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农业学大寨


　　1964年党中央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1965年成立了东宁县农业学大寨办公室。

　　1966年开始，县、公社、大队、小队各级领导，陆续去大寨参观学习。

　　1972年冬，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总结学大寨经验，对全县各大队进行了评定。学大寨的一类队34个，二类队55个，三类队13个。1975年 9月，国务院在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东宁县委书记王键参加了会议。

　　1976年，在全县评出 201个小队、63个大队为大寨式的大、小队，先后有三岔口、细鳞河、大肚川、东宁、道河、绥阳6个公社被评为大寨式公社，东宁县被省命名为大寨式县。

　　12月，县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德春去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王德春向党中央、国务院作了学大寨的专题报告。

　　1977年 1月，召开东宁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传达了北京会议精神，提出大批促大干、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口号。

　　1978年 2月，在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省委、省革委授予东宁县农业学大寨一面锦旗，给出席会议的东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福录披红戴花。

　　4月，东宁县被评为全国大寨县之一，在北京展览馆展出学大寨成果（每省只有一个）。

　　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工作做了重点转移，停止了推广大寨经验。

　　1981年2月，中共东宁县委认真总结了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向省、地委作了专题报告。

　　东宁县农业学大寨的主要问题：

　　（一）把抓阶级斗争当成学大寨的根本，突出一个“斗”字，把抓“走资派”当做学大寨的主要内容，致使一些大、小队干部遭到迫害。

　　（二）把“批资批修”当做学大寨的主要内容，批掉了社、队工副业，取消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

　　（三）把平均主义当做共产主义因素，盲目推行大寨分、政治分，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四）把大寨田当成学大寨的方向，不管山区、平原，一律要求修大寨田，破坏了成片土地，浪费了大批人力。

　　（五）把一刀切当成学大寨的经验，搞强迫命令瞎指挥，违背了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