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购进 民国时期，农民所产粮食多运至城内与粮商、居民议价交易。麦收秋收之后，永安街一带粮谷交易市场每日四乡农民上市卖粮大车不下三、四百辆，临江地域粮栈比立。粮商秋冬以低价收粮，于翌年开江后向外运销，年外运大豆、粮食二、三万吨。1934年，日伪政权开始控制粮食生产与流通，按农民耕地面积先付少量预购款，秋后不论年成，每垧至少要交 150公斤粮食，有的多达 250公斤。1937年后，日伪政权对粮食实行统制政策，先后公布《米谷管理法》、《满洲粮谷股份公司法》、《主要特产物专管法》，一律禁止私人经营。1941年，日伪政权加紧粮食掠夺，以武力强迫农民交“出荷”粮。据同年出版的《满洲国现势》一书记载：三江省（佳木斯地带）年产大豆约27万吨，小麦约20万吨。未经加工直接向外输出大豆年约21万吨，占年产量74％；小麦约13万吨，占年产量65％。强制推行“出荷”以后，农村粮食几乎被搜刮殆尽，广大农民不得不以糠菜度日。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者，时有所见。据日本驻佳木斯宪兵队“交字”508号文件中记载：三江省鹤立县有300人因无粮自杀，佳木斯市郊区一家四口人也因无粮而自杀。
东北光复后，市政府实行统一的征收公粮制度，即以征收粮食代替农业税。征收办法为按耕地面积评议土地等级和产量，依率计征。丰年不多征，灾年适当减免。征收率一般为产量的20％左右。政府号召农民发展生产，多打粮食，积极交公粮、卖余粮。并于各乡设财粮助理，村屯设财粮委员，及时组织公粮入库和向国家卖余粮。同时在北江沿、永安街设立交易市场，允许自由买卖。新粮上市时，市场日交易量达500余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多掌握一些粮食，粮食部门对接收区域的粮食生产进行估产、测算，实行粮食派购。依照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原则，动员农民除留足口粮、饲料、种子而外，多向国家交售粮食。在农村，委托供销合作社采取先发放预付定金、签订预购合同的办法，收购当地农民余粮；在城市，除接收农民直接送入国库粮食之外，积极参与粮食自由市场，挂牌收购，粮食收购量逐年增长。 1949—1952年依次为 594.5万公斤、1 279.5万公斤、1 424万公斤、2 790万公斤。4年间增长3.7倍。
计划收购 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命令》。市政府组织工作队深入郊区农村进行宣传贯彻，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发动群众民主评议，将征购粮任务落实到户。对余粮户进行计划收购，对缺粮户进行计划供应。同时关闭城乡粮食自由市场，取缔国营粮食部门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从事粮食经营活动，使国家掌握了全部粮源。按当时的区划，1953年完成征购粮2 430吨，占当年产量的51.4％。1954年完成2 199吨，占产量的30.4％。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
“三定”到户 1955年秋，贯彻国务院颁布的 《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对郊区3个乡、13个村实行“三定”到户。定产：以社、户为单位，按照土地等级、标准，以当年作物种植面积为主，参照历年耕种情况，定出常年产量，三年不变。定购：在定产的数量中，扣出口粮、饲料、种子，按一定的比例（80～90％）计算征购粮，三年不变。灾年适当减免，丰年按增产部分的40％增加征购量。定销：对农村达不到“三留”（口粮、种子、饲料）最低标准的缺粮户，粮食部门按当地粮食品种保证供应。当年核定产量为605.1万公斤，核定征购量为219.9万公斤。其中公粮 86.2万公斤，超过省给任务1％。“三定”到户解除了农民“购销无底、增产无益”的思想顾虑，积极多开荒，多种地，多打粮，多交粮。1956年，郊区平均亩产达到93公斤，较解放前增长32.8％。在征购中取消了委托代购的中间环节，由国家粮库直接统购。
1957年10月，根据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在“三定”的基础上，对郊区实行增产增收、以丰补歉的办法，连续两年多收购了一些粮食。1959年以后，粮食征购出现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收的偏差。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购了过头粮，致使返销于农村的救灾粮大量增加。1959年返销量82.5万公斤，比1958年增加 1.6倍。三年经济困难期间，返销粮达到2 499万公斤，占同期征购量的32％。
1965年，根据国家《关于稳定农民负担，下苦工夫进一步做好粮食工作的意见》，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即在“三定”的基础上，逐社逐队复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粮食征购量，避免农民粮食负担不合理的现象，做到应留的留下，该购的购上来。经调整核实总征购量为 380万公斤，但在执行中因各年实际情况不同有所变动。与此同时，实行超购加价和奖售棉布、化肥等政策。采取国家代储、社队自储办法帮助农民储粮，备战备荒。对缺粮队实行定销办法，做到定量合理。按证供应。促进了农民交售粮食的积极性，保证了征购粮任务的完成。
1967—1969年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发动农民卖“战备粮”、“爱国粮”、“红心粮”，再次购了大量过头粮。致使翌年春天许多社队没有口粮，没有饲料，没有种子，国家不得不再次大量返销，造成劳民伤财。3年中，国家征购任务 1 065万公斤，实际征购达2 044万公斤，多购979万公斤，超购92％。3年合计返销1 017万公斤，占实际征购的49.8％。
1971年起执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和超购加价、奖售工业品等政策，稳定了农民负担。
征购包干 1983年根据黑龙江省政府规定，在农村包产到户的新形势下，实行粮食征购包干一定两年不变的政策。征购粮食执行 3种粮价：在定购数内执行统购价；超过定购数在征购包干数内，执行超购价；超过包干部分执行议价。因遭灾减产者，国家按统购价借给一部分粮食，春借秋还。包干任务可以缓至下一年补交。包干任务完成后。留粮不受限制，余粮可以进入市场。
合同定购 从1985年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办法。当年，粮食部门与郊区5 098个农户（粮食生产承包单位）签订了定购合同，落实定购任务250万公斤，至1989年定购数量未变。在执行中，按“三·七”计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定购以外可以自由上市，实行议价。征购季节，粮食部门会同工商管理部门加强市场管理，在未完成定购任务之前，禁止自由交易。1985—1989年，合同定购任务年年超额完成。农民出售的议价粮逐年增长。活跃了粮食市场，减轻了国家负担。
1965—1989年全市征购粮完成情况 表13—12 单位：万亩、万公斤
历年粮食征购各品种完成情况 表13—13 单位：万公斤
1955年市郊区口粮、饲料、种子留粮标准 表13—14 单位：公斤
注：自产自留不足，由国家补助至上述标准。
历年粮食收购价格 表13—15 元／100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