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身份的旅馆经理

　　沦陷时期，佳木斯有一些旅馆充当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据点。座落在通江街北段路东的福星旅馆就是其中的一个。
　　福星旅馆于1939年春开业。经理黄世逸，别名吟秋、跃臣。早年毕业于师范学校，1926年参加革命。1936—1937年，任东北抗日联军某部政治部主任。1938年，任北满（临时）省委特派员，在依兰县内以商人身份作掩护进行抗日活动。
　　黄世逸在依兰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曾经两次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1938年3月15日，日本关东军本部与伪三江省地方保安局、驻佳木斯日本宪兵队及各县宪兵分遣队统一行动，一夜之间，在佳木斯、依兰、汤原、桦川等市县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抗联人员和抗日志士300余名。日本宪兵分遣队从一被捕的学生董文福口中得知黄世逸是共产党的要人，便于当月31日晚包围了黄的住处。当时，黄正与地下党依兰县委负责人刘振研究对策。敌人闯进屋里，黄世逸一口咬定刘振是来给他修理电灯的。被捕后，二人口供一致。特务机关因未掌握刘振的情况，不久便将刘释放。黄世逸在狱中受到各种刑讯逼供，拒不承认。后来，特务将董文福弄来当面对质，黄被迫说出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在涉及党组织和人事方面的问题，他则机警地予以搪塞和回避。这从敌伪当年的审讯笔录中可以得到印证：
　　问：共产党的领导是谁？
　　答：第三国际。
　　问：住在什么地方？
　　答：海参崴。
　　问：你的领导是谁？
　　答：赵尚志。
　　问：住在什么地方？
　　答：北山里。
　　问：这里的地下党、抗日救国会都有谁？
　　答：各处都有，我才来不久，还没联系上。
　　黄为了应付特务的审讯，只是讲出几个已牺牲的同志和已投敌的叛徒。与此同时，北满（临时）省委得知黄世逸被捕，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营救。当时，有一个名叫石玉璞的大特务，以伪三江省林业组合的名义招收伐木工人进山采伐。省委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内线，要挟他把黄世逸营救出来，否则将干扰他在山里进行采伐。石玉璞为重利所诱，只好给他的顶头上司、日本宪兵队特务头子久富行贿，以把黄世逸留下做诱饵，放长线钓大鱼为由，将黄释放。
　　黄世逸获释不久，抗联三军急需将一部电台经依兰运进山里。黄接到任务后，在运送电台时被依兰县警务科发现，将黄逮捕，送到哈尔滨道里监狱，并被以“反满抗日罪”判处死刑。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再次大力进行营救。经过斡旋，大特务石玉璞不得不再次出面找其上司久富。经久富与石密谋，释放黄的条件是命黄充当日本特务，为皇军效劳。黄迫于当时形势，只好将计就计假意应允。随即以探家为由返回依兰。黄回到依兰后，千方百计找到党的地下交通员韩秀。经请示，北满（临时）省委同意黄以“日本特务”身份进行工作。黄世逸便返回佳木斯，在特务头子久富的策划下，办起了福星旅馆。
　　黄世逸在这个旅馆当经理，处境十分艰难。既要抓住时机为党工作，又要在敌特眼前不露破绽、避开监视。他采取向久富等重礼馈赠以表“忠诚”和善经营多盈利等办法，赢得久富的好感，给自己伺机为党工作创造条件。
　　1939年夏天，苏联派遣两名特工人员到佳木斯、鹤岗搜集日伪军事情报。其中一名在鹤岗被捕，另一名姓金的潜入佳木斯，住进福星旅馆。黄世逸发现此人行踪可疑，在考察、弄清其身份后，并协助其尽快完成了任务。金临行前，黄世逸与其商定，下次来时带些假情报，伪装叛苏投日，以取得“日本特务”身份，便于开展情报工作。不久，金再次来佳木斯，黄便引他向久富呈交了经苏联情报机关批准的假情报。久富信以为真，如获至宝，遂将金收在门下，使金获得有利的工作条件。
　　黄世逸的旅馆经理地位，随久富的信任日增而逐渐稳固。一次，抗日联军某部张团长在夜间撤退时掉了队，来到西郊四合屯王文举家隐蔽。特务刘化峰发现张的形踪可疑，将张带到福星旅馆。黄世逸从茶房口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利用查房的机会找张密谈。面嘱张团长称来佳木斯寻找黄世逸以投靠日本人。张依计而行。久富经过再三盘问并未发现破绽，便将张交给黄处理。后来，在黄世逸的妥善安排下，张团长顺利地脱离了险境。
　　1941年，日本关东军情报部派后藤大佐任特务机关长，久富被调往内蒙古王爷庙特务机关。后藤与久富不睦，关闭了福星旅馆，黄世逸亦随之卸任。1943年，黄世逸又到内蒙古王爷庙去“投靠”久富。狡猾的久富出于疑心，精心安排了一场反侦察。一天，久富找来黄世逸，说有一个叫欧阳品青的人藏有一部电台，很可能是个苏联来的间谍。命黄火速侦察破案。黄没有看破这一诡计，在接触欧阳品青时，便将特务机关要逮捕他的消息以实相告，催他赶快带上电台离开王爷庙。假扮间谍的欧阳品青将黄的言行向久富报告后，久富气势汹汹地向黄世逸追查问罪，已有数年应付敌人经验的黄世逸巧妙地辩解说：“我这样做，是诱他迅速起出电台，乘他携带电台之机加以逮捕，做到人脏俱获，有何不可！”久富竟无言以对。黄世逸又闯过一道险关。
　　解放后，黄世逸被安排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