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编　财政　税务
编下序

　　1910年，桦川县始设收捐处，征收田赋和丁役税，收入用于地方行政和警察支出。1916年，桦川县强化捐税征收管理，捐税种类增至63种。1924年，依据吉林省各县地方财务处章程规定，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赋予地方部分征税权，实行增加新税、提高税率、预征预借等办法，开辟地方财政收入。当时的田赋附加超过正税的几十倍，各种苛捐杂税多达百十种。
　　伪满洲国时期，财政大权由日本侵略者把持。1938年建立市地方财政和税收征管机构，执行伪满洲国统一税制。当年税入达伪满币70余万元。1941年后，日本侵略者为支付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加紧经济掠夺，连续三次实行战时增税。1942年，财政岁入岁出高达伪币557.8万元。中小企业不堪日益沉重的税负，纷纷倒闭，致使税源枯竭，民生凋敝，财政、经济日益恶化。
　　佳木斯解放后，市政府立即着手建立新的税收体系，组建新的税收机构和队伍，建立新的税收征管秩序，制定新的税收法令，实行保护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涵养税源，增加收入。同时，为统一使用财力，保障军政开支和地方事业的发展，财政管理权大部分集中于省。
　　新中国建立后至1979年的30年间，财政管理长期实行以高度集中，统收统支为主的体制。1950—1957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财政和各税收入稳步增长，为经济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迅速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财政、税务工作出现了“虚夸风”，不切实际的提出“多收多支”、“大收大支”的口号。在财政投向上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重建设，轻效益。基本建设支出比例过大，企业亏损增加，经济遗留问题较多，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过1963—1965年三年调整，才逐步摆脱困境。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财政税务工作再次受到干扰，财政收入和各税收入处于徘徊状态；财政支出重蹈重投资，轻效益，重生产，轻消费的覆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国家对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从1980年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并逐步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财政支出结构，注意解决人民生活方面的多年欠帐，重视文教、卫生、科研方面的支出和人民生活方面的投资，较多地兴办市政建设和居民住宅建设，支持工资调整等，财政支出结构日趋合理。为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变单一税制为复合税制，分征中央税与地方税。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停止利润上缴，变一税为多税，税后利润由企业自用。对集体企业征收所得税。对个体、承包、租赁经营者征收相应的所得税和调节税。1989年，市区开征各税24种，年税入3.3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