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恩远

　　曲恩远（1881—1947）　字子明，1881年出生于山东省黄县北宿曲家村一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于家乡读5年私塾，14岁离家到东北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投奔同乡李老述开设的信和成杂货铺，从学徒到柜伙前后共15年，掌握一套经商本领与经验。1910年来佳木斯，入股裕顺恒，投资2000元大洋。因其年轻干练，经营有方，加之能吃苦耐劳，不久即擢升为掌柜，随即将店铺名改为福顺恒。并打出“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卖棉花多给二两，卖布多量半寸”的招牌，以招徕顾客。此举使店誉大张，生意兴旺。为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曲又派妻子赴哈尔滨联系，独家经销美孚石油公司煤油。
　　1917年，曲投资于东门外松花江边开设福顺恒粮栈，低价收购高价抛出，又将大豆出口欧洲等国，小麦则运往哈尔滨加工面粉。此一进一出获得高利。为使现金不流出福顺恒，曲又使用新招：购粮时给售粮户只开白条，不付现金必须至本号购货或兑款。由于曲善于经营，商号利润逐年上升，经济实力愈益增强，名声日振。1917年，曲被推举为佳木斯镇商会会长，一跃成为地方商界八大家的巨头。自此，曲积极扩充其政治、经济势力，将手伸向同行，先后向福顺东当铺、依兰永升德当铺、桦川东升恒火磨等各投资数万元。曲成为股东后立即左右受股商号，操纵其经营活动，最终将其挤垮或吞并。福顺东当铺被挤垮后归曲所有，改名“福顺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社会秩序混乱，曲乘当时物资匮乏之机，于春节前从外埠购进大批年货，以高出往年50～100倍价格出售，鱼肉乡里，大获暴利。
　　1939年，福顺泰进入全盛时期，进货渠道扩展至国外，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地派出驻在员。总店下设26个部，日用百货，一应俱全。附有皮鞋、服装、糖果等5个加工厂，加上本地与外埠5个分支机构，从业人员共有530人，年利润达数十万元以上。
　　曲子明为控制这一庞大的实业群体，实行苛刻的管理制度。即：不录用当地人员；雇员一律不准携带家属；3年始可探亲一次，3个月内工资照发；店员不许随便外出，不许随身带钱；员工集体就寝，上锁后清点人数，按时起居。此外，在职员与工人的伙食上实行3个等级，差别极大。其工资待遇差别更大。如1938年，曲年收入为46800元，而下等工人年薪为57元。
　　日军侵占佳木斯后，曲丧失民族气节，积极投靠日伪政权，甘当汉奸，为日伪当局效力，欺压中国民众，先后充当佳木斯保长（镇长）、商务会会长、商团团长、红十字会会长、道德会会长、佳木斯协和会本部会长及廿日会长等职。上述团体均为日伪政权压榨人民的工具。其中“廿日会”则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曲在任职期间，积极鼓吹日满“一德一心”、“日满亲善”、“王道乐土”，支持“大东亚圣战必胜”，不遗余力地为日伪政权张目、效劳。曲在任“勤劳奉仕总队长”时，积极为日军抓派劳工残害百姓，中饱私囊。日伪统治后期，全面实行经济统制，对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濒临倒闭。曲则依仗日伪势力，操纵民用配给品经营，成为官方代理店。曲还积极攀附敌伪政权中高级官员与日军权势人物，扩展势力，巩固其地位。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曲立即改换门庭，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任佳木斯市地方治安维持会副会长。不久，维持会改为战后复兴工作委员会，曲自任委员长，网罗日伪残余势力，控制地方政权，等待国民党接收。后又与“三江银行”董事长李芸生密谋，以福顺泰名义发行大量支票，充当货币在市内流通，以此不兑现的支票囤积货物，进行投机倒把。并将日本“石油贩卖组合”留下的20万元资产私自接收。还从蒙古力伪军仓库提出各种机器、电动机、汽车、水泥和木材等大量物资，转手高价出售。
　　曲积极勾结国民党，派人去哈尔滨与国民党组织进行联络，他资助佳木斯国民党部活动经费，窝藏百余名伪满警察特务，私藏长短枪30多支，扰乱社会治安，准备迎接国民党前来接收。
　　1946年初，合江省政府和市政府曾对曲进行多次教育，争取其改恶从善。但曲万般推诿，执迷不悟，坚持与人民为敌，不思悔改。
　　1947年10月21日，在反奸清算斗争中，佳木斯市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及曲的种种罪行，以汉奸、反革命罪将其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