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刑事检察 1955年4月，市人民检察院开始对公安机关提请批捕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活动，履行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的职能。
审查批捕 1955—1956年，刑事检察工作以审查反革命破坏活动、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重点，批准逮捕各类案犯258人。其中反革命案犯120人，占批捕案犯总数的46.5％；普通刑事案犯138人，占批捕案犯总数的53.5％。审理反革命案件，执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凡真诚悔过、坦白自首的均予从宽处理。1956年从宽处理21人，其中决定不予逮捕7人。免予起诉41人。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有56名反革命分子向政府坦白自首，悔过自新。
1957—1958年共批捕各类案犯788人。同时，在“左”的思想干扰下，一度出现混淆敌我界限，捕诉不当的现象。1962—1966年上半年，市检察院严格执行“少捕、少杀、少管制”的政策，批捕人数锐减。此间，共批准逮捕案犯437人，年均批捕87.4人。
1979年市人民检察院重建后，社会治安状况严峻。根据全国城市治安工作会议精神，配合公安、法院全力以赴投入打击刑事犯罪、整顿治安秩序的斗争。1979－－1982年共批准逮捕刑事案犯938人，年均批捕234.5人。并配合法院召开公判大会，以震慑犯罪，促进社会治安好转。
1983年7月，贯彻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关于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盗窃以及其它严重破坏治安秩序等7个方面的刑事犯罪分子执行“从重从快”处理的方针，至1986年7月共批准逮捕刑事犯罪分子1887人，其中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7个方面的案犯919人，占批捕案犯总数的48.7％，有效地打击了刑事犯罪的嚣张气焰。1987—1989年，市区两级检察院，继续开展“严打”斗争，共批准逮捕刑事案犯1140名，比前三年严打期间平均下降39.6％。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群众的安全感有所增强。
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工作始于1955年4月。当时的办案程序是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时向检察院汇报案情，如检察院认为可以起诉，公安机关则办理移送手续。1955—1957年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犯543人，经审查，向法院提出公诉485人，起诉率为89.3％。1958—1960年底，市检察院向法院起诉案犯1050人，比前3年增长93.37％。由于办案中贪多求快，加之公、检、法合署办公失去制约条件，办案质量有所下降。
1961年市检察院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制订出办一案一回头（总结）、月检查、年终全面复查的制度，办案质量明显提高。1961—1963年向法院起诉案犯498人，年终复查时未发现错诉、漏诉问题。
1979年，借鉴以往的经验严格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防止了冤假错案的发生。是年，向法院起诉案犯123人，法院均作有罪判决。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施行后，刑事检察工作进入依法办案、独立办案的新时期。在审理案件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个人审查，集体讨论，检察长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制度。1979—1982年共起诉案犯889人，办案质量保持良好。
1983—1986年，在“严打”斗争中共起诉各类案犯1967人。三年中，以7类案件为重点，执行“从重从快”的方针，即案发后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参与现场勘察、预审、核对证据以加快办案的进度。1984年“七·二六”特大强奸案，3名罪犯将1名女青年劫持到拖船上，轮奸蹂躏长达160个小时。案发后，在公安机关侦查预审阶段检察院派员参加，熟悉案情。公安局呈请批捕的当天即做出批准逮捕决定。移送起诉后两日内依法起诉，交付审判。
侦查、审判监督 1987—1989年共审查起诉案犯2476人，向法院起诉1508人，占审查起诉案犯总数的60.9％。侦查监督是伴随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进行的。1955—1965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案犯2462人，经审查不适用刑事处罚或不具备逮捕条件的203人，未批准逮捕。对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111人决定退卷，补充侦查，两项合占审查批捕案犯总数的12.75％。其间，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犯2325人，经审查，决定免予起诉68人、不予起诉14人、退卷补充侦查24人，合占审查起诉案犯总数的4.56％。
1979—1989年共审查批捕案犯4781人。决定不批准逮捕180人，退卷补充侦查195人，公安机关撤回163人，合计538人，占审查批捕案犯总数的11.25％。此间，审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犯6637人，决定免予起诉336人，不予起诉55人，退卷补充侦查1452人，公安机关撤回55人，合计1898人，占审查起诉案犯总数的28.59％。在审理上述案件过程中，检察院追捕105人、追诉88人，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发现其它违法行为时，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审判监督主要通过出庭支持公诉进行。建院初期，检察院认为有出庭必要或法院要求出庭时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因此出庭次数很少。1955—1965年共出庭17次。1957年，根据上级部署，凡同党的中心工作有关的、重大的、有教育意义的、有辩护人参加的起诉案件，均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发表公诉词，宣传法制，揭露犯罪，教育群众。当年出庭179次，发表公诉词179篇。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政法工作简化法律程序，出庭公诉次数大量减少。
198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正式施行，出庭支持公诉工作成为检察院行使监督职权的法定程序。凡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由检察长或检察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且监督审判活动。1980—1989年共出庭公诉2491次，发表公诉词2471篇。
在出庭活动中，公诉人发现法庭审判有违法行为时，及时提出，予以纠正。对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时，则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979—1989年先后抗诉32件，法院改判10件，其余维持原判或发回更审。
1955—1966年刑事检察情况
表31—4
单位：人
注：批捕、起诉两项均指案犯
1979—1989年刑事检察情况
表31—5
注：审查批捕、起诉两项均指案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