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劳动就业

　　在旧中国，佳木斯无大型企业，仅有少数设备简陋、基础薄弱的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及服务行业。劳动人民就业机会少，工作、生活均无保障。1949年统计，全市就业人员仅 1.4万人，而失业与求业人员高达2万人。
　　1946年，市政府即着手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建立劳动仲裁组织，组织工人与私营业主签订劳资合同，阻止农民盲目入城，动员已入城的农民回乡务农。对生产不稳定企业的富余职工，采取归口包干办法，由各部门安置。建立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成立搬运工会等，安置失业和求业人员。 1952年，市人民政府建立劳动介绍所，对失业工人进行分类登记， 至年末全市安置17 683人就业，其中安置到金矿、林区、医院、机关等14 001人；从事建筑维修、装卸搬运等临时性工作的3 682人。
　　1953年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佳木斯综合制浆造纸厂、友谊糖厂等大型企业先后建立，招收大批工人，就业矛盾始得以缓解。1956年对社会劳动力进行统筹安排，组织 450户城市居民下乡参加农业生产，4 520人去新扩建企业就业。 1957年新建工程项目陆续投产，急需大量劳动力，全年为各部门组织、调配劳动力14 082人，属长期安置的 4 250人。年末，全市就业人员达59 505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54 129人，集体所有制职工4 155人，个体劳动者1 221人。
　　1958—1960年，由于强调“以钢为纲”发展重工业，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劳动力需求急剧扩大。除鼓励、动员妇女、家属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外，少数企业插旗招工，以致 5万余人由农村、外埠涌入市区，出现第一次就业高峰。 1960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激增至120 216人，比1957年增加1.22倍；集体所有制职工达15 519人，比1957年增加 2.7倍。1962年随着工商企业调整整顿，开始大量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1963年以后，劳动就业工作的重点转向新增长劳动力的管理上。1964年，城区分别成立劳动介绍所，负责社会闲散劳动力的登记、管理、分配安置以及培训等工作。当年，根据“统筹安排，城乡并举，以上山下乡为主”的就业方针，动员、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及闲散劳动力784人赴农村参加生产，应外地招工185人，为国营企业补员391人，到全民所有制企业就业150人，从事个体劳动 286人。此外，安排临时性工作的5 966人次。1965 年试行亦工亦农用工制度，从郊区招收 1 263人，安排在林业、电力、化工、制糖等12个企业。加之，兴办街道生产服务站和“五·七”家属厂，社会劳动力基本得到安置。
　　“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动就业工作受到干扰，无统盘计划，仅为急需用工单位招收初、高中毕业生。1968年，纺织厂、造纸厂、电机厂、印刷厂等国营企业招收学徒12 540人。1969—1970年安排初、高中毕业生5 050人。以后历届毕业生，均动员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1976年后，根据上级劳动部门下达招工指标和补充自然减员指标，本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和节约使用劳动力的原则，为市内 43个企业组织招工14 296人。内有全民7 254人，集体7 042人，其中下乡满二年以上初中知识青年3 059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劳动就业方针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突破以往统包统配的用工制度，拓宽就业渠道。1979—1981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加上“文化大革命”10年积累的大量待业人员，使劳动就业问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市政府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安置就业。1979年，向阳区成立全省首家劳动服务公司，市属各区亦先后成立。1981年，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相继兴办劳动服务公司26个。同时，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动员年老多病的职工退休退职，安排子女就业。年末，全市共安置77 910人就业，其中全民所有制20 725人，集体所有制56 159人，自谋职业1 026人。
　　1983年，随着劳动制度的改革，在9个单位试行劳动合同制。当年招收合同制职工815人。至1985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招收工人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同时，严格控制农村和外地劳动力的流入，清理、整顿计划外用工，兴办劳务市场，扩大劳务交流，加强对待业青年的培训和管理，按照先毕业、先培训、先就业的原则，安置就业。1985—1989年，全市共安置49 661人就业，其中全民所有制 27 514人（合同制工人 21 658人），集体所有制 20 395人（劳动服务公司11 310人），自谋职业的个体劳动者1 752人。另安排临时性工作8 608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