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寇的残暴统治

　　满洲国时期，日寇采取法西斯手段统治中国人民。为了限制人们的行动和言论自由，实行证明书、旅行证，抓政治犯、思想犯、经济犯，抓劳工服苦役等办法，使很多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家破人亡，人们提心吊胆，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现将搜集到的一部分事实记述如下：
　　一、国境证明书、旅行证
　　日寇规定，凡十四岁以上的居民，不分男女，每人必须持有警察队发放的“国境证明书”一份，一年更换一次；独身者每人发给旅行证一份，半年更换一次。如要外出必须携带到警察队签字，警察如不给签字，就不能通行。路过岗卡，逐一签字检验，漏掉一卡，捉拿问罪。
　　日寇就用这个紧箍咒，限制边疆地区人民的活动，进行残酷地镇压，血腥地统治。漠河县居民钟国仁上警察队去签字，警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钟国仁。因为钟国仁和中国人是同音，警察认为他说的是中国人（那时不许说中国人），就将钟国仁暴打一顿，打的死去活来。钟国仁为了避免再遭毒手，只好忍辱改名，最后越境投苏，避免杀身之祸。
　　二、收缴枪支弹药
　　满洲国初期，沿江一带居民，多数手中持有枪支。因为民国时期，沿江一带人烟稀少，在此居住多系独身汉，开酒柜带店房，也有的背小背过黑龙江去苏联，贩卖纸牌、白酒。苏方流氓歹徒有时乘黑夜偷越国境，来我方凶杀抢劫，因此，这些行商小贩与苏通商，除换取货币外，还换些枪支弹药，有的用以自卫，有的贩卖。为了防御苏方歹徒越入我境抢劫、凶杀，多数居民手中持有枪支。短枪有五风子、六轮子、七星子、驳壳枪，长枪有湖北造、汉阳造、套筒子、连株枪、别列旦科等等。
　　日寇入侵后，唯恐人民反抗，严格控制武器，进行枪支弹药注册登记，烙印发证。凡无印证者，以暗藏私枪论处。发证不久，一律照册收缴。从此私人手中无枪支弹药。
　　三、警察特务横行霸道
　　日寇强盗的铁蹄，踏在中国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任意践踏蹂躏人民。强奸妇女，霸占民妻，无恶不作。如康德五年，漠河驻军日本人高田，把工人徐世东的十三岁女孩徐淑珍奸污。康德十一年阿木尔日本中队长山田，为了霸占高云田的新婚妻子麻妮阿，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高赶出国境，霸去其妻。诸如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在满洲国时期，中国人民除了受尽日寇各种非人性的污辱和惨无人道的迫害之外，还受警察、特务的欺侮。他们狗仗人势，为非作歹，如额木尔的大特务周永祥，霸占张彝鑫之妻，被张用刀砍伤。张彝鑫后被捕入狱，过电、灌辣椒水，受尽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死在狱中。
　　四、史家店事件
　　康德十年冬天，漠河秋林公司经理米立果夫的妻子、日特密侦午列克，为了讨好日本特务，取得日特更加信任，并企图捞一笔金钱，竟不择手段诬陷好人，向特务股报告说：“史志顺店房通苏”。特务股将史家店秘密封锁，暗派特务潜伏在店内，封锁一个半月，旅客只许进不许出。被封锁在店中十几名旅客，仅有二人未受迫害，其余十几入与店主史志顺一样惨遭杀害，尸骨无存。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漠河县史家店事件。
　　五、要视察人
　　满洲国时期，警察特务对所谓“可疑”分子，在户口底簿暗暗给注上“要视察人”四个字，做为重点监视对象。邻里之间互相串门，聊天谈唠或者彼此经常往来，警察特务就暗地盯梢，监督调查，也在户口簿上注“要视察人”的字样。如到江上作业，或到江边捕鱼，被警察特务查知，轻则打骂，重者蹲监坐牢，甚至惨遭杀害，这些就是“要视察人”的实质。
　　六、莫谈国事
　　满洲国时期，对中国人民实行愚民政策，对世界形势发展和反法西斯战争情况，人民都不得知道。日本人将沿江三县人民封锁得非常严密，象铁桶一般，使你有耳无所闻，有目无所睹。不许集会结社，不许群言隅语，不许讲今比古，不许谈论国家大事，连店房、客栈墙上都贴着“莫谈国事”四个大字。如有不慎，谈论国事者，即以“政治犯”、“思想犯”送往矫正院监禁起来。
　　七、征兵
　　日寇侵略我国东北以后，积极扩军备战，梦寐以求吞并整个中国，进而霸占全世界。规定凡是年满十九岁的中国青年男子，都有应征“国兵”义务，体检合格者，就入伍充军。呼玛、鸥浦、漠河都有青年被征入伍。也有不够应征年龄的青年，被征当兵，谓之“志愿国兵”。
　　“国兵”体检不合格者，编为勤劳义勇奉士队，束装待命，等候召唤。一旦应召，即服劳役。发配何地，服何种劳役，期限多长，能否重返家园，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有些青年为了躲避勤劳奉士，抛家舍业，逃亡在外，饱受流离苦难。
　　八、抓劳工
　　日寇为了防御苏联进攻，唯恐中国人民起来反抗，在山隘要地，到处修筑营垒工事。从国内各地抓来大批农民、工人和城市居民，到国境来服劳役，称谓“劳工”。当时修筑从呼玛经过桦皮窑通往黑河的军用公路，就有几千劳工。有的劳工在栖林集修军事秘密阵地，有的修山洞，修特务机关，修地下监狱，修密审室，修地下杀人水道等等。在各工地的劳工，吃在工地，住在工地，与外界隔绝。工地设置岗卡监视，严密看守，以防劳工潜逃。给家邮封书信都很困难，形式上规定，书信必须经过检查，许可后方能付邮，实际上谁的信也邮不走，因此，人在何处，生死存亡，家中无法知道。父母想儿子，儿子想父母，妻子盼丈夫，丈夫念妻子，只好两地相思凄惨惨。
　　劳工患病，无医无药，只有呻吟待亡。有的病人还未死去，带着气就被抛进山谷，弃尸荒野，无人埋葬。无病的劳工，工程完竣之后，日寇唯恐泄漏军事秘密，就施以毒辣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杀害，尸体遍山谷，白骨满荒野，鹰啄鸦鹐，狐啃狼叼，惨不忍睹。无论是在漠河县栖林集修筑工事的劳工，还是在呼玛县河南屯修盘旋地道、筑军事暗堡的劳工，随着工程的结束，都惨遭杀害，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九、并村
　　康德八年日寇唯恐我边疆人民起来反抗，为巩固其统治，就实行并村、并屯，坚壁清野，用以强化统治。如将呼玛县北山口住户并到呼玛街里三闾，将小北沟的居民迁到西山口，限定时间，搬到新点，旧房拆除，如有违者，以“国事犯”论处。旧房不拆，届期烧毁。北山口是从七月十五日起到七月末为限，正是青苗在地，长势喜人，秋收在望的时候，农民无可奈何，只好含泪毁田盖房，日夜赶修。赵殿奎、张延厚（又名张福胜）和刘庆荣三家人搬走了，旧房没拆完，保甲所派人进村纵火烧房，三家的大人孩子，跪倒在地，苦苦哀求，终于无效。三撮房子化为灰烬。
　　鸥浦县城，原在倭西门岛上。日寇唯恐被苏联赤化，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于康德三年，强迫弃址迁移，从此就舍弃久居的故城，并迁到下地营子。
　　呼玛县金山镇下头陈永和地营子、孙雪庭地营子、杨宝鼎小沟等地居民一律并到金山镇街里，暖泉子附近地营子和炭窑，一律并到暖泉子屯中。
　　由于日寇实行残酷的法西斯并村政策，使三县中有的居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饱受灾难。
　　十、开拓民的遭遇
　　日寇在侵略中国以后，梦想永远霸占中国不走。为了在牡丹江地区宁安县宁古塔附近修筑军事设施，强占农民土地和房屋，遂于康德十年将宁安县的宁古塔、卧龙屯、罗成沟、二道沟、东三家子、孤家子、蛤蟆河子、洋草沟等十几个村屯，方园一百八十多平方公里，五百多户，二千多口人，完全强行驱逐故乡，净身出户，强迫迁移到呼玛县兴亚（现兴华大队）、兴安（现新民大队）、兴利（现宋家店大队）、日升利等屯，垦荒种田，名曰开拓。
　　从宁古塔到呼玛需走半个多月，除发给车船票外，每人每天只发两个烧饼，其余分文不给。临走之前，日寇宣传说：到呼玛有吃有穿有住处，生活幸福，物资丰富。可是，到呼玛之后，却是一片荒山野岭，吃住困难。家家户户用破炕席临时搭座席棚，四面透风，顶上漏雨。白天大蠓咬，夜里蚊子叮，早晚小咬受不了。夏天还算好度过，到了冬天更难熬。席棚四周用雪圈起来，棚上用茅草覆盖，里面整天不断火，烟气瘴瘴，孩子手脚都冻坏了。直到康德十一年春天，好歹二、三家插伙，盖一小撮小房，憋憋哈哈，人多住不下，挤的满满腾腾。夏天里面又湿又潮。冬天，破被都冻得粘在墙上。
　　这些“移民”到来之后，要吃没吃，要穿没穿。日寇“配给”一点油、米、面，开拓民大队长倪福合又从中盘剥，移民每人每天只能吃五两五橡子面，穿的更生布、麻袋片，赤着脚，露着肩。没有灯，夜晚点松树明子疙瘩、桦树皮照亮，不但把脸和脖子熏得漆黑，连鼻子眼都是黑的，日子实在难熬。
　　由于生活环境恶劣，吃不饱，穿不暖，日久天长，忧郁成疾。没有医生，没有药，患病无处去治疗。患病人吐黄水，多者几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就含悲而死。例如，新民屯王学山的老婆带着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在磨坊推碾子，孩子说：“妈，我不好受”，他妈就叫他回家去了。晚上他妈推完碾子，回家一看，孩子已经死了，孩子的妈妈一股急火，第二天早上也死了。王学山一家八口人，最后只剩一口了。家家有病人，家家都死人。新民屯的付春和家里二十口人，死了十七口，只剩下三口。谢连庆全家十一口，就剩二口。赵吉祥一家五口，死了四口，只剩下一个小孩。宋家店关永合全家十二口人，死了十一口。
　　死人最多的时候，都没有人往外抬。有的全家死光，如：新民屯孟传守一家十七口人全死了。付春祥一家六口死的一个未剩。宋家店吴庆荣，一家五口人都死了。宁荣一家四口也都死了。象这样情况很多。那时有首民谣：“开拓民真正苦，吃的橡子面，配给五两五，身穿麻袋片，露着脊梁骨，闹病无处治，人死没棺椁”。这就是开拓民生活真实写照。