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衣食住行 一、服饰
衣，东宁再开辟后，居民大多来自山东、河北，一般人穿短衣裤，富有者和官吏穿长袍马褂。服饰和关里无大区别，惟冬季苦寒，较富裕农民和车老板多穿无面老羊皮袄。贫困者穿棉袄用布带束腰。富有者穿绸锻面的羊羔皮、狐皮、水獭皮、猞猁皮大衣，外罩皮马褂，也有的外罩毡、呢大氅。妇女在家穿短衣裤，出门做客，夏穿长衫，冬穿棉袍，富有者穿皮袍。民国十五六年后，学生开始着制服，知识界开始穿西装。
伪满后期，官公吏穿协和服，城镇较富裕妇女穿旗袍，夏季穿短袖盖膝长衫。
1945年日伪垮台后，经过土改，男女一律穿灰蓝色短衣裤，干部穿吊兜服。五十年代后穿中山服，六十年代青年人多穿皮夹克，八十年代后逐渐推广西装。妇女服装从七十年代后期，逐渐向多样化发展，色泽上也日益多样。
布料从清时期的土布，民国时期的花旗布，伪满后期的更生布，解放初期的平纹布，五十年代斜纹布，六十年代的确良，七十年代中长纤维到绦纶、锦纶，八十年代趋向毛呢哔叽。
首饰，在旧中国时，是妇女必不可少的装饰品，头簪、耳环、戒指、手镯，是婚前男方必需代为购买的。贫困者买不起金的，也要买包金或银的。首饰大小多少，是衡量妇女富裕程度的标志。上层男人也戴戒指和怀表，在社交中显示优越。伪满时，人民日益贫困，加之怕伪警察特务勒索，戴首饰者日益减少。1945年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破除一切旧习，金银由国家统制，无入再戴金银首饰。1980年后，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沿海和大城市妇女，首先戴首饰，逐渐向全国推广，东宁镇已有妇女戴耳环、戒指等首饰。
帽，清末和民国初期多戴瓜皮帽上缀红顶，冬天戴大皮帽，农民夏戴雨笠，冬戴毡帽头和大毛皮帽，民国后期城镇春秋流行礼帽。伪满时夏季通行麦杆草帽，后期多戴日本战斗帽，妇女冬季围毛巾。
1945年解放后，干部戴八路军帽或八角帽，后改圆顶带遮帽。妇女冬季戴三角巾或围毛巾，八十年代后城镇妇女多戴毛线帽。
鞋，民国前城乡都穿自做布鞋，夏夹冬棉。农民冬穿靰鞡，夏天赤脚。民国后，冬多穿毡靴（俄语叫疙登克），商店老板和地主穿毡窝。民国十七八年后，少数教师和官吏开始穿皮鞋。伪满后，除少数穿自做布鞋外，普遍穿胶鞋，夏夹冬棉，穿靰鞡的日渐减少。1945年解放后，多数人穿自做布鞋和胶鞋。六十年代后穿压胶鞋、皮鞋的也增多，农民穿农田鞋。七十年代后，皮鞋逐渐普及，布鞋都从商店购买，无人再自做布鞋了。
袜，清末和民国初期，城乡都穿自做布袜，农民夏天赤脚，冬穿靰鞡不穿袜子。民国10年后，开始有线袜（洋袜），只限少数上层人穿。伪满后普及了线袜，不再做布袜。1950年后开始有尼龙袜，仍以线袜为主。1960年后，逐渐普及尼龙袜，穿线袜者日少。
二、饮食
饮食，一日三餐。民国前，农村秋收后，无事可做，多改为一日两餐，以小米为主食，辅以高梁米、包米
副食方面：当地盛产大、小豆类，豆油、豆腐、粉条较充裕，蔬菜农家自给，城镇也充裕。鱼、肉货源充足，但人民生活贫困，一般居民除待容和年节外，很少食用。农民家家养猪，除过年杀猪外，平时很少食用。
伪满时期，粮食进行配给，吃粮日益紧张，后期以部分橡子面代用。喜庆宴席，旧中国多系四人或八人一桌的六六席（六碟六碗）或八八席（八碟八碗）。伪满后农村仍按旧习，城镇多在饭店包席。
1945年解放后，经过土改，农民分到土地，粮食逐步缓和。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和定量供应。1958年“大跃进”后，粮食又趋紧张，副食奇缺。1962年由于允许小开荒和调整粮食收购政策，吃粮逐渐缓和。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粮食副食再度紧张。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自由市场，逐步放宽粮食统制范围和扩大水稻、小麦的种植面积，大米白面成为城乡人民的主食。副食也日益缓和，饭菜向多样化发展。
饮料，民国前主要是当地产高梁酒和黍米做的黄酒，民国后有绥芬河产的啤酒和“格瓦斯”，伪满时有日本清酒（沙丐），中国人仍以白酒为主。解放后除本地白酒外，外地产的各种瓶装白酒，种类繁多的葡萄酒和各类果酒源源上市。七十年代后，啤酒消费量逐年增多，八十年代后雪梅露又风行城乡。
三、住
三岔口开辟初期，来采金狩猎者多搭盖临时茅屋，遮蔽风雨。光绪七年（1881年）设招垦局后，占荒者有了土地执照，开始定居下来。早期多打土坯建房，当地遍布原始森林，木材较多，横梁立柱都用30厘米以上落叶松或红松，屋架上横檩竖椽，上面用成束高梁秸摆平勒紧，然后用草泥漫严，上覆小叶樟或芦苇（后期多用麦秸）。
住房多为 3间，一明两暗，两边住人，中间做厨房。住屋都系南北大炕，为使两炕共走一个烟囱，都有拐子炕。冬季没有取暖设备，靠两个炕面散热取暖，极寒时，掏一盆木炭火取暖。早期地主都盖东西厢房，外套围墙，四角设炮楼警卫。
约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后有了砖瓦窑（青砖青瓦），同时发现团山子石质优良，三岔口街内建房多用砖瓦，底层用方石、条石，异常坚固。
边远山区多以木材垛房，称“木克楞”，或挖地数尺，上支木架覆以草，称“地窨子”。
民国后，中俄贸易频繁，是三岔口繁荣时期。一些工商业者开始兴建楼房，如耀东公司、天德火磨、姜家楼、袁家楼接连在三岔口建成，但都是二层，农村仍是土坯草房。
伪康德 3年（1936年）恒兴昌商店在三岔口中大街路南建起一幢三层楼房，是三岔口唯一的一幢三层楼。
伪康德 6年（1939）年，县公署迁至小城子（现东宁），三岔口住房大部拆迁，东宁镇内新拉街基，仓促修建，虽多砖木结构，大多质量低劣。
1958年“大跃进”后，限制城乡住房建设，住房开始紧张，虽然从建跃进展览馆（1958年）和宾馆（1959年）起，公用楼房接连兴建，但民用住房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需要，加以伪满建的房屋大多质量低劣，需逐年维修和翻建，住房矛盾日益紧迫。直到1976年，逐年增加建房投资和一些民建公助措施，城乡住房问题日益缓和。进入八十年代后，不仅公用建筑向高大发展，民用住房也注意采光，上下水道，装土暖气等，朝宽敞舒适方向发展。同时开始兴建民用楼房，农村住房也日益普及砖瓦化。
四、行
三岔口开发初期，遍布原始森林，山峦重叠，没有道路，早期居民都系步行进入。随着人口增多，除双城子（俄境）至三岔口，可行马车外，都系崎岖山路。光绪八年（1882年）设屯兵后，开辟了三岔口通往宁古塔道路，可以通行马车，垦区之间也逐渐开辟出道路，大多崎岖泥泞，居民多靠步行。早期居民都系山东人（少数河北），乘船至海参崴再步行来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东清铁路通车，因三岔口至绥芬河间没有道路，人们都乘马车或步行去双城子，再转乘火车去绥芬河。
宣统二年（1910年），东宁通判张祖策倡办农垦公司开垦东宁北部荒原，同时修通三岔口至绥芬河道路，仅能通行马车。民国16年（1927年）开始三岔口至绥芬河的汽车客运。仅限冬春通车，夏秋季泥泞停运。
民国17年（1928年）汽车司机郑海山，从哈尔滨购进第一辆自行车。伪大同2年（1933年）1月，日军侵占东宁后，加紧开通公路，汽车、自行车逐年增多。伪康德元年（1934年）建成三岔口至红花岭、绥芬河轻便铁路（只供军需，1939年拆除）。
东宁出入须横渡绥芬河，无论行人和车辆出入皆须船渡。伪康德 3年（1936年）修建北大桥（大同桥），翌年完成，桥面东侧通轻轨火车，西侧通汽车。
伪康德6年（1939年）建成绥宁（西绥今河西桥东至东宁）铁路。伪康德7年（1940年）
建成兴宁（汪清县新兴至东宁）铁路。1945年冬苏军拆毁绥宁、兴宁两铁路，桥梁涵洞全部炸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恢复公路交通。汽车可通全县乡镇、农村。七十年代全县普及了自行车，八十年代轻骑、摩托已遍及城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