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价格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市场物价以计划价格为主。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价格及非商品收费，均由国家直接制定和调整。各地区根据国家规定的差价原则，具体实施。40年间，以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幅度最大。1953年，国家开始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年内市区大豆、高粱、玉米、水稻、谷子5种原粮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4.78％。1956年，绿豆等 5种小杂豆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3.19％，大麦等 7种小杂粮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2.14％。1958年，高粱、玉米、谷子、大豆等4种原粮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2.30％。统销价格未动，国家对部分农副产品实行补贴销售。1960年前后，受自然灾害影响，粮食及经济作物大幅度减产。1961年，国家为鼓励农民多交粮，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全面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6种主要原粮平均提高27.33％，13种小杂粮平均提高50·05％，13种小杂豆平均提高58.2％。超购部分加价10％。统销价格未动，所有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全部倒挂。以大豆、小麦、水稻、玉米、高粱、谷子6 种主要原粮计算，市区每百元销售额中即有国家纯价格补贴 17.67元。1965年提高粮食统销价格后（与统购价格持平），国家相应给城乡职工每一家庭人口每月粮价补贴0.29元。 1966年，购销价格同额提高，6种主要原粮提高24.26％，8种小杂豆提高17％，9种小杂粮提高18.67％。粮价补贴每人增至0.64元。“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产品购销价未做大的调整。1979年，国家再次全面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6 种主要原粮平均提高19.7％，8 种小杂豆平均提高22.92％，9种小杂粮平均提高26.34％。统销价格未做调整，再次出现购销倒挂。 市区每百元原粮销售额中，有国家纯价格补贴27.81元。1984年，国家取消粮食定购基数，实行固定比例加价收购， 6种主要原粮比例收购价平均较传统价格提高24.41％。因统销价格未动，市区每百元原粮销售额中国家纯价格补贴增至71.15元。1985年，市区6种主要原粮收购牌价与1949年 10月比较平均提高510.82％；与1957年比较提高 217.67％，而统销价格仅提高60.19％。其间差额及粮食部门的经营费用均由国家补贴。生活必需工业品及主要副食品，在1966年以前曾做过部分调整。其中以猪肉、烟酒、棉织品、煤炭等调整次数较多。1967—1977年间物价基本冻结。1978年以后，为改变物价长期冻结所形成的不合理状况，开始对各类商品价格进行全面调整。1979年11月提高猪、牛、羊肉、禽、蛋、菜、鱼、牛奶等8种主要副食品价格，同时为职工加发价格补贴，每人每月8.5元。1983年，棉织品价格上调，涤纶化纤品价格下调。二者比价由 1:25缩小至1:1.4。至1984年，统配煤、烟酒及铁路、水路运价均有上调。同时三类工业小商品价格全部放开，由工商企业协商定价。1985年后又先后放开生猪、猪肉、粮油购销价格及自行车、电冰箱、收录机、黑白电视机等 7种工业消费品、13种名烟名酒与水泥、红砖等部分建材价格。钢材等生产资料价格普遍实行双轨制。执行工商企业协商定价、议价和集市贸易自由价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多。此类商品价格升降由市场调节，随行就市，国家不做指令性调整。1989年治理整顿经济环境，继续深入价格体系改革，国家对市场物价实行宏观调控，限定物价上涨幅度，制止滥涨价、滥收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