有不同题材、体裁的文学作品。

　　卫生医疗保健事业发展迅速，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卫生与健康，努力改变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不断增加投资，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已由1949年的10几个发展到1545个，卫生技术人员由 309人发展到17 233人，医院床位由203张发展到10659张。各种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设备不断增加。肿瘤防治中心、血液病研究中心及一些专科防治中心相继建立。小儿偏瘫、血液病防治、矫形外科等项目已达到省级和接近国家级先进水平。中医中药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医院已发展到10所。中医受到尊重。中药广为应用。预防保健工作取得显著成绩。20种法定传染病的发病报告率已从1958年10万分之10005，下降到10万分之174.9；传染病、地方病经过普查和综合防治，已得到有效控制，多数病种已无新患发生。全市有市、县级妇幼保健站28个，专业技术人员 334人。婴儿死亡率已由1983年的千分之37.4下降到千分之20.8；孕产妇死亡率由1979年的万分之10.7下降到万分之4。 在改革中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全民、集体、联合、个体等各种形式办医的新格局，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体育事业发展很快。群众体育蓬勃发展，人民体质不断增强；竞技水平显著提高，形成了多层次训练体系；体育机构逐步建立，体育设施日趋完善。1979年以来，佳木斯市运动员在全国、全省各类比赛中，共获全国冠军143项，破全国纪录17项（次）；获全省冠军223次，打破40项（次）、创13项、平7项全省纪录。向上级输送运动员352人，培养出运动健将30名。竞技运动中冰雪项目具有较强优势。速滑运动员苗敏在国际比赛中曾获得女子 1 500米第一名。冰球队曾获得全国第一名。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兴起。全市经常参加锻炼的人数共达 110万人。现有专职教练员63人，优秀运动员59人，裁判员380人。有省级体育传统学校2所，市级48所，县级29所。少儿业余体校在校生818人。

五
　　1945年前，在旧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广大人民长期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解放后，党和政府致力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今城乡人民已经普遍摆脱了饥寒的困境，大多处于“温饱”型，已经开始向“小康”迈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0年间，全境人口增长3.5倍，而职工人数增长了35.8 倍，城镇个体劳动者增长了 3.4倍。在城镇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的前提下，1989年，全市职工人均工资已达1847元，比1949年增长8.3倍。农民人均收入已从建国初的70元左右提高到544 元，增长近7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1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为显著，一部分人已开始富裕起来。城乡居民的生活追求及吃、穿、用、住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据抽样调查，1989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为100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80年增长40.7％。近10年间，城市职工家庭高档消费品购置量增长 3倍。1989年，百户城市居民家庭消费品拥有量为：毛皮大衣40件，呢大衣173件，毛料服装329件，自行车220辆，缝纫机70架，电风扇24台，手表283只，洗衣机82台，电冰箱31台，摩托车2台，收录机65台，黑白电视机65 台，彩色电视机58台，照像机13架，中高档乐器7件，电炊具103个。人均居住面积5.5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为482元。农村每百户拥有设备和资产：小型拖拉机28.5台，胶轮大车15.5台，役畜33.4头；拥有消费品自行车89台，缝纫机64台，手表141只，洗衣机46台，黑白电视机71台，彩色电视机3台，收录机21台，收音机19台，摩托车0.3辆，电风扇1.4台，大型家具108 件；每户拥有非生产性房屋110 平方米，人均21平方米。农村普遍出现了“盖房热”，许多农户由原来低矮阴暗破旧的土草房，换上了宽敞明亮的新式砖瓦房，部分富裕户盖起了“小洋楼”。随着收入的增加，城乡人民储蓄1989年增长到16.1亿元，人均储蓄500元，比1985年增长2倍多，比1980年增长14倍。改善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

　　佳木斯虽有近百年的历史，但真正开发建设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短短40年的开发建设，已由昔日的“北大荒”变成“北大仓”，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正在祖国东北边陲崛起。佳木斯市人民将在中共佳木斯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将佳木斯市建成以轻工业为主导、农副产品深加工为重点，沿边开放、综合服务型的黑龙江省东北部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